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河北衡水作家冯书根先生在通读了《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后由衷发出这样的慨叹：为什么这八大家的散文时隔千年，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被一代又一代读者吟诵传唱，经久不衰？在他看来，散文，是一个声音呼换另一个声音。作者与读者在文字旷野里相遇，更是散文独具的殊胜之处。在散文的辖区，笔勾往事，文露真情，作者与读者携带各自的行囊，各补各的人生破网，却在某个神秘时刻，在文字里相遇，彼此相视一笑，挥手一别。为了这神秘的、萍水相逢的片刻，他也会继续写下去，送给有缘人。
读者至此方知道，这原来是一篇充满了感情的怀念文章，而前之“失笑喷饭”和后之“哭失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震憾人心，读者阅读情绪的挫折感，有利于对作者悲痛情怀的体会和理解，此文因此而得到奇特的收敛。文中不论是喜是悲，都表现了二人之间亲密无间的感情。但本文打破了悼念文章的寻常格式，随心挥写，无拘无束，笔调疏落有致，实属一篇奇文，至今尚无第二篇类似文章可与之相媲美。
苏轼作为文学家和艺术家，能从绘画和书法等门类中领略出不少艺术的真谛，又往往通过题记等形式表达出来。除了上述关于“成竹在胸”的理论外，他在《书吴道子画后》中总结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创作规律，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指出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特征等等。
苏轼一生中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书信，其中不少可以看作是史料，对我们研究苏轼的生平、思想极有帮助，著名的如《与谢民师推官书》《与王庠》等集中体现了自己的文学观。
苏轼文集中赋的数量不是很多，存二十五篇。但仅前后赤壁赋就使得他在赋体文学史中有不可替代之地位。这两赋相隔仅三个月，而有着迥然不同的气象，并同时成为名篇，集中体现了苏轼的文学才华。《前赤壁赋》以议论为主，前段述景曰“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巧妙地勾勒出一片清冷的水月世界，这一世界由于其空虚澄明而荡涤人的精神，对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的宁静和永恒使得人类短暂的生命显得如此渺茫和虚无。苏轼借客人之口，唱出了逝者如斯，英雄不在再，求仙不得的悲歌，情足感人。这一主题多少年来一直被文人所吟唱，而苏轼却能在此之上，看出“变”与“不变”的相对性，再凭空翻出一道筋斗，另营一翻意境：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所共适。
人从自然之客，翻然而为自然之主，并在对自然的欣赏享有之时，领略到永恒的妙趣。此是何等眼光，与前人相差又岂止千里！《后赤壁赋》则写冬之山月景色，渲染了其幽峭凄冷，孤寂悲恐的气氛，并以迷离恍惚的梦境作结，又显出了无限的怅惘。
这两赋不但造语圆润，述境真实，更为可贵的是，它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赋体形式。它不同于传统的骚体之赋，也不同于骈体之赋，而是不拘格套，欲韵欲散，惟意所适；写景状物，记言记事，亦与他文无别。后人名之为“文赋”是比较恰当的。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日行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说》）
苏文在当时即负盛名，李绍、陆游、李贽等都给予其很高评价：苏轼的文章无论是在体裁、内容还是在表达方式上，都是多姿多彩的。概括而言，其创作特点为“行云流水，姿态横生”最为贴切。
苏轼散文的历史贡献，在于他完善了古文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古文的表现技巧，融通了一些不同的文章形式，提高了各种文章的表现力和艺术性，使明白晓畅、平易自然的文风成为有宋一代和此后历代散文作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同时他还培养了一大批古文人才。由于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和他虚心真诚的待人态度，他已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有着很大的号召力。苏轼以其卓越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使得欧阳修等所倡导的北宋古新运动立于不败之地。
苏辙，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二月二十日，卒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十月三日，享年74岁。与父苏洵，兄苏轼并列于唐宋八大家，世称小苏。
