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描述一个人谈何容易！尤其是巴老，我说难，不仅因为他在我的印象中如同一个世界。他的读者撒在世界各地，他写了那么多动人的书，自己也是无数令人沉思和落泪的故事的主人公。这么一位思想和情感都十分深沉的大师，经常给我的感觉却是一块纯净的水晶……我从哪里下笔？同样是这事，对于冰心老太太来说就容易得多了。我素来钦佩冰心描写人物的机智。不经心的几笔，人就活起来了。我读过她那本以“男士”名义发表的《关于女人》的散文集，真写绝了。她对巴金的人品文品了解透彻。
1983年冰心听从上海回来的人说，巴老常一人坐着看电视，便说老巴心境压抑，不痛快。冰心正在写一组《关于男人》的系列散文，首篇已给《中国作家》创刊号。她常笑着说：老巴就是我这组散文里的“候选人物”，我肯定要把他写进去。我想她准能写好巴金，没错，因为我常常从冰心关于巴金的片言只语的闲谈里，加深了自己对巴老的了解和认识。 1984年10月，巴老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前夕，我和几个中青年作家约好给巴老去贺电，11月25日又是他80寿辰，我们怕他应酬多一时滞留回不来，打算提前给他祝寿。恰巧这是个星期天，一个相当暖和的初冬。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邮局，我信步走去。这三源里邮局还真有点现代化的派头，宽敞，明亮。我花一分钱买了张电报稿纸，正要填写，突然发现一个电话间是空着的，不是长途，是市内公用电话，真难得。何不利用这个机会，问候一下多日没见的冰心老太太呢？我高兴地走进去，将门关严。我要痛痛快快地给她打个电话，长长的电话。“吴青在吗？”我叫通电话，立即报出冰心老太太女儿的名字。“不，我是吴青的妈！你在哪儿能打电话？”
近两年，我在想念她时，就给她打电话致候，但又怕这样反而打扰了她。见她手持拐杖不大轻松地走路，我下决心以后万不得已不给她打电话。有事就写信。一次冰心听说我从上海回来，来信问我去看巴金没有？近况如何？我当即复信禀告。不几天，收到回信，开头批评我字写得潦草，辨认不出。叫我以后有事还是打电话。从此，我就心安理得地与她通话了，电话里常常谈到巴金。她问我，老巴胃口怎样，我说见他与家人一道吃，吃得蛮好。冰心说：老巴对别人无所要求，安排他吃什么，他都满意，他吃食简单，总怕费事麻烦人。有次冰心在电话里小声地问我，最近她才听来人说，老巴几十年从不拿工资，是不是有这事？她说老巴从来没有和她谈过这件事。我说我也听说是这样。我还告诉她一件小事。有一回巴老来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中国作协秘书长说巴老的飞机票别忘了替他报销，叫我代办一下。后来听巴老的女儿说，巴老意思还是不报为好。冰心听了这些情况，她笑着说：“巴金这个人……”“巴金这个人……”这句话里包含了多少东西，随你想去吧！
1982年11月，张洁、冯骥才和我三人，正在新侨饭店参加一个文艺座谈会，突然听说巴老摔跤骨折住医院了，我们急忙下楼拍了一封慰问电。我们虽是一片真情，但电文却是几句公文式的套话。谁知那封电报竟给巴老带来了慰藉，这是他接到的第一份慰问电。巴老就把电报放在枕边，一会儿拿起来看一看。这回可不一样了。我们决心联名给巴老拍一个有趣的能逗他发笑，哪怕让他只笑一秒钟的电报。请冰心老太太出个词儿。她称赞我们的这番心意，说“巴金准高兴”，“让他高高兴兴地上飞机。”她说，电文越随便就越亲切，巴金这人辛苦一辈子，勤奋一辈子，认真一辈子，这次去香港，叫他好好休息，尽情享受，别累了，别苦了，住得习惯就多住几天。我提醒说，万一巴老11月赶不回来，这份电报是否可以预先祝寿，冰心笑我太心急，“到时回不来，我再领衔专发贺电！”她要我加上吴青的名字，说这回你们小字辈出面。我得意地将电报稿递给译电员，他看了电文，又望了望我，笑着说：“‘好好休息，尽情享受’，真有意思！”“好好休息，尽情享受”这是我们真心的祝愿。我朝译电员笑着点了点头。这点头又是很认真的。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为了叫我放心，连声说：“上海，巴金，三小时准收到。”冰心常嘱我见到巴金或和小林通电话时，具体地将她一些很少为外界知道的近况告诉他，她说老巴很挂念我。
1984年，叶圣老住院，冰心偷偷地去看了他一次，他俩还谈起巴金的近况。冰心自1980年骨折以来，从不外出看友人，这是破例，她不愿更多人知道。 1985年冰心爱人吴文藻教授去世，巴金深为悲痛。冰心说，我暂不给巴金写信，你将一些情况告诉他，叫他放心，我好好的。过了不久，吴青写信给巴金，巴老在给吴青的回信中说：“吴青：听泰昌说文藻先生逝世，非常难过。想写封信给你，但手抖得厉害，而且这个时候讲什么话好呢？我只能说：‘务望节哀！好好地照顾你母亲！’我知道冰心大姊是想得开的。请她多多保重。……”
