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早上，住厌了都市的人，单是在火车里，看见了蒙着薄雾的青色秧田，开着柠檬色小花的棉地和门前系着一两条黑色水牛的人家，已够心情爽朗了，何况在终点地方，欣欣迎人的，有点缀着海面的茶褐色的风帆和掠人衣袂的湿润海风呢。
鹤见佑辅论夏天的旅行： 太阳将几百天以来，所储蓄的一切精力，摔在大地上。在这天和地的惨淡的战争中，人类当然不会独独震恐而退缩的。大批的人，便跳出了讨厌透了的自己的家，扑到大自然的怀里去。这就是旅行。
这样看来，在暑天，旅行的人倒仿佛近于战士的了，其实呢，比如此次的游吴淞，我只觉得是不折不扣地偷闲而已，同自然抗争之气，是一点也没有的。倘真以炎天之下的远足为勇敢，则那些终日留在机器两侧锅炉旁边流汗的人，敢说他们是懦弱的吗！也许鹤见氏的话是对的，不过这只适合于向夏日炎炎正好眠的胖子们说教吧了。
旅行，是娱乐，尤其在夏天，这娱乐，应该普及到一切的人们，虽然，在此刻，又能算作梦想，但将来终归是会实现的。
在堤上当风走着是惬意的，就是把一双足酱在泥灰寸积的村道中，也很愉快的，因为人在但见屋瓦墙砖的环境里面脱逃出来，便好像得了莫大的解放似的。
坐在一家卖汽水的茅草店内，望见了海面天空和田野，人便觉得是做了大自然的儿子，躺在它的怀中一样。海风作声地吹着，依着藤椅就想呼呼地睡去，虽然我们的唇间，都在不时地流出使人不易倦怠的孩子气那样的话语。
藤桌旁边的泥地上，螃蟹悄悄地爬着，我们不去捉它，也不作声惊动，只是带笑地看着，让它自由自在的。
在村中饭店去，路过芦苇丰盛的池塘，便觉得在我们缓缓步去的足声中，应该有二三只野鸭，蓦地惊飞起来。虽然结果是野鸭一只也没有，但却想起屠格涅夫在《猎人日记》上所写的那些打野鸭的场面来了。因此我们在日光下，信口开河地谈话，便搭着了《猎人日记》这只船，开到了小说的海洋上面。
虽然在这儿并没有看见椰子和芒果的树荫，但望着了精雅的洋式饭店，和店前草地上啜饮咖啡的白人，就好像我已回到了新加坡的海滨公园和仰光的绿绮湖畔一样。
然而，实际上，倘若这时拭着额上的汗，在绿绮湖畔散步，或是海滨公园闲坐，我相信，一定是要更为愉快些。因为，至少不会在绿荫蓬草之间，看见了残缺的墙，和一片乱瓦，那些以往的战事痕迹。
来吧，咱们到田野去，我的心上人！收获的日子已经来临。庄稼丰收在望，使它成熟的是太阳对大自然的爱恋所发出的热量。来吧！别让鸟雀赶在前面，夺去我们辛劳的硕果；别让蚁群赶在前面，毁掉我们的土地。快来吧！让我们撷取大地的硕果，正如爱情在我们的心田深处播下忠诚的种子以后，心灵将撷取幸福的硕果一样。
快来吧，我的女友！让我们以草地为芦席，将蓝天作锦被，头枕一捆柔软的干草，在一天劳动后小憩，聆听河谷里淙淙流水的细语。
安平人念及孙犁，只是一位作家，仅此而已。即使在老家孙辽城的街面上，也未必有多少人摸底。孙家旧宅已经拆了，成为宽敞的过道。唯独滹沱河的风沙依旧从村北吹来，轻轻掠过矮林的树梢。
孙犁在《无为集》里收了一篇取名《老家》的短文，说自己12岁离开家，行居无定，到了晚年，再也不可能回老家来住了。他悲凉地写道：“从我这一辈起，我这一家人，就要流落异乡了。”“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从安平到天津，四五百里，并不太远；然而，凝结着乡愁的诗句却总伴着三更残梦，跟头趔趄地跋涉在冀中乡间的土路上。不是迷路，就是下雨，望着老家回不去。直到气喘吁吁地急醒，窗外正是满天星斗。
