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与一帮文友在北京实地进行了“走读沈从文”的活动，其间提到了沈从文在哪里写作的《边城》，蓦然回首，这部经典作品已经诞生了85年，经过沈从文授权并亲自修改剧本的《边城》电影也已经过去了35年。当时影片是由凌子风执导，此片尤其严格忠于原著风格，并到湘西实地拍摄，角色也很恰当，凌子风凭借此片获得了金鸡奖中的最佳导演奖。
在此前香港曾有导演拍摄过根据《边城》改编的《翠翠》影片，主演为程思远的女儿林黛，编剧为李翰祥，但沈从文似乎并不认可这部影片，并对翠翠一角直言“不像”。
后来到了198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先期给沈从文寄去改编费，希望拍摄《边城》，但因为剧本意见不合，被沈从文一再拒绝拍摄，这一情节我在《友朋从文》中“沈从文与徐城北”一章有详细记述，因为当时徐城北之父徐盈是中间人，沈从文也特别委托他全权转达自己拒绝拍摄的意见。
事情过去了一年，导演凌子风主动上门去拜访沈从文，希望拍摄《边城》影片，并表示将以电影的形式再现原著小说特点。年已81岁的沈从文欣然同意，并亲手为两位青年编剧修改剧本，那本带着沈氏蝇头书法的剧本一直为凌子风所珍藏。凌子风在开拍前还领着几位演员上门与沈从文见面，13岁的戴呐还是一个中学生。根据当时《大众电影》记者的报道说，沈从文一见戴呐就说：“像极了，是这个味道！”
当我在回看这部意境宁谧的影片时，我就想，《边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人改编为电影的，谁又是第一个想到这个创意的人？在一次偶然查询资料时，我意外看到了著名导演桑弧的一篇佚文，时间点为1946年底，大意是说他在当时就和沈从文商量要把《边城》搬上银幕。在上海书展期间，我遇到了张爱玲和桑弧的研究专家陈子善先生，询问他是否读过此文，他说没有，让我去查桑弧著作集，我查了《桑弧导演文集》和《桑弧导演文存》，均无这篇文章的收录，为此陈先生还催我赶紧把它写出来。就在我写作此文时，我又看到了张伟先生发表在《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五期）上的《导演桑弧遗物中几帧图像的释读》一文中提及，在新发现的桑弧遗物中涉及到了抗战后正在筹办的“文华影业公司”，说此公司主管行政的是张洁，桑弧“协调业务”。文章称“1946年8月，‘文华’正式定名成立……”后来柯灵也加入进来。也正是因为有了此公司，才有了桑弧与张爱玲的相识、合作和“传奇”的情感交集。
张伟的文中还引用张洁日记：“（1946年8月28日）在约克与周璇、石挥、张伐同餐，谈定请演《边城》，并与性决定，新组织定名文华。”张伟在文中指出：“‘文华’最早拟拍摄的就是这部《边城》，由桑弧导演，如果不是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计划流产，‘文华’问世的第一部影片很可能将会是《边城》。”
再根据1950年4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总第十五期)一则短讯内容：“文学名著《边城》、《水浒传》、《腐蚀》将先后由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制成电影。《边城》系沈从文原著,三年前由桑弧改编成电影剧本,最近又经师陀重新编写,近期即开拍。”
对照新发现的桑弧文章，应该说桑弧是第一个有意改编《边城》为电影并有实际操作的导演，只是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就连桑弧先生后来自己也不再提及，其中原因也就使人不甚明了了。
曾翻译过金介甫著《沈从文传》的符家钦在《沈从文故事》书中也提到了《边城》电影的过程，“把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搬上银幕，费了不少周折。第一次由徐昌霖导演的电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部分外景在湘西实拍。结果此片未能发行。原因是片子缺乏地方气息，又添了些意外枝节……第二次版本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导演凌子风，沈曾自己修改过电影剧本……”
