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河北衡水作家冯书根先生在通读了《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后由衷发出这样的慨叹:为什么这八大家的散文时隔千年,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被一代又一代读者吟诵传唱,经久不衰?在他看来,散文,是一个声音呼换另一个声音。作者与读者在文字旷野里相遇,更是散文独具的殊胜之处。在散文的辖区,笔勾往事,文露真情,作者与读者携带各自的行囊,各补各的人生破网,却在某个神秘时刻,在文字里相遇,彼此相视一笑,挥手一别。为了这神秘的、萍水相逢的片刻,他也会继续写下去,送给有缘人。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宋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南丰人)。祖父曾致尧仕至尚书户部郎中,直史馆,赠右谏议大夫。追封密国公。父亲曾易占,历知如皋、玉山,赠光禄卿,追封鲁国公。
曾巩自幼聪敏好学,读书过目成诵。十二岁能文,落笔惊人。十六、七岁时已通读六经,立志成为优秀的古文家。年未二十已名闻四方。景祐三年(1036),十八岁赴京赶考,名落孙山,但结识了在京游玩的王安石,两人成为密友。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太学,欧阳修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欧阳修十分惊奇,说:“过吾门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然而,庆历二年再次落榜而归,欧阳修作《送曾巩秀才序》予以扶慰勉励。面对家乡人的冷嘲热讽,曾巩并未消沉,而是力学不止。由于欧阳修的延誉,曾巩文名大盛,“由庆历至嘉祐初,公之声名在天下二十余年”(林希《墓志》),“自朝廷至闾巷海隅障塞,妇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这期间,曾巩多次欧阳修,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并推荐王安石、王回、王向等人。并与王安石之间诗文寄赠相当频繁,他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表现了真挚的友谊。
由于家事拖累和身患疾病,十五年中,曾巩一直未能再参加科举。1057年,欧阳修任主考官,大胆革除科举积弊,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文风为之一变,曾巩与弟弟曾年、曾布,从弟曾阜和妹婿王元咎一行全部考中进士。次年,曾巩任职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一带)司法参军。嘉祐五年,由欧阳修保荐,被召入京编校史馆书籍。
熙宁二年,曾巩出知越州(今绍兴),在州治和救济灾民等方面作出一定贡献。四年,改知齐州(今济南),又先后在宁波、南京、亳州任职,整肃官僚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元丰三年,移知沧州,途经开封时,受到神宗接见,对曾巩的才干,学识大加赞赏,把他留在三班院供事,后官拜中书舍人,不久卧床不起,病逝于江宁府,享年六十五岁。南宋理宗时,追谥文定。
曾巩是一个尊道崇儒的古文家。因为“家世为儒,故不业他。”因而能够自觉遵守孔孟之道,研究现实问题。常常在文章中直接引用六经语句,或予以发挥。他传统观念极强,强调“学有统”,“道有归”,对于违背儒家思想的学说一概明确加以反对。
曾巩涉猎极广,所谓“然而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微托远、山镵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南轩记》),都曾研习。《类要序》一文也主张学者要涉猎百家,拓宽知识面。但正如曾巩自己所说:“吾之所学者虽博,而所守者可谓简”。即始终以儒家学说为根本。因而他强调写文章必须合于圣人之道,要“当于理”,并以此衡量天下文章。突出的例子是他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批评。他从维护儒家正统思想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史记》,认为其“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南齐书目录序》)对当时人,他称赞孙都官的文章,“其归要不离于道”,而对李沿不重视义理,“汲汲乎辞”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曾巩散文还体现了宋学对汉学的批判。“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首章句注疏之学”,他却不受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学与众违,而言行少合于世”(《与杜相公书》),他所担忧的是“圣人之道泯泯没没,其不绝若一发之系千钧”(《上欧阳学士第一书》),曾巩对杨雄的推尊,也与杨雄冲破当时章句笺注之学而务明儒道颇有关系。他常常论及性理,很为一些理学家所推崇,他在文章中常常发挥经旨,确实为宋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曾巩虽强调创作要尊经明道,但又主张文道并重。在这点上,他既不同于深受纵横家思想影响的苏洵、苏轼的离道为文,也不同于王安石的以治教政令为文。他宣扬传统儒家之道,依据经典来论述现实问题,又不同于二程专谈性理之学,作哲学思辨。他在《寄欧阳舍人书》中强调作家必须“畜道德而能文章”,二者不可偏废。重道者易于轻文。而曾巩对于那些不合道却极有伟辞的文学家还是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并给予相当的肯定。如对李白:
“白之诗,连类引义,虽中于法度者寡,然其辞闳肆隽伟,殆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 (《李白诗集后序》)
曾巩散文在当时很受推重,欧阳修在《送吴生南归》一诗中提及曾巩早期文风的改造:“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决疏以导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王安石、梅尧臣、苏轼、苏辙、陈师道、吕南公、秦观等对曾文都评价很高。
曾巩一生著述甚丰。现存最早有宋刻本《曾南丰先生文粹》十卷,现藏北京图书馆。到现代,曾巩诗文集也曾铅印出版。1984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陈杏珍、晁继周点校的《曾巩集》(上、下册),是当时国内最完备的曾巩作品总集。1992年8月,由巴蜀书社出版《全宋文》第二十九册收录了曾巩散文,可谓最新成果。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生于宋线),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宋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曾封舒国公、荆国公,死后追赠舒王、谥文。世称荆公,舒王,王文公,王临川。