幼年先从其母程氏读书，后由其父亲授，刻苦学习，简直到了除读书以外的任何事务均无所接，并且茫无所知的程度，他后来说：“予幼从事于诗书，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
元祐元年（1086）九月擢起居郎，十一月擢中书舍人，1087年任户部侍郎，1089年六月改翰林学士，知制诰。八月，以苏辙、赵君锡为贺辽生辰使，出使辽国。1090年权吏部尚书，五月为龙图阁学士，御史中丞。1091年二月除尚书右丞，1092年六月为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短短六七年间，他由县令而跃居副相。
自元祐初起，苏辙现存章奏一百五十篇，给人的突出印象是：精于吏政，敢于直言，坚持己见，见解精辟。如在对西夏关系上，认为：兵事一开，胜负难定，不如议和，反对边将“生事要功”，就充分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大见识。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起用新党，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李邦直撰策题，诋元祐之政，苏辙反对，面奏时哲宗大怒。从此，苏辙开始了他晚年的贬斥生涯。
绍圣元年（1094）三月贬汝州（今河南临汝），六月再贬袁州（今江西宜春）七月再谪，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岁经三黜”四年再远谪化州（今广东化县）别驾，雷州（今广东海康）安置，五年移居循州（今广东龙川）。哲宗死，徽宗立，向太后听政，苏辙遇赦北归，徙永州、岳州，提举凤翔上清宫，外州军任便居住。从此，苏辙寓居许昌颍水之滨，闭门谢客，过着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1112）十月三日，病卒，终年74岁。
张方平曾说苏辙“谨重”（《瑞桂堂睱录》）。谨重一语，很能表现苏辙的性格。谨重使他小心谨慎，认真做事。贬监税酒时，并不自命清高，而是认真做事。“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东轩记》）这对他干练的吏才不无帮助，正因为如此，他了解吏政的弊端，能看到王安石，司马光看不到的地方，如对青苗法、免役法的分析。很多章疏中，他都将所议之事，事先调查清楚，分析利害，不为空言。这正是他谨慎认真精神的表现。
苏辙一生的学问，深受父兄影响。“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他虽自称“其学出于孟子”而实则“遍观乎百家”，早年曾“观百家之书，纵横颠倒，可喜可谔，无所不读”。注意“三代以来兴亡治乱之际，而皎然有以折之”（《上两制诸公书》）。苏辙对于前辈学人，尊韩、欧政治思想，近于欧阳修，但韩欧辟佛、道，而苏辙则不然。
苏辙笃信佛、老，认为“清浊一观，而虚实同体，然后万物无匠，而至清至虚出焉”（《王氏清虚堂记》）。又云：“身心本空，万物亦空，诸差别相，皆是虚妄”（《等轩说》）。又以“一为千万，千万为一”，认为一切“皆心法耳”（《山长老语录序》）。朱熹因此说苏辙“合吾儒于老子犹以为未足又兼释氏而弥缝之”（《杂学辩》）。
苏辙的文章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广为流传。与苏轼相比，虽有所不及，但自有特点，自成一家。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在文学思想上，他指出“养气”说。苏辙的“养气”主张，主要表现在《上枢密韩太尉书》：
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气充乎中而溢乎外”，即韩愈所讲“气盛言宜”。他认为“文不可以学而成”，与其父、兄所谓“未尝有作文之意”相近。他主张创作要与社会生活实践密切结合，在读书和与社会广泛接触中的“养气”观点比起韩愈所说的“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答李翊书》），要具体的多，更前进了一步。
苏辙文章现存不少，最见功力的是政论和史论。《宋史·本传》称他“论事精确，修辞简严”。如《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精确，其上篇云：
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具，无急变而有缓病，此天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
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论》，有些篇章写得很有特点。如《六国论》意在论述六国败亡之由，文章从不知分析和把握当时政治形势的角度立论，开篇就提出“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单刀直入，提出中心论点。接着用相当大的篇幅论韩魏两国在六国抗秦图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指出六国的自安之计，就在于认识天下大势，全力支持韩魏抗秦，最后以深沉的慨叹作结。文章议论精确，有理有据，层层论辩，感慨深婉，颇具纵横家的气势。