1986年5月18日上午10时，冰心应北方月季花公司邀请去花房赏花，得知这个消息，10时40分赶去看望冰心。关于两位老人在月季花丛中相会的情景，冰心当天下午叫我去，说给我听，我随即写了一篇散记发表在《文艺报》上。文章见报后，冰心又叫我去，详细对我说，叫我告诉巴金。我说巴老看《文艺报》的，他肯定会知道，但冰心说，你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你写的内容是听我说的，我上次说给你的是打算公开的，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再给你讲，告诉一下巴金，也让他高兴，文藻去世后，他一定担心我情绪不好。冰心是巴金倡议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最热情的支持者，她将巴金心想的事当自己的事。为了文学馆的馆址、地皮，她亲自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还积极捐赠自己珍藏的手稿，1986年3月24日，冰心开始捐赠手稿和有关资料，第一批为手稿95件。1986年12月27日，冰心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我向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一文，她在文中说：“这馆是在我的好友巴金倡议下成立的。大概是去年吧，我已将日本作家朋友送我的九十多本日文著作捐给文学馆了。近十年来，中外朋友的赠书越来越多，我的几个书架放不下了，只好先打发一些。我还和舒乙他们说好，将来我书架上的书，凡是有上下款的全都捐给他们，现在就先送走这批字画，这里面有汤定之、陈伏卢、沈尹默等老前辈的字和画，时人萧淑芳、胡絜青等的字和画，其中最多的是赵朴初同志的字，因为他常把近作的诗词寄给我看。此外还有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画等。那天舒乙他们来了，看见我桌上的那一大堆字画卷轴，就摇头说：‘这些珍品可不能捆起抱走，得用车装！’第二天他们果然开了辆面包车来了，当他们几个人轻轻地托起这些字画下楼去时，我忽然觉得欢快地‘了’了一桩大事，心里踏实得多了！现在仅有的是挂在客厅墙上的吴作人的熊猫和梁任公前辈替我写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一副对联，还有卧室兼书斋的墙上挂的我的祖父子修公自写的诗，赵朴初的字，以及陈宇化画的玫瑰花，上面有黄苗子题的诗。以上这几幅字画，将来我‘走’后也都要捐给文学馆。”巴金和冰心大姐之间的亲密友谊，同时也渗透到两个家庭的孩子们之间。巴金每次到京总要去看冰心。
1977年10月，巴金“”后第一次随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团到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因是集体行动，早上火车到，晚上火车返回，没有看望任何朋友，只给冰心写了一封信。1985年4月4日，巴金出席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仪式后就去了冰心家。李小林、李小棠来京每次都要代巴金去看望冰心姑姑。1986年，作家出版社约我主编一本新时期《十年散文选》，在选冰心散文作品时，小林建议我就选那篇写玫瑰花的。小林还提醒我，去看老太太时“别忘了给姑姑送玫瑰花！”从此，我去冰心家都不忘送一束玫瑰花。冰心给人的永远是一副精神的面容，她生活在玫瑰花丛中。冰心为什么那么钟爱玫瑰花？她回答说：“因为她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她独特的风骨！”1989年，冰心90大寿时，受巴金委托，我代巴金送给冰心一盆90朵玫瑰花组成的大花篮，冰心高兴地说：准是巴金叫你办的，他了解我的心意。 1980年冰心最后一次访问日本后，因病就再没有出访了。1989年台湾有关方面邀请她和巴金去访问，冰心和巴金多次相商后，同意接受邀请，待天气暖和些时去，后因双方身体等原因未能成行。冰心很惦念在台湾的老友，很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冰心多次对我谈起，看来她今后没有机会和巴金一起出访了。
1985年，《中国作家》创刊，创刊号上，主编冯牧约我写一篇关于巴金的散文。初稿写出后，我曾专门去天津骥才家，请他看看，他帮我修改了几处，并建议题目就用“巴金这个人……”，但他提醒我，原稿一定请冰心老太太把关，他说，“巴金这个人……”这句话，说得好，只有老太太能说出，既是她对你说的，她看了这篇文章，认可了“巴金这个人……”是她说的，作标题就没问题了。我回京后请人工整地抄了一遍，送给冰心。她同意帮我看，第二天她来电话叫我派人去取，并附了一封给我的短信。后来我在与冰心通电话时，她说：题目我同意，“巴金这个人……”是写不尽的。巴金和冰心之间的友谊是文坛公开的佳线日冰心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此际当以同怀视之”。巴金1994年5月20日给冰心的题字：“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两位文学大师纯真亲密的友谊是文学史永远值得研究，但难以穷尽的文学话题，我以为。《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