庆历二年(1042),安石应进士第,中第四名。随即被派往扬州,在韩琦幕下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在扬州任上,他仍然谢绝一切应酬,刻苦自砺,发愤苦读,期待着有一天能以所学报效国家。其时,曾作《忆昨诗示诸外弟》,其中有云:“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可以说是他少年、青年时期读书生活的真实写照。后任鄞县知县,组织乡民兴修水利,并在每年青黄不接时贷仓谷于民(实际上就是后来的青苗法)。朝中大臣文彦博、欧阳修等,曾先后皇帝,称赞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时才之用”(欧阳修《再论水灾状》),建议重用他,朝廷也曾授他京官。在上京赴任的路上,认识了青年诗人王令,二人相得甚欢。有数度书信往来,安石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和操守,为他的早逝哀叹不已。入京后,得以拜谒仰慕已久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十分欣赏王安石的才华,作《赠介甫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盍留连。”安石亦作《奉酬永叔见赠》表达了对欧阳修的倾服:“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常倾广座中。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嘉祐二年(1057),迁太常博士,知常州,1058年改提点江东刑狱,旋奉诏入京为度支判官,即作《上仁宗皇帝》,将自己思索多年的治国对策,陈之于仁宗。文章分析了宋王朝内外交困的现状,提出了在“法先王”的旗号下,变更法度,并认为,变更法度,整顿吏治必须从培养人才入手,抓好“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个环节。但这篇著名的变法纲领性文章并没有引起仁宗及执政大臣的重视。
治平四年(1067),英宗驾崩,神宗即位,安石复起。神宗年富力强,不愿因循苟且,思强国雪耻,有所作为。1068年召安石进京,越次入对,神宗问安石方今治国之所急,安石对以“择术为先,”并作《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追溯了宋立国百年的历史,分析了当时积贫、积弱的现实,告诉神宗“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神宗对安石的应对十分满意,次年便任命他为参知政事,从此拉开了变法的序幕。在神宗支持下,安石力排众议,毅然推行新法,陆续推出了均输,青苗、募役、保甲、置将、市易、方田均税、农田水利等法,在理财、强兵、发展农业等方面进行变革。这些变革触及了地主阶级的自身利益,因而遭到了众多王公大臣乃至皇太后的强烈反对,再加上王安石的偏执,操之过急,以及用人不当和变法派内部的重重矛盾,变法的最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熙宁十年(1077年),安石辞去江宁府之职,闲居江宁,日以读书、作诗为事,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含愤病逝于江宁,终年66岁。
对于王宁石及其所施行的变法,历来评价不一,或奉为圣人而盛赞其事,或斥为大奸而予全盘否定,褒贬悬殊之大,在历史人物中实属罕见。
宋代是我国古代散文创作的繁荣时期。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唐宋八大家居其六,而且出现在同一时期,可谓一大盛事。宋初骈体及骈散互用的文体盛行,绮靡、浮艳的西昆体风行一时。而欧阳修则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影响,和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宋祁、宋庠一起彻底扫荡了不务实际的骈体文及其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应现实生活的道路。
王安石的文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紧密相关,主要继承儒家的传统,同时也接受了其他各家的一些影响。他的文学见解与孔子、孟子、荀子、墨子、杨雄、韩愈、柳宗元一脉相承,而平生尤服孟子、韩愈。他主张“文以载道”,认为写文章不仅要宣传仁义道德,而且要服务于当前的政治教化。他明确指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实用;诚使实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实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上人书》)
王安石这一系列文学主张,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文学实践上。他的文学创作,很多都直接受他的政治活动的影响,为变法革新服务。他既是散文大家,又是著名诗人。相比较而言,他更为重视散文创作,而视诗歌为余事。
安石的散文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生活的面并不宽,我们将其分为十二类:按论说、记叙、书简、序跋、赠序、传记、赋颂、奏议、诏册、碑志、祭吊、杂体编排。
安石的散文长于说理,他的议论文逻辑严密,分析精辟,说理透彻,极富盛染力,是他的文集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还有《上五事札子》《上时政疏》等,和他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为变法的推行、实施制造舆论,提供理论依据。他学识渊博,行文每每旁征博引,其散文受孟子、杨雄、韩愈的影响很大。欧阳修告诫他“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这对王安石形成自己简洁、挺拔、奇倔的散文风格,卓然成为一大家,无疑有很重要的作用。
相比较而言,安石的短篇小品文写得尤佳。其《孟尝君传读后》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说法。该文不足一百字,却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行文抑扬吞吐,曲尽其妙。其他如《孔子世家议》《书刺客传后》《知人》《太古》等,皆为不可多得的佳作。
安石的文集中,收有墓志铭、墓志、墓表,神道碑共约百余篇。梁启超称这些文章“结构无一同者:或如长江大河,或如层峦叠嶂,或拓芥子为须弥,或笼东海于袖石,无体不备,无美不搜。昌黎而外,一人而已。”(《王安石评传》)
此外,王安石的记叙体散文中,也多有佳作,如《游褒禅山记》《芝阁记》等,都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精品。
总的看来,王安石的散文长于说理,逻辑性强,布局严整,文势跌宕起伏,运笔倔强,峭拔。柯昌颐引魏禧之言云:“介甫文如断岸千尺,又如高士溪刻”(《王安石评传》)。其文笔极为简洁而用意深长。
王安石一生著作很多,今传世者有《临川集》一百卷,《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周礼新义》十六卷,《王荆公诗注》五十卷。其散文存于《临川集》《王文公文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