车到孙辽城，我的眼泪也来了。陪同的本地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孙犁对这座村庄的依恋。如今，他人已作古，遗憾长留在文字里。若非有缘，何以我会顺着他的愿望来了呢？村里的干部黑瘦，爽朗，光着脊梁。边引路，边埋怨：“孙犁那房子，早拆了。什么也没有啦。”
果然，一根旧草刺儿都没有，盛夏的风有气无力地吹拂着。街上，光脊梁的老人或者光屁股的孩子，远远地站着，眼睛一眨一眨的。在他们看来，孙犁太遥远了，至多是跟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牌位。至于孙家拆房捐小学的事儿，知道的人也不多。
孙犁《故园的消失》里记载那段历史。村里建小学，没有钱。老支书带着两个人跑到天津化缘。孙犁给了两个方案：或者干脆出两千元；或者舍去自家旧宅变卖，外加一千块赞助。末了，还是决定拆房。村里乡亲是高估孙犁了，以为他是名人，必定手头宽绰。孙犁当面取出一册新版散文集，说：“这样一本书，要写一年多，人家才给800元。”何况，人老了，也写不出多少东西，哪来大把的钞票？
先前，孙犁对老宅的态度是：“也不拆，也不卖，听其自然，倒了再说。”“那总是一个标志，证明我曾是村中的一户。人们路过那里，看到那破房，就会想起我，念叨我。不然，就真的会把我忘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孙辽城的小学建起来了，孙犁付出了超过一本书的稿费，老宅也被连根拔掉。
陪我的村干部连声唏嘘，表示要向上边申请一笔钱，重建孙家老宅——这可是个馊主意。《红楼梦》里说“玉山倾倒再难扶”，文化景观难以复制，哪有想建就建的道理？我埋怨孙辽城人短见，甚至刻薄地说：“让让你们就上炕啊？叫拆房就拆，幸好没把老孙家祖坟刨了去！几百年也出不了一个孙犁，你们错过了这段因缘，恐怕再也不可能有机会了。”这话，令村干部大为不快。
孙家老宅西侧立起一座新院子，主人是孙犁的堂侄，他曾在天津伺候了伯父十多个年头儿。攀谈过后，我极为扫兴，他竟并不清楚朝夕相处的伯父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文学宗师。慢说墨迹遗物未曾留下，即使他家仅有的一本《风云初记》也是破破烂烂的，像小孩子撕扯涂抹过。不过，孙犁少有的几次回乡，确实住在堂侄的房舍里，葱炒白菜、玉米面粥，老人吃得满头大汗、啧啧有声。孙犁回乡抱着近乎谦恭甚至卑微的态度，离村老远便要下车步行，逢人总要热情地招呼。离开时也是如此，一直上了村南岔道，还低声问堂侄：“碰不到咱村人了吧？”确信无疑后，才登车远去。
这种习惯，老作家杨润身也同样保持着，他是孙犁的老朋友。据说，上世纪50年代末，杨因为“反右倾”倒了霉。亲朋故旧退避三舍，唯有孙犁，青衫布履，登门探望，他嘱告“往宽处想，要坚强”。杨润身哭了。他捧出一把大红枣，一颗一颗地数着，说：“这是我的老母亲，在生产队的果树下捡来的。一共50个，送你10颗。”接过红枣，孙犁的眼泪也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对于故园，杨润身更幸运，他可以常年泡在平山。孙犁却只能在孤独的文字里回家。他说：“那里的河流，确已经干了，但风沙还是熟悉的；屋顶上的炊烟不见了，灶下做饭的人，也早已不在。老屋顶上长着很高的草，破陋不堪；村里故旧，都指点着说：‘这一家人，都到外面去了，不再回来了。’”
如今，孙辽城再不见属于孙犁的那缕炊烟，他似乎成了一段无关痛痒的传说。我怅然离去。当夜怎么也睡不着，便拨通电话找人诉说：孙犁的长子孙晓达、孙犁的学生从维熙，以及老作家杨润身。借着仲夏的明月，互相谈了很久，有关文学、孙犁、故园和炊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