我想，我不需要用什么话语来称扬他的业绩，他自己曾说过下面几句话，是对于他的作品最恰当的批评。他说：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见从文小说习作选序）。
三年前，有一次和柯灵闲谈，他说沈从文的《边城》很适宜于被搬上银幕，他的话无意中，给了我很大的怂恿，凭着一种稚气，我想试试这一件工作。今年夏天，沈先生到北平去教书，路过上海，我曾挽请健吾，柯灵，唐弢诸先生作介，和沈先生见过一次面。我很高兴，他把改编的荣誉给了我；但也非常胆怯，我怕我会亵渎了他的作品。
《边城》的情节很简单，如作者自己所说：“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料少，占地少，希望他既经济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为了戏剧的排场，我也许不能不增添或删除一些东西，因此不能忠实于原著，而结果所给予观众的，极可能是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却消失了原作的风格和情致，近于所谓买椟还珠。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连“悲欢离合”这一点也做不到，既背离了原作的神韵，又得不到戏剧上的效果，那就对作者和观众都是一种罪过。以前曹禺先生的作品曾数数被人任意改为电影，似乎都犯了这种毛病。我不想借现成的例子来掩饰将来可能的失败，我只想声明一点：我对于原著怀着最高的敬意和戒慎，因此我的失败应该归咎于低能，而不是由于态度的草率。
《边城》的背景是湘西川东交界处的一个小城，为了摄制条件的限制，我把故事的地点搬到了江南，所以原著中若干特殊风俗的场面都忍痛割舍了。例如天保和傩送两兄弟月夜伏在翠翠家对岸的山上为翠翠唱歌的情景，就无法在银幕上展现，这样便使原著的魅奇瑰丽的色彩减弱了不少。我曾幻想有一天中国也能拍摄彩片，并且交通毫无阻碍，能到湘西去实地拍摄，那末《边城》是值得重新摄制一过的。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他读了《边城》，想象银幕上的画面，似乎和日本电影的风格很接近。我同意他的看法。以前看过小津安二郎导演的《父亲》和《慈母泪》，这里面洋溢着无言的悲哀和愉悦，令人低徊不尽。我们毕竟是东方人，在声音光色的感受上，好莱坞给我们的是过度的刺激和疲劳，有几部日本片子（极少数的几部）却充溢着清新朴拙的气息。我们自然不必跟从日本电影也不能师事好莱坞，我们的任务是怎样揉搓中国人自己的悲喜的面目。
我不敢奢谈什么“民族形式”等大题目，对于当前的国产电影，我只有一个极小极偏窄的意见：我希望从事制作或批评的人把“载道”的分量稍稍定得轻一些。我不是说我们应该模仿美国“趣味至上”的路子，而是说应该把观众看成亲切的朋友，别把他们当作施教的对象。尽量引起他们欣赏的趣味，使他们领略一分快乐或惆怅，却不是向他们灌输一堆生硬的教条，这就是我们当前的课题。
从桑弧文章中可见他是有着先见之明的，沈从文对于拍摄《边城》的期望应该说与桑弧的想法是一致的。只是不同的是，桑弧把《边城》的故事搬到“江南”地域，不知道会不会还是那个小说里的“边城”？从文可知，他之所以这样做应该是因为交通和费用问题，湘西距离上海很远，摄制组队伍来回倒腾花费一定不菲，对于一个新成立的电影公司显然要考虑成本问题。坐镇上海，去苏杭一带的水乡小镇拍摄应该说是比较好的设想，只是这种做法肯定先要抛弃原著中一些湘西习俗和味道。如此的《边城》从氛围上来说是有些风险的。
桑弧在文中一再表达个人对于《边城》这部作品的钟爱，甚至有着拍摄失败的心理准备。但对于拍摄这部作品的决心，他则是相当有自信的，并引申美国好莱坞与日本的电影风格论述，同时还倾向于能够做到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的那种影片风格，相信会是一种独有味道的《边城》。
一直到1947年的7月16日，在上海的汪曾祺还致信给在北平的沈从文问及《边城》拍摄事宜：“《边城》开拍尚无消息，我看角色导演皆成问题，拍出来亦未必能满人意，怕他们弄得太‘感人’，原著调子即扫然无余也。”
后来在1980年沈从文与上海制片人委托的中间人好友徐盈在信中也提到了这一问题：“朋友汪曾祺曾说过，求《边城》电影上得到成功，纯粹用现实主义方法恐不易见功，或许应照伊文思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分当作抒情诗的安排，把一条沅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