苏辙的议论文章往往写得反复曲折，穷尽事理，善于辟喻，情理兼到，结构缜密，一波三折，运笔新巧。又如《民政策》第二，其主旨乃欲论述宋代科举之弊，但他却先从周、秦民风之异谈起，后半部分才自然入题，指责朝廷一面想“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一面却仅以科举取士，结果“士大夫为声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记问之学。”，至此，文章主旨才豁然而出。正如刘熙载所说：“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清人刘海峰云：“子由之文,其正义不肯一口道破，纡徐百折而后出之”
苏辙虽然致力于史论和政论之文，但成就最高的还是书信、记叙之文。他的记叙杂文成就最高，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灵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超然台记》等。如《武昌九曲亭记》：
“江之南，武昌诸山陂阤蔓延，涧谷深密。中有浮图精舍。西曰西山，东曰寒谿。依山临壑，萧然绝俗，车马之迹不至，每至风止日出，江水休息。子瞻策杖载酒，乘渔舟乱流而南。
然将适西山，行于松柏之间。羊肠九曲，而获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荫茂树，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
这里不仅写出了幽邃深密的涧谷、奔腾的大江，而且写出了苏东坡的潇洒超然，“子瞻策杖载酒，乘渔舟乱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闻子瞻幅中迎笑”，“翩然独往……摘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真正的做到了情景交融，传神写意。
然而苏辙更多的文章是写的稳重、淡泊。如《东轩记》，写作“东轩”以为“宴休之所”，却不得一日“安于其中”，而日日忙于“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此情此景是历来文人雅士作轩亭以自适者大异其趣的。文章最后说：希望有那么一天，“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劳”。宦情淡泊，文章亦自淡泊。这样的笔墨也是“如其为人”的。其他如《吴氏浩然堂记》、《王氏清虚堂记》及晚年所作《遗老斋记》、《藏书室记》、《待月轩记》、《坟院记》四记，叙事描写自然贴切，议论畅达，情思俱佳。
苏辙晚年信道，所到之处皆作青词、祝文，乞求平安。既便是这类文章，他也写出了自己的特色，不像韩愈《鳄鱼文》那样虚骄浮躁，而且心虚气和，如《龙川二首》其二：一愿养心炼气，日见成功……。三愿南北眷属各保安宁，北归之时，一一相见。《高安四首》其二写“近岁预闻国事，福禄盈满，功行蔑闻，至此颠，复将谁咎？重以兄轼平生悻直，仇怨满前，流窜海滨，日虞瘴疠，以至坟墓隔绝，父子分离，相望万里，患不相救。”虽在患难之中，他仍然毫无怨望之气，只希望能少获安全，虚心养气，殊为难得。
苏辙写人之文，也写的非常传神。如《巢谷传》写巢谷早年学武、远游，接着又写巢谷与熙河名将韩存宝的关系。“及存宝得罪，将就逮，自料必死，谓谷曰：“我泾原武夫，死非所惜，顾妻子不免寒饿。橐中有银数百两，非君莫使遗之者。”谷许诺，即变姓名，怀银步行，往授其子，人无知者。存宝死，谷逃避江淮间，会赦乃出。”接着又写苏轼兄弟被贬岭南时，以七十老翁，自四川徙步万里，前往见苏轼兄弟。见苏辙后，还要渡海见苏轼，苏辙劝他别去，他说：“我自视末即死也，公无止我！”最后，巢谷死在路上。
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述苏轼守徐州筑堤防洪，塑造了一个“以身帅之，与城存亡”的太守形象：
是时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两山环绕，吕梁百步扼之，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公履屦杖策，亲入武卫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
苏轼曾在《答张文潜书》中评价苏辙的文章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而苏辙自己说：“子瞻之文奇，余文但稳耳。”茅坤在《苏文定公文钞引》中也有评论，他说：“苏文定公之文，其巉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淡泊，遒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西汉以来别调也。”可以说，这个评价是公平公正的。特别是指出苏辙的文章是“西汉以来别调”突出了苏辙在散文史上的地位。历来对唐宋散文的研究，特别是对八大家的研究，往往忽视苏辙的贡献，实际上，苏辙的文风对后来古文中结构严谨、简洁畅达、辞气平和的风格有很大影响。忽视这一点，就会造成散文发展史上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