回望和盘点散文的2020年，无疑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而在我看来，它更像一首内容繁复、结构恢宏的交响诗，其雄劲而瑰丽的鸣奏，给人们留下丰沛多元的艺术享受：一方面，许多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散文家，立足时代前沿，呼应历史脉跳，以自觉的人民意识和浓烈的家国情怀，写出一系列揭示人间正道，反映社会变革，表现生活美好和人性亮色的精品力作，以此构成年度散文的主旋律；另一方面，一些散文家遵从心灵的感悟与召唤，坚持从个性化的经验积累与知识储备出发，在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巨大时空中，实施多题材、多向度和多形态的发掘与创造，捧出一系列弘扬真善美的作品，从而在展示精神与审美创造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同时，形成了年度散文的多声部。
2020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系列关系到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的大事情。其中举国上下勠力同心展开的逐梦小康社会和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以深远的社会意义和巨大的历史开创性，吸引和感动了众多作家，逐梦小康、扶贫攻坚，成为年度散文的强大主题。
在这一主题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丁晓平探访井冈山脱贫摘帽样板村神山村的《可爱的神山》《那山那水那乡愁》，潘小平记述革命老区安徽金寨实施精准扶贫的《岭上开遍映山红》，任林举实录吉林省大安市青年党员李鸿君带领村民拔掉穷根、改变命运的《小窝卜村的“八〇后”驻村》，等等。这些作品通过多时空、多视点的描绘，铺开逐梦小康与扶贫攻坚的生动画卷。它们告诉读者的，不仅是扶贫干部的忘我工作和无私奉献；也不单是农民群众的吃苦耐劳与聪明才智；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先进性与优越性，以及其在中国大地上所显示出的强大生命力。
在脱贫攻坚、逐梦小康的历史进程中，一些作家不仅是热情的书写者、推助者，而且是直接的参与者、践行者，这使得他们笔下的相关文字别有一种真切和生动。陈涛曾到甘肃偏远村镇挂职两年，对今日农村情况有着深入观察和体验，他的《挂职见闻录》不仅写出了农村发生的可喜变化，而且直面农民身上尚存的某些弱点，从而为作品在乐观之外注入了一丝忧患。女作家朱朝敏亦是扶贫工作队的一员，她的文字更多关注贫困人群的心理困境与情感缺失，一篇《塔灯》讲述丈夫帮助帮扶对象修复婚姻创伤的故事，揭示了精神扶贫的不可或缺。周伟的《乡村词典》和金国泉的《扶贫记》，都是作家作为扶贫干部，在脱贫攻坚现场的亲历和采录。他们讲的故事不同，却同样贯穿着作家剪不断的故乡情结和丢不掉的农村生活经验，唯其如此，这些作品充盈着一种源于乡村生活本身的魅力，因而也别有一种真实性和代入感。
与此同时，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精神内核的散文创作持续开展，质文兼备的精彩之作不断涌现。丁晓平的《老渔阳里2号的百年时光》，遥望中国革命的起点，生动诠释了中国人的初心所在。王巨才的《那催人泪目的邂逅》写“我”瞻仰钱壮飞烈士陵园的情景，其情真意切的追思与缅怀，委实令人动容。焦凡洪的《在抗美援朝战场与巴金相处的日子》，借助一位老兵的日记，“激活”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巴金，让人们看到了作家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与共。王芸的《浩浩江流，巍巍屏障》聚焦长江边上的抗洪战场，撷取解放军战士的昼夜奋战，告诉人们岁月何以静好。裘山山的《静谧的林卡》，透过“我”的遇见，凸显高原军人习惯成自然的忠诚与坚韧，传递出一种默默牺牲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剑钧的《生命里的大河》让“一条大河”的歌声，在生命长旅中一次次响起，从而化作“我”对祖国的深情礼赞。