当时间来到一个新的时代后，又一位对《边城》有着同样热爱的导演起了拍摄之心，他就是已经因《红旗渠》、《骆驼祥子》而成大名的凌子风。
应该说凌子风当时是对之前的《边城》拍摄未成的事情有所了解，但他还是依然很有信心地走进了沈家书房：“我采访他时，看到他住的小小屋子（远不如我）心里很不好受，可我又看他利用在故宫工作的机会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出版了一本好厚好厚的书，我爱不释手。我更敬佩他这位老作家了，更同情于他，我希望将这样一位作家的作品搬上银幕，把让更多的观众银幕欣赏他的作品当成自己的责任。”（《凌子风自述》）
根据凌子风的自述，早在拍摄《骆驼祥子》之前他就想到了拍《边城》，但之所以先拍《骆驼祥子》是觉得这样做过瘾、够劲儿，因为两作家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就剧本一项就完全不同。“我要是按《骆驼祥子》拍《边城》非砸了不可。”凌子风首先从沈从文的处境入手考虑。长期以来，沈从文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很多作品难以出版，就连书店里他的书也都入了仓库，“改编剧本时，编剧通常习惯按照从前我们所谓故事片的概念去写，可这不是沈从文的作品，而且这样编，沈从文的风格也出不来。沈从文作品不同于一般的作品，他有自己的风格特点，拍他的电影要寻找一种方法来符合沈从文的这种风格和特殊的味道。”凌子风知道怎么去找，他说：“沈从文的作品有韵味，带有诗性。”
凌子风请了两个编剧写剧本，“沈从文本人又一字一句地改好了稿子。这本子我现在还存着，很珍贵，沈从文的蝇头小楷，他甚至把标点都改了。”凌子风有一股誓要把《边城》拍出原汁原味的决心。他拿到编剧给的分镜头，不满意，自己没脱鞋没脱袜子在书房里熬了九天九夜，拿着原著小说写分镜头剧本。为了找扮演翠翠的演员，找了很多人，最后在一个高小学校找到了，还正在上学呢，就是后来带给沈从文看的13岁的戴呐。找电影的场景，宝塔是现造的，花了两万多块，配音则是偶然间听到福建漳州一个对台广播的播音员的声音，就把这位女播音员请到北京参加配音，事实证明很成功。
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在沈从文书房拍摄的，年逾八旬的沈从文出镜，然后出画外音介绍创作《边城》的作家沈从文，镜头缓缓进入到“边城”……
“《边城》拍完以后，我给沈从文看过，那时候他正在住院，我用手提放映机在小银幕放给他看，他看了很满意，他夫人看了也很满意。”（《凌子风自述》）。影片出来后，大受好评，在当时的一些影视剧刊物上几乎都刊登了这部影片的剧照和介绍，获奖后更是引起很多观众的关注。“有人说，你拍《边城》拍得太美了！其实，大自然就是那样美，虽然生活中有苦，也不是所有人都长得美，可自然风光就是美的啊！”凌子风自述，拍完《边城》后，他还想在拍摄老舍作品之后再拍一部沈从文的作品。
1985年春，当时的权威影评刊物《大众电影》记者邹建文发文评论：“现在影片《边城》完成了，确实比预料的好得多，它犹如一幅古朴典雅的抒情诗画卷。凌子风导演不愧是一位大手笔，他终于把对沈从文作品的激情化成了诗——《边城》这部影片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电影散文诗。”(《让激情化为诗》)
在所有的评论中，我尤其注意到观众短评中有一篇邵牧君的小文《边城小议》：“看过《边城》的文化人，都说片子拍得好，耐看，说它是一首含蓄细腻的抒情诗，老人的寂寞心灵深埋着痛苦的往事，少女的纯朴情愫包藏着幸福的憧憬，一切都描绘得恰到好处。”但同时他也指出一些观众认为此片没看头，“他们说《边城》没看头，糟老头子加傻姑娘，老在一条小河上转悠，连个反面角色也没有。”“艺术性高的东西，欣赏者总是相对的要少些。”《边城》拍得很好，原著、导演和部分观众都很满意，并且拿了大奖，但票房却未能如愿，甚至说使人失望。“《边城》目前不太卖得动票，可以放一放，过些年再发行，一定会有更多观众。不过，要想打破卖座纪录，恐怕是永远也不可能的。”真是很佩服这种远见，如今将近三十五年过去了，这个“魔咒”似乎仍未打破。当然，这仍不能阻挡我们一部分观众对于《边城》影片的忠诚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