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见到早稻田大学的千野拓政教授，我向他打听日本人对张爱玲是什么感觉，结果他回答我，日本人并不特别对张爱玲感兴趣，因为日本的作家也很擅长写日常生活，私小说很发达，所以反而对反映时代的中国作家更感兴趣。千野教授的话大意如此。我听后似有所悟：的确，日本学者在鲁迅研究及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这里面更多地包含着想要了解中国的迫切心情。而张爱玲的文学，在一般日本读者眼里恐怕就是普通的言情小说，更何况她的文字如此华美瑰丽，充满了重重叠叠的意象，翻译成日文怕也是不容易的。
池上贞子教授是主攻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了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留情》三篇小说，在译介的过程中，她既折服于张爱玲百般锤炼的语言表达，同时也将张爱玲的创作视为 “沦陷区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以探讨，这本 《张爱玲——爱·人生·文学》就是她研究张爱玲近20年成果的汇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及港台的张爱玲研究及资料挖掘已经非常深入，而池上贞子的这本书则让我们看到日本方面的翻译、研究进度及其不同于我们的一些观照角度。根据池上所述，张爱玲最早被译介到日本的是《赤地之恋》《秧歌》这两部中长篇小说，分别于1955年和1956年翻译出版，都是由英文版翻译成日文的。此后直到1991年张爱玲的其他一些小说散文才陆续翻译成日文，但截至2010年，也没有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完整的日译本。这也印证了千野拓政教授的说法——日本的读者对张爱玲曾经并不热心。
池上教授作为日本的研究者，关注的角度自然与我们稍有不同。例如在张爱玲的《双声》里记录了张爱玲和炎樱对阿部教授的短篇小说《星期五之花》的批评，书中第一章专门介绍了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阿部知二在上海的活动，及阿部对炎樱与张爱玲的印象。可见，张爱玲在作品中提到这位作家并不是没有来由，而这恐怕很容易被中国的读者或研究者所忽略。针对张爱玲文学的时代性问题，池上一方面指出，张爱玲独立的文学立场使之免于跟汪伪政权产生更多瓜葛，但另一方面“她有一双看透人们在时代的大洪水中毫无办法的眼睛”，而张爱玲的小说也描写了在大时代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另外，作为女性研究者，池上对张爱玲的文本也有敏锐的发现，如她指出虽然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对傅雷的批评不以为然，她此后的写作却难免不受到影响而做了调整；早期“香港传奇”中对那些色彩绚丽的花草树木的描写，象征了张爱玲的青春时代；《留情》中米晶尧与淳于敦凤的感情，也隐隐透露了她与胡兰成的关系……这些都是很有创见的。
自然，读了这本张爱玲论后也不免感到一些遗憾。其一是没有能在书中看到关于张爱玲与日本之间的更多资料。例如张爱玲1952年11月曾赴日本，打算到日本谋发展，但1953年2月她又匆匆返回到香港。这短短的三个月她在日本是如何度过的？见过什么人？是否对她日后的创作产生影响？书中没有提及。池上虽然也提到张爱玲 1978年发表的 《浮花浪蕊》，但可能因为文字上的隔膜而没有能深入地解读，甚至有些误读，如认为小说描写洛贞在船上的见闻是基于张爱玲1942年从香港到上海的经历。其实小说呈现的时间是很明确的，应当就是基于张爱玲从香港到日本这一段海上旅程的体验。对日本学者而言，《浮花浪蕊》这样的作品无疑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取和解读。
其二则是翻译方面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兹举数例：1、把《杂志》的主编袁殊写成袁珠，袁殊是中共地下党员，抗战时期周旋于敌我多方，被称为“多面间谍”，据说前两年走红的电视剧《伪装者》就是以他和潘汉年为原型。把这样一个人物的名字写错，想来是翻译或校对不熟悉历史。2、文中有些地方明显不符合史实。如在《张爱玲与胡兰成》一章中说“张爱玲离开温州时他也萌生了分手的念头，但因他当时恰逢劫难，不欲增加负担，就没提出来。”根据胡兰成本人的记载，这是张爱玲绝交信中的话，是张爱玲考虑到胡兰成恰逢劫难，所以没有提出来。3、对于作品本身的理解，如关于《留情》一章，说米先生嫌弃敦凤发胖“同坐一辆三轮车是不够漂亮的”，实际上《留情》中是写敦凤恨米先生上了年纪，跟她同坐一辆车是不够漂亮的……诸如此类的讹误无疑有损于原著的学术价值。作为“张迷”，不禁为这样一个中译本感到遗憾。（乔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