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8月，《时务报》在沪问世后，“报章文体”(又称“新文体”)开始成熟。梁启超陆续在该报发表几十篇宣传变法的文章，它们都感情充沛，而且内容密切贴近社会，贴近大部分人所关心的现实，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梁启超以报刊为载体开创的新型文章写法，被称为“报章文体”。当时，严复在致熊纯如的信函中说:“任公(按:梁启超)文笔原自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报章文体”与海派散文有着内在联系，后者是前者的延续。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跃为与伦敦、巴黎、纽约齐名的“东方大都会”，总人口从起初的50多万增至260多万。这里成为全国重要的出版，杂志兴办之风更盛，如《幻洲》、《白露》、《良友》、《真美善》、《红黑》、《金屋》、《新文艺》、《六艺》、《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谈风》等一大批综合性文艺刊物相继印行；沈从文在《风雅与俗气》中，曾对数年里出现“二十种幽默小品刊物”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另外，市民阶层越来越壮大，他们多数是从全国各地迁徙来的，处在充满信息而缺乏沟通的环境中；由于生存竞争激烈，他们虽无暇静下心来悠闲地欣赏长篇大作，却有着透彻感悟栖身地文化的欲求和审美情趣。因为有了广阔的耕耘园地，有了潜力巨大的读者市场，原先隐约闪烁的海派散文，终于大批量地亮相，并持续兴盛不衰。
海派散文作家有着明显的地域性，他们或一生住在黄浦江畔，或离乡到申城就业，或从海外学成归来选择留沪，或在一个时期生活于上海，存在不少相近的意趣和特征，但并未构成严密的文学社团，仅是个松散的群体。1932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具有代表性的海派文学杂志《现代》创刊时就曾明确宣布:“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主义或党派。”
海派散文作家主要有施蛰存、叶灵凤、邵洵美、章克标、章衣萍、马国亮、徐訏、丁谛、钱歌川、梁得所、林微音、张若谷、无名氏、徐霞村、徐蔚南、汤增扬等，代表性人物是张爱玲和苏青。在这个作家群体中，有些人念过大学，如梁得所、张若谷、无名氏、张爱玲、苏青等；有些人曾赴海外留学，如章克标、徐訏、钱歌川等；有些人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如叶灵凤编过《幻洲》半月刊、《现代小说》月刊、《文艺画报》月刊、《时代》月刊，张若谷编过《真美善》“女作家专号”，邵洵美、章克标编过《金屋》月刊，徐霞村编过《熔炉》月刊、《新文艺》月刊，章衣萍编过《文艺茶话》月刊，梁得所、马国亮都编过《良友》画报，林微音当过新月书店经理并与人合办《诗篇》月刊；有些人具备多种才能，如叶灵凤曾为《现代》月刊设计封面，梁得所擅长摄影，张若谷熟悉音乐艺术，张爱玲精通绘画。他们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较广的艺术兴趣，对于海派散文的创作自然颇有益处。
据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后期，海派散文作家除了发表于报刊的难计其数的作品外，还陆续出版了40余本集子，有的收录抒情短文，有的收录随笔，有的收录杂感，有的收录游记，就像一个个精彩的万花筒。
海派散文作家创作的目的，具有明显的商业倾向。苏青谈到:“我投稿的目的纯粹为了需要钱”，“当作一个短时期的生活方式”，“是‘吃饭第一’。”章衣萍在《〈枕上随笔〉序》中表示:“所谓文人的著作，在高雅之士看来，诚为不朽之大业，而在遇拙之我看来，在资本主义之下，一切的著作，无非皆是商品。”特定的文化取向，使得其创作经常徘徊于雅俗之间。
海派散文作家多数都不太重视文学批评。也许，因为作品十分畅销，而且经常多次重版，他们未意识到需要作深入思索；由于为生计所迫，忙着埋头创作，他们顾不上进行全面总结。所以，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申明:“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此种情形，自然导致海派散文的文学批评长期被忽视。
海派散文没固定的理论框架，也没有约定俗成的流派风格束缚，往往是随手拈来，有感而发，灵活自如。然而，经过综合分析，仍能发现许多作品具有以下特点——
注重出新意，追求流行色。海派散文的孕育，曾受到西方小品随笔的影响，不少人以风行的艾狄生、兰姆、霍桑、培根等美文为样板，效仿那种“随随便便，与好友任意闲话”的语境；另外，不少早期作品中充满欧洲情调，如张若谷的《俄商复兴馆》记述了对一家咖啡馆的欣赏:“几个斗大用霓虹灯装成的法国字”，美丽女郎的“华尔纱巴黎长女袍”，勾起“此地有些像香赛丽色(按:今译香榭丽舍)路边露天咖啡摊”的感叹。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西文学交流十分频繁，海派散文更是积极从中吸收新鲜的艺术因子。当时施蛰存在上海《宇宙风》杂志发表了《绕室旅行记》，有的评论者认为“它既有外国哲思散文(essay)的色彩，又有《浮生六记》的味道”；施蛰存随即表示:“我的《绕室旅行记》也是‘偷’来的。法国有位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哲学的散步》，我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又如，此后徐訏的《海外的情调》、《海外的鳞爪》和《西流集》，无名氏的《火烧的都门》等散文集，都运用“新的媚俗方法”，并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少海派散文作家融汇传统市民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技巧，使作品增强了“新鲜感”。
渗透都市情怀，关注现实生活。海派散文不仅是指抒情小品和写景随笔，也包括杂谈、短论、特写、日记、序跋等。从整体来看，海派散文是以市民性为根基的，许多作品注重反映市民生活，“很油盐酱醋”，“相当琐屑化”。就以张爱玲为例，她的《公寓生活记趣》这样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的”，“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她的《更衣记》叙述得更生动:“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味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和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海派散文对都市生活的描摹，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受时代的投影，散淡中见真切，温和里含诗情。
凸显“自己”，体现“安稳”。钱歌川在《读小品文》中认为:“小品是一种表现自己的文学，尽管取材的范围没有涯尽，但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最上乘的小品文，是从纯文学的立场，作生活的记录，以闲适的方式，写自己的心情。”苏青的散文就是这样，如她的《过年》倾诉:“我的房间黑黝黝地，只有几缕从外面射进来的淡黄色的灯光，照着窗前一带陈设，床以后便模糊得再也看不见什么了。房间收拾得太整齐，瞧起来便显得空虚而且冷静。但是更空虚更冷静的却还是我的寂寞的心，它冻结着，几乎快要到发抖地步。我想，这时候我可是需要有人来同我谈谈了”；她的散文集《饮食男女》，翻开后映入眼帘的便是《谈女人》、《谈男人》、《谈性》、《好色与吃醋》、《谈婚姻及其它》、《论离婚》等，谈到的只是平平常常的世态百相。不少海派散文作家小心把握“分寸”，从实质来说无非是想使自己的作品进入“安全岛”，平安地生存于动荡的乱世。
应当指出，很多海派散文都回避了“上疆场”等“特殊”话题，如苏青在《关于我——代序》中自况:“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海派散文都可算是昔日上海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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