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河北衡水作家冯书根先生在通读了《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后由衷发出这样的慨叹：为什么这八大家的散文时隔千年，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被一代又一代读者吟诵传唱，经久不衰？在他看来，散文，是一个声音呼换另一个声音。作者与读者在文字旷野里相遇，更是散文独具的殊胜之处。在散文的辖区，笔勾往事，文露真情，作者与读者携带各自的行囊，各补各的人生破网，却在某个神秘时刻，在文字里相遇，彼此相视一笑，挥手一别。为了这神秘的、萍水相逢的片刻，他也会继续写下去，送给有缘人。
唐宋散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高峰。唐宋八大家“文起八代之衰”，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成功实践者。在思想和审美诸方面，他们代表了唐宋两代中国散文的最高成就，并对后世的散文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是司马迁之后最重要的散文作家。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孟县人，本人屡称“昌黎韩愈”，世称韩昌黎；曾两任吏部侍郎，故世称韩吏部，死后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韩愈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毕生致力于古文运动和文学创作，不但在中唐时期“手持文炳，高视寰海”（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主盟文坛，而且对后世散文发展产生了无穷的影响。
韩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于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和在理论上的高度自觉。他从来都十分重视文学的实际功效和社会价值。在他看来，作文立言其意义不在从政做官之下，在答《李翊书》中他说：“君子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于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显然，他把文章与事业、道德、思想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这种对文章的价值与作用的新看法，是他一生献身于文学事业的思想基础和基本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杰出文学家的高度事业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韩愈对文学的兴趣在于写言之有物的新体古文，而不在于宣传儒家的教义。他的所谓“道”，也不见得一定是儒家的大道理，更多的则是具体的一事一物之理，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文章的思想内容。他提出了“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的观点，强调了作家思想品德修养的重要，道德修养应先于立言为文。他甚至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气盛言宜”的观点更强调了“气”对文的主导作用，道出了养气与为文的关系。
文以明道，文道统一，是韩愈古文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为古文运动的发展端正了方向。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坚持对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进行变革。博览群书，师承极广，又不囿于一家一派，能“沈浸浓郁，含英咀华”，博采各家所长，铸就一家之体。
韩愈的文章多为实用文体，极少纯文学作品，但却能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中唐，并作为古文的典范流传于后世，其原因不仅在于其内容的充实，体格的变化，还在于其高超的艺术独创性，在于其雄奇不凡的艺术风格。
理直气壮，感情真挚，是韩文最重要、最普遍的特色之一，他颇具自信力，无论谈什么问题，总是观点明确，斩钉截铁，故其文章也多显气势磅礴，不同凡响，他的明道、除弊之作，多发别人所不敢发，道别人所不敢道。如《论佛骨表》《原道》《讳辩》《师说》《争臣论》等，均能举发事实，无所畏避。
深于立意，巧于构思，是韩文的又一普遍特色。他有不少文章题材并无什么新鲜之处，但读后却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意于作家立意新、开掘深、构思奇。像《送李愿归盘谷序》，不过是送一隐士归山，但他并未就事论事，把它写成一篇寒暄客套的送别文字，也没有把它写成一篇单纯歌颂山林隐逸的文字，而是着眼于官场和整个社会，使作品更具有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
长于描绘、形象鲜明是韩文的又一特色。韩文长于议论，但丝毫不缺乏鲜明生动的形象性。韩文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各类文章重视形象性的优良传统，成功刻画和描绘了一系列人物、人物类型和其他事物的生动形象。如《柳子厚墓志铭》中的柳宗元，《张中丞传后叙》中的南霁云、《进学解》中的国子先生，《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三种类型人物等。《燕喜亭记》中的各种自然景物，无不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让读者从中去认识和理解事理，去了解作家的思想情感，从而领会作品的社会意义，靠形象去叙事、说理、抒情，而不是靠枯燥的说教和无病呻吟，这就充分发挥了文学作品形象思维的特殊功能。
