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散文”是苏联20世纪60～8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派别，在俄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80年代后半期社会环境的急剧变迁引起文学对其他现象的关注，使“乡村散文”退出文坛的焦点。20世纪末期苏联解体后农村现实的巨大变化再次激起作家的创作激情，使“乡村散文”重又获得了发展。
“乡村散文”所指的不简单是以农民和农村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农村小说，而更多的是指一种赋予了农民和土地以特殊精神意义的创作共性。它正式形成的标志是发表于50年代末的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玛特廖娜的院子》，因此有这样的说法：“‘乡村散文’是从‘玛特廖娜的院子’里走出来的。”由此作家开始关注以前被禁止的题材，描写集体化的悲剧性后果，描写在苏联日益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所面临的生态问题、道德缺失问题，塑造那些富有智慧或葆有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的普通劳动者，力图宣扬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在这一时期，阿伯拉莫夫、别洛夫、阿列克谢耶夫、舒克申、拉斯普京、诺索夫等作家佳作不断，使“乡村散文”这一名称确立并盛行起来。苏联解体前后这一流派失去对社会意识的强大影响而逐渐式微，其主力拉斯普京遗憾地指出：“现在提到‘乡村文学’，就令人回忆起上个世纪的文艺家……那之后这种文学就落下了沉重的帷幕……”令人欣喜的是，20世纪末以来，以思索俄罗斯农村、土地以及农民生活变化，探讨农民文化的命运、寻求道德价值为特点的“乡村散文”又得到了复兴。除拉斯普京、别洛夫、叶基莫夫等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创作了大量新作外，一批相当具有勇气的中青年作家如尤里·佩特科维奇、罗曼·谢恩钦、阿列克塞·扎哈罗夫等也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并且在表现内容与写法上颇有新意。
新时期的“乡村散文”，一方面直面国家剧变后农村所面临的更加衰败的现实环境，以及人在道德精神领域进一步的堕落，字里行间透出痛心疾首的呼号；另一方面更多地描写位于城乡交界处的小城镇人民生活，通过他们的痛苦挣扎，反映农村传统道德文化缺失对人造成的心灵压抑与扭曲，寻找拯救农村乃至拯救国家的济世良方。
佩特科维奇的短篇小说《一小块巧克力糖》中的主人公库兹金老人，向自己的孙女借了一小块巧克力糖，作为邻家瘸腿小姑娘的生日礼物。生日宴会结束了，可老人穷困得连这块糖都还不起。原因是老人没有身份证，因此得不到退休金。在朋友的帮助下，库兹金终于得到身份证，并且平生第一次参加了选举。心情激动的老人在回家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直到死前他都没有能够还上那块巧克力糖。一位老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没有一丝抱怨和叹息。他的生命是如此卑微，只有他的老太婆和邻家的瘸腿小姑娘在梦中与他相会。阿列克塞·扎哈罗夫在短篇小说《天堂钟声》中，讲述了农村老妇人托玛的悲惨遭遇：在苏联解体后的十年中，伴随着集体农庄的解散和青壮年劳动力的匮乏，偏远的小村庄逐步走向衰亡。过去被视为农民根基之所在的田地和祖屋要么被废弃空置，要么作为商品被卖出。无人从事农业生产，大批中青年到城里打工，留在家乡的多是衰弱无力的老人。托玛和同村的一位老头儿克斯加内奇谈得来，本来相约搬到一起过日子，一起等到聆听天堂钟声的那一天，然而却因为谁都不舍得离开自己的老屋而作罢。托玛的儿子死了，城里的儿媳和孙女多年不来往。托玛在生活无法自理万般无奈的情形下向孙女求助，孙女提出让托玛搬到自己那里。托玛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老头儿告别，说自己已经把这处房子赠给孙女，然后和孙女家人将要住到有暖气的宽敞明亮的房子里去。没想到等待她的却是一纸谎言，孙女把这处房子卖了，把老人送到了孤老院。托玛被拖上远去的汽车，只有克斯加内奇更加孤独地领着托玛带不走的老狗，念叨着“我们要一起跳舞，直到听到天堂钟声……”小说写得有如一部老式电影，镜头沉缓而悲凉。这个故事充分说明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所展示的农村的不幸与痛苦依然存在；托玛就是拉斯普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塑造的那些老太太的未来，这个未来比拉斯普京当年描写的更加严酷，更加可悲。托玛豁出老命与孙女及其丈夫的对抗和她无力的哀号使整篇小说达到高潮。通过那惨痛的一幕，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最后的挣扎与反抗，是对孙辈欺骗、抛弃、虐待老人的无声控诉。如果说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反映的是子辈进城后传统美德的失传问题、道德退化问题，那么这里反映的则是成为新一代城里人的孙辈生就的冷酷与无德；如果说以前的“乡村散文”里表现的是子辈对老辈的厌弃，那么现在表现的则是孙辈对老辈的抛弃甚至赤裸裸的掠夺。
同时，俄罗斯当代“乡村散文”更加关注在城市底层谋生的那部分农民的生存困境，通过他们的遭遇反映国家面临的各种危机。拉斯普京在长篇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把写作对象转向一个与坐落在安加拉河岸边的村庄遥遥相对的小城镇。它物欲横流，藏污纳垢，充满寡廉鲜耻的交易和令人发指的罪恶。谢恩钦的小说《叶尔特舍夫一家》通过描写从城市被迫迁入农村生活的一家人的经历，反映了农村贫困的物质生活和单调而贫乏的精神生活，预示着村庄随时准备消失的命运。
面对现实，新时期“乡村散文”中的人物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叶尔特舍夫一家》中的每个人物都从拥有自己的生活准则和梦想一步步走向随波逐流、逃避抱怨到冷漠无情，以至最终的毁灭。小说中几乎没有一点健康的力量，看不到任何走出这个灰色世界的前景。而在拉斯普京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和叶基莫夫的《皮诺切特》中，我们看到的是主人公为改变现实而做出的毅然决然的行动，他们为探索未来而付出的代价沉重的努力。《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主人公塔玛拉的女儿受到强暴却有冤无处申，于是塔玛拉自己动手惩办了罪犯，被判坐牢。《皮诺切特》中，主人公科雷金放弃城里的优越生活回到家乡，当选为新任集体农庄主席。他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以拯救农村经济暂时唯一有效的形式——集体农庄。农庄经济复苏，科雷金却得不到理解，换来“皮诺切特”这个称呼。但是可以看出，新时期的“乡村散文”依然表现出对土地和大自然的热爱，依然把俄罗斯的希望寄托在农村的传统文化和东正教信仰上，这反映了“乡村散文”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
著名作家阿伯拉莫夫曾经说过：“农村——是俄罗斯的深处，是我们的文化成长和繁荣的土地。”因此，以农村为抒写对象的“乡村散文”曾经获得过极高的声誉，被认为是关于俄罗斯农村和俄罗斯人民的深刻的艺术史诗，标志着20世纪下半叶俄苏文艺哲学思想的腾飞。今天，面对新的更加复杂的现实，俄罗斯农村是否会消亡？应当追求怎样的原则和价值观念？新时期的“乡村散文”已经发出了警告和呐喊，同时也试图回答日益严峻的问题。（侯玮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