这些作品因为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原色与价值导向，值得珍视和弘扬。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搅扰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同时也引发了作家面对灾难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一时间，以抗击疫情、守护生命为主题的散文纷至沓来，成为2020年度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表达则大致呈现三种路向：
一是记述疫情之下“我”的生活、工作以及所见所闻和内心世界。池莉的《隔离时期的爱与情》、叶倾城的《武汉“围城日记”：明天是新的一天》，不约而同地锁定疫情肆虐的武汉：困在城中的“我”和我们，固然不无抑郁和烦闷，但更多的是淡定、体谅、乐观和感恩，从而展现出国人面对危难依旧葆有的悲悯情怀与善良品性。习习的《庚子年，春天四节气》、尔容的《在汉口当“守门员”》，均写到身为文艺工作者的“我”，下沉到社区帮助防疫“守卡”的情景，平实而略带诙谐的讲述，浸透了温情和豁达，传递着生活美好和人间大爱。陈蔚文的《庚子：冬过春时》、范晓波的《仙境》，或诉说疫情下的阅读心得，或表达宅居中的美景向往，都是值得静心体味的好作品。
二是关注和赞美疫情中的逆行者。李舫的《与你的名字相遇写给白衣战士》、西篱的《后方亦是战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与方位聚焦战“疫”中的白衣战士，那一个个临危不惧的身影，那一幕幕救死扶伤的壮举，连同沛然其间的崇高的奉献和牺牲精神，编织成感人至深的英雄群像，令读者久久难忘。
三是从历史或文化的高度，审视或反思这场疫情。在这一创作思路上，王蒙、冯天瑜、韩少功、王威廉等作家学者都留下了启人心智的篇章。其中韩少功的《聚集：有关的生活及价值观》从经济、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对人类社会的聚集现象作了客观辩证的剖析，进而建议后疫情时代的人们，重新定义自己的幸福观，可谓直面当下，语重心长。
以新的环保理念对话生态自然，是散文创作新的增长点。2020年不少散文家选择生态自然作为创作题材和主题，表现生态自然的散文作品，不仅数量日趋增多，而且整体质量也稳步提高。
李青松的《哈拉哈河》和《哈鱼》，是生态散文的重要收获。此二文专注北方的江河，行文落墨有形象也有故事，有观点也有知识，有筋骨也有温度，让人既感受到自然之美，又懂得了生态奥妙。傅菲在《雨花》《青年文学》《湖南文学》等刊物发表生态散文，其作品多从生命经验出发，通过“我”对天地万物的仔细观察和深情体味，彰显了生态自然之美以及它对于人类的家园意义。长期致力于生态自然写作的哲夫、郭雪波均有新作问世，前者的《大地上的风景》和后者的《阿娜巴尔》，都为读者提供了领略大自然的新景观和新路径。安然喜欢在自然山水间安放身心，一篇《在深深的密林里》把这种感情和体验诠释得酣畅而细腻。彭程的《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原本是“我”对外国自然文学的读后感，由于其思绪灵动，笔调柔婉，且满载作家对生态自然的别样理解与体认，所以同样不失为生态文学的精品佳作。
取材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是生态散文的又一特点。苏沧桑的《春蚕记》讲述作家同养蚕专业户一起隔空养蚕的一段经历，文中的“我”对于蚕丝文明的渐行渐远难免有几分无奈，但她对蚕宝宝，对昆虫、绿叶和大自然的由衷喜爱却始终在场。此外，肖复兴的《花间集》、赵丰的《聆听鸟语》、张映姝的《养花记》、柴薪的《草木在左，文字在右》、东珠的《昆虫的早餐》等，也都是人与自然对话的好作品。
大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回归和广泛传播相关，20世纪90年代曾备受瞩目的历史文化散文，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相对沉寂之后，到2020年再度出现兴盛的迹象，成为年度散文多声部中最富表现力的一种。