准确精炼，新奇自然，是韩文在语言方面的突出特点。韩愈散文的语言以秦汉式散文语言为基础，结合当时的口头语言，并吸收骈文中有表现力的语汇，融会贯通，形成文从字顺、自然流畅的新的散文语言。文句有骈有散，骈散相间；有长有短，长短错落，力求用最简约的句子表达最丰富的内容。如用“传道，授业，解惑”来概括老师的职责，用“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来总结进德修业之道，都是成功的典范。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语言大师之一。
韩文内容广博，众体兼善，立意高远，构思精巧，形象生动，气盛言宜，形成了其风格的多样性。议论文缜密雄健，汪洋恣肆；叙事文简结生动，形象鲜明；抒情文婉曲真挚，情深意切。各类文章又表现出了一种共同的特色——雄奇奔放。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藉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称“柳河东”，最后贬官柳州，又称“柳柳州”。他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宏伟志愿，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贞元九年（793）二月，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五年后又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仕途顺达，并没有使他消泯远大的志向，也没使他淡忘对家国的忧虑，始终以“辅时及物”为己任，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贞元十七年（801），柳调为蓝田县尉。两年后，调任监察御使里行，与韩愈、刘禹锡等同官。805年正月，顺宗李诵即位，柳宗元升任礼部员外郎，参与政治革新活动。宪宗一即位，王叔文等人相继被贬，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吏，未及到任，又加贬为永州司马，同时被贬的还有刘禹锡、韦执谊、韩泰等共八人，史称“八司马”。
政治的挫折，处境的困难，并没有压弯柳宗元的铮铮铁骨，于是他就像孔子、司马迁等先哲一样，既不能进而得志于今世，就退而著书立说，以贻后世。
柳宗元的思想无疑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曾表示自己“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同时也汲取诸子，兼融佛老，并有所侧重。他明确不二地以“急生民之困”为本，从解救“生人之患”出发，强调“辅时及物之道”，这就是他“行尧舜孔子之道”的真正内涵。
柳宗元的为人愚拙耿直，方正不阿，肆言无忌，这常常被他人误解，甚至遭诽谤。他的文学主张，与他的思想和为人是相表里的。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騒》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就是说，文字创作既要戒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采取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又要追求“奥”而“明”，“通”而“节”，“清”而“重”，即含蕴不露而又意义明朗，文气疏畅又言辞简洁，清雅不俗而又庄重不浮的多样化的艺术风格，还要旁通博采经、史、子、集等著作中前人的艺术经验。
他的议论文包括哲学、政治专门论著以及带有论事说理性质的书简、序跋、杂体等文章。这些论说文，在思想倾向上往往论证古今，独抒己见，敢破传统，立意深远。有的学究天人，独立不惑，如《贞符》、《天说》、《时令论》、《断刑论》、《非国语》等；有的针砭时弊，有感而发，如《封建论》、《六逆论》、《序棋》等。其论说文在思想上的确具有一种冲破传统、所向无敌的锐气。
在写作特点上，他的论说文大多观点尖锐，显豁明朗，毫不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在《贞符》中大胆揭示：“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封建论》强调指出：“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这些论点都精确透辟，一针见血，醒人耳目，发人深思。
在中国文学史上，柳宗元是第一个较多地把寓言正式写成独立的文学作品的作家。显然受到《庄子》的影响。他往往把深刻的道理寄托在简短的故事里，把自己的宏识孤怀寄托在生动的形象里，创造一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的艺术境界，要读者去深思力索，心领神会。他的寓言娴熟地运用了比喻、夸张、幽默、对比、拟人化等寓言创作常用的表现手法，并因文而异，因意而异。借物讽人时，善于体物察微，抓住物类特征，加以想象和夸张，塑造成真实而生动的形象，语言精炼、犀利、明确，风格幽默沉郁。
柳宗元的散文最为世间传诵的是山水游记，特别是著名的“永州八记”。其高明之处在于把自己的性格、遭遇与山水景物在精神上有机地融为一体，即物即我，即我即物，描写山水即是抒发感慨，从而创造出一种“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的艺术境界。他的山水游记，表现出准确而精细地捕捉和描绘水山形象的高超的艺术造诣。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描写小石潭水的清澄明净道：“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以游鱼、日光、鱼影等具体的形象，来写水的清浅，让人回味无穷。其山水游记和他的其他散文一样，语言极其精美。
此外柳宗元的骚体之文，如《惩咎》《闵生》《梦归》《吊乐毅》等诸文，大都悲叹远谪，怀念故乡，忧怨愤懑，低回郁结，凄切动人。他以屈原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楷模，深得屈骚之魂。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第九章第一节《柳宗元的用世之文》评价：“总得看来，宗元文章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立论新颖，打破传统；一是牢骚太盛，出言多讽。宗元文章之两大特征，也是其人的个性特征。在韩柳之后，世之学为古文者，学韩者多，学柳者少。大概由于柳文个性太强，苟非其人，难于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