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岁时，就喜欢上了文学。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妈妈的朋友送了我一整套小人书，共有一百多本，里面有中外童话故事、经典寓言等，小人书中精美的图画、简洁的文字和生动的故事立刻吸引了我。我如获至宝地每天捧着这些小人书，反反复复地阅读、翻看。也就是这些充满童趣的图书，在我心中植下了一颗热爱文学的种子，让我为之而追逐一生。”
“那时候，我还爱上了历史评书，每天和爷爷奶奶坐在一起听评书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养成了摘抄的习惯，自己看到的美文美句，就喜欢摘录下来，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大大小小的笔记本我已经摘抄了20多本了。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写出语言生动、文藻华美的作文了。从那时候起，我的作文就会经常被当做范文在班上朗读了。”
到了初中的时候，王霓开始进入了阅读爆发期，从中国的苏童、于华，到国外的雨果、弗娄拜那时候她的阅读量已经超过1000本书。“我清楚地记得，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尝试写小说了，以600—1500字的短篇小说为主，写得多是我身边的老师、同学及家人的故事到了高一的时候，我写的一篇5000字左右的青春小说《次第花开》，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
王霓的高中是在徐州一中就读的，她凸显的文学特长立即得到语文老师的关注。高一下学期，在老师的鼓励下，王霓把自己初中和高一的20几篇散文、小说以及读书笔记等文学作品撷录成集，出了一本王霓作品集《漏沙拾絮》。“那本我的个人文集虽然没有对外发行，只是自己印制了近百册书发给老师、同学们阅读。但是对我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王霓说。
高二开学没多久，王霓因为莫名其妙地晕厥，被送进了医院。经反复检查，最后被确诊为“再生障碍贫血”，属于急性重症，和“白血病”一样，基本没有治愈的可能。“当时由于没有造血功能了，我全身惨白，没有一点力气。抽出来的血都不是红色的，而是黄色的。就这样我在医院住了半年，全靠输血保留生命。”王霓说，“当时我只有16岁，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无力招架。我想活着，我想上学，我不想死。”
也就是在医院的那段时间，那段面对生死的经历，让王霓更加疯狂地读书，而且她从之前爱看文学类的书籍慢慢转变成爱读哲思类的书籍。“那段时间，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活着的价值，我读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我与地坛》，读余华的《活着》《许三关卖血记》，读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读杨绛的《走在人生边上》我不停地在书中找认同感，不断地与书里的人物对话，对生命的价值，对苦难的理解，我都在书中寻找着答案。那时候，我真正地把文学嵌入了我的生命，我感觉文学和我的生命一样重要。”王霓说，“为了求生，我特别地听话，积极地配合医生做着各种痛苦的治疗，什么胸穿、腰穿只要能活着，我都不怕。”
奇迹就是这样产生了。当王霓的父母正在为她骨髓配型而发愁的时候，一天，一觉醒来的王霓突然告诉父母，她感觉到身体有点力气了。父母立即找来医生为她做血液检查，果然，王霓的血液中各项指标都有所上升，而且是全血上升一个月后，当王霓再次做检查时，她血液中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就这样，她的绝症奇迹般地好了。这种痊愈，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病例中都很罕见。
“可以说，那场病让我被迫长大了。通过那些书籍，让我认知人生、认知我同世界的关系。不光是病好了，我感觉我整个人的思维也通透了，我很明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王霓说，“重新回到学校后不久，我的作文《无处告别》就拿到了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我也从此走上了文学锦鲤之路。”
我作文虽好，数学却差得一蹋糊涂。2006年我参加高考，我知道凭着我的成绩根本考不上北京的大学。于是我选择了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专业。那场高考，真的是有惊无险，虽然我数学才考了69分，但是我却凭借着高考作文满分的成绩最终考入了我理想的大学——北京电影学院。我知道我的幸运源于文学，这也更增添了我对文学的那份执念。
出于对文学的不懈追求，我考研时仍选择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创意写作专业，那时的我根本不去考虑将来的就业问题，我只想着能让我接触更多的名师、大家，学习更多的文学知识。那次考研，“文学锦鲤”再次出现，我以文学写作满分、总成绩全国第四名的优势考入复旦大学。
在复旦读研的三年，我跟随导师王安忆学习，每天徜徉在文学殿堂里，让我感到舒适而愉悦。三年中，我接触了莫言、迟子建、叶兆言、红影等各类文学大咖，也读了许多大部头的作品《罪与罚》《卡拉马夫左兄弟》《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我像海绵一样在文学的海洋里汲取精华，我开始想用文学塑造灵魂，我的格局观和精神观也随之发生转变。
王霓说，“那段时间，我也创作了不少作品，小说《舅舅的取景框》、音乐剧《乌玛和她的壳》等数十篇作品被《中篇小说选刊》《有诗的好日子》等国家级刊物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