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论中国传统文化时，就会说中国古人没有信仰，这个判断实际上并不准确。山水对于古人来说，兼顾了天道信仰和对世俗生活的热爱。西方人在思想困顿的时候，可以寻找宗教；而自古以来的中国人，往往遁入山水，在山水中寻找心灵的慰藉。
春秋多佳日，山水有清音！某一次，我发短信给几个朋友，邀约在一起吃饭，并以这两句诗为题引。饭桌上，朋友们不是通常的寒暄和玩笑，而是聚焦于诗句之上，谬赞我这个学中文的拽文拽得恰到好处。由此可见，哪怕没有实体的内容，山水以某一种意象和普通人遭遇，也会引发内心的波澜。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一命题始见于《论语·雍也篇》，而在此之前，老子在《道德经》中也用山和水加以阐释世界的本源所在。老子认为大山之间能容万物的虚空，就是谷，以此比喻圣人的包容，心中不着一物，方能容纳万物；水则居于第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因此水性接近于道的呈现。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这是东方特有的智慧。也就是说，早在先秦时期，老子与孔子在认识论层面就完成了对山水的定位，它们隶属于哲学的归纳与提升。当然，哲学的提炼也非空穴来风，文明早期，泛神论基础上的自然崇拜，山水就构成了先民信仰的重要内容，比如西南和南方地区的巨石崇拜、大树崇拜，青藏高原的圣山信仰，皆是范例。
山水信仰—哲学表达—文化奠基—文艺内核，这一路线图，展现了山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越来越精确化，越来越意象化的演绎过程。中国的山水文化是以山水为表现对象的文化现象。这一形态的山水文化，具体包括山水画、山水诗、山水园林等等。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一次文化沙龙上，有过关于中国山水的发言，堪为玩味，他说：如果我们从德国，也可以说从西欧、欧洲来看山水的线世纪末，我们的文人还没有发现山水。我们的山很高、很危险。原因可能是你们（中国）的山水和我们的山水不一样，可能你们的山水比较可爱，像朋友。顾彬道出了实情，以欧洲文化为例，尽管早期也有着奥林匹斯山的凸显，罗马晚期也产生了田园诗的吟唱，但都无法构成欧洲文化的本源。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才是欧洲文化的源头，其主体内容则由宗教和城邦文化组成。因此，山水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构成欧洲文化审美的内容，并不稀奇。
山水文化的审美内容往往以文学、绘画、园林建筑、书法、音乐、美学、舞蹈等艺术形式为载体。它们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灵魂和精神，正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魏晋以降，山水审美意识觉醒。如同宗白华先生所言的那样，晋人向外发现了山水，向内发现了自我的深情。山水文章与山水诗歌由此而勃发，虽然修辞与技法不一，然而殊途同归，最后皆幻化为人格和心灵的寄托之所。就文脉而言，文以魏晋山水游记为滥觞，诗歌则以谢灵运、谢朓为发端。在此之后，这种将性情投放到山水之间的审美方式被不断强化，最终形成山水文章的古典文学传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样的审美原则成为通则，也打通了各个艺术门类的阙域，此处的造化，指的就是山水。可以说，离开了山水，我们无法谈论古典的锦绣文章。
自然山水既是文化先贤参禅的外在环境，又是他们悟道的心灵桥梁。古人寄情于山水，在山水中出走。但不是永远的出走，而是将出走作为回来时更好的基础，远离心被奴役的状态，释放出了生命的各种可能性。如果说山水是古典诗文的主体内容的话，那么白话文以来，中国文学的写作，尤其是散文的写作有了新的转向，转到志与趣方面，志就是言志，趣就是个人趣味，概括起来，就是强调个人性的确立。周作人、梁实秋、朱自清、林语堂、沈从文等，就是例证。如果说魏晋开启了审美的自觉，那么，新文化运动展开之际，则开启了个人的自觉。就此之后，山水由神圣的居所、敬畏的对象下落到人间万象之中，即使有些篇章涉及咏叹和赞美自然的主题，比如《湘行散记》《白马湖》《天山景物记》《雨中登泰山》等，也属于风景美学现代建构的内容，与古典文章虚实之间的处理方式差异甚大。
新时期之后的散文写作，实际上衔接了白话新文学的志趣传统。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体式的繁荣，抒情散文的逐渐退场，识见与体验之深以及叙事的加重，使得山水传统进一步弱化。电视、电影、相机、手机等摄录设备的相继登场，无疑干扰了人们对纯粹自然风景的赞美与向往。山水依然，作家的笔力也在，然而，人们的审美方式却因图像时代的到来而悄然转向。
而另外一个普遍发生的事实却是，山水传统作为文化的内核，在当代，其外化的方式不再是以文学艺术的再创造为主，而是泛化到旅游热、摄影热、户外热中去，轰轰烈烈的大众化运动打造了山水传统的另外出口。而在文学的传统中，随着生态美学及相关理论的崛起，国内仍然有一批散文作家致力于山水传统的当代书写。长白山成就了胡冬林的山地笔记，阿勒泰成就了李娟的边地写作以及王族的神性刻画，而在江西和辽宁，还有像秋其、丛晓伟这样的自然观察者，在呼伦贝尔草原，还有艾平的记录。山水能够给作家带来灵感，引领着他们的创作进入一个新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