首先，一批由名家创撰、质量较高的历史文化散文集集中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至少有：张炜走近苏轼的《斑斓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充闾梳理国人精神文化轨迹的《文脉：我们的心灵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徐风发掘江南人文脉络的《江南繁荒录》（译林出版社），詹谷丰的专注东莞先贤和历史的《半元社稷半明臣》（长江文艺出版社），陆春祥在历史中做逍遥游的《九万里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同时，单篇历史文化散文亦多有佳制：李舫的《南岳一声雷》倾心对话思想史上的王夫之；杨闻宇的《重读李清照》引入女性视角解读李清照；刘上洋的《万寿宫：江右商帮的精神殿堂》细致探寻江右商帮命运沉浮的深层原因，均系言他人之鲜言，具有显见的原创性。而《钟山》杂志的两个历史文化散文专栏由王彬彬撰稿的“栏杆拍遍”和由潘向黎泚笔的“如花在野”，或重述近代史实，或新说清词丽句，更是烛幽显微，琳琅满目，几乎篇篇精彩。
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李敬泽、祝勇和李修文三位作家，似乎都启动了新一轮探索，因而值得格外关注李敬泽继续编织他的“小春秋”，但在《〈黍离〉它的作者，这伟大的正典诗人》之后，突然谈起了《红楼梦》，其相继推出的《芹脂之盟，那几个伟大读者》《石头，雪芹所在之地》，不但串联起红学史上的各种“桥段”，而且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种种规律化作灵动的点染融入其中，尽显一种杂花生树、举重若轻的能力。祝勇继《故宫六百年》之后，在下半年的《当代》杂志写起“故宫谈艺录”，其新作《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欧阳修的醉与醒》等，将古人看重的义理、辞章、考证，统筹兼顾，融会贯通，使笔下作品生出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李修文在《当代》《天涯》《红豆》等多家刊物谈“诗来见我”，作家这类文字的突出特征，在于从古诗的意境里发现了“我”的在场，或者说用“我”的感受激活了古诗的意蕴，这时，作品由于实现了古人与今人跨时空连接，所以读来自有一种深切与开阔。
文体探索与创新是年度散文观察不可或缺的纬度。在这两方面，2020年散文创作尽管不能说成就卓著，但仍然展现出扎实、积极的势头。一些散文家用风姿独异的文本和别出心裁的劳作，进行了自觉开拓与潜心实验，且不乏可喜的收获。
刘琼在《雨花》开辟散文专栏“花间词外”，全年12篇作品的核心意象均取自古人的咏花诗词，但由此展开的书写并非单纯的诗词赏析，而是围绕核心意象进行多路径的疏通或辐射，其一系列旁逸斜出、旁搜远绍，看似信马由缰，但最终平添了作品的意蕴与生趣。黑陶的《寻访明代郑之珍》旨在史海觅踪，行文却不一味钩沉稽古，而是将被寻访的古人和“我”在现实中的寻访，化作两条线索和两个板块，令其穿插映衬，结果不仅避免了叙事的呆板与沉闷，而且为作品主人公建立起一种由古迄今的地理和民俗背景，便于读者感受与认知。王芸一向注重散文表达的新颖和有效，其再现传统傩舞的《观傩记》，用“现场篇”“画外音”“采访篇”“资料篇”等不同声音结构全文，经过妥当的穿插调度，不仅省却了若干过场文字，使行文趋于精练简洁，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作家视线的转换与交叉，从而使对象获得了多侧面有深度的呈现。朱强拥有自觉的文体意识，泚笔为文不但在构思和布局上煞费苦心、力臻工巧，而且很注重语言修辞层面的现场感和陌生化，以及相关的知识性融入和历史感营造。其讲述一位画家因遭遇商品规则戏弄而感到精神幻灭的新作《画展记》，正可作如是观。谢宝光对散文文体的探索堪称勤勉而执着，其新作《歧路》等明显打破了散文惯用的时间链条和空间秩序，而大胆引入了先锋小说所擅长的叙事圈套，以及用描写替代叙述等表现手法。只是这种跨文体借鉴似乎又没有从根本上解构散文作为“自叙事”的特征，“我”的视线始终在场，唯其如此，这样的探索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