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社会在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也不例外，它见证了国的成长与壮大，并成为时代的心声。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散文比诗歌、小说、戏剧的变动要迟缓些，变数也少得多；不过，它也发出了自己的光与热，并对国家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其中，文体变革就很有代表性，这是值得好好总结与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般人总是简单将散文文体理解成“形式”，其实，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也非常广泛，指涉包括作家、作品、内容、形式、文风等多个方面。陈剑晖曾在《散文的现代性与文体的变革》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对散文文体进行概括：一是文类文体，它是与小说、诗歌、戏剧相对而言；二是语体文体，主要表现在语言现象和话语方式的特色；三是主体文体，是创作主体所表现出的思想浮雕和风格特征；四是时代文体，即“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风尚。因此，散文文体的变革就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特色变化。
在开放中探索创新是70年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的最大亮色。70年中国散文的文体探索创新并非一帆风顺，但却是螺旋式的上升发展。
如用一个词概括7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那就是“开放”。从中华人民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到逐渐变得富强并走向世界，都离不开改革开放。作为文学世界中的一个门类，散文就是在这样的开放中探索创新的。没有文体变革创新，70年中国散文可能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因此，在开放中探索创新是70年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的最大亮色。
与以往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散文以歌唱为主，这就带来其文体的宏大叙事，以及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浪漫情调。此时，散文的“小我”让位于“大我”，悲观为乐观和达观所代替，与时代紧密相连尤其是为祖国歌唱成为主调，作家也进入一种真情抒发、心灵激荡的境地。值得强调的是，此时期的散文中人民性强，广受读者热爱。最有代表性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是一个为时代、祖国、人民和英雄歌唱的经典作品，其文体宏大、壮阔、激越、浪漫、优美，直到今天仍不失经典散文的魅力。还有巴金，他先后写出《空前的春天》《变化万千的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最大的幸福》《人间最美好的感情》《欢迎最可爱的人》《向着祖国的心》等作品。曾克写了《因为我们是幸福的》（1951）、《写在国庆节来临的时候》（1955）、《革命战士永远无畏》（1963），这些为时代歌唱的散文都发出激情与亮色，为祖国和人民增了光加了彩。
与此相关的是散文三大家杨朔、刘白羽、秦牧。尽管三人的散文风格不同、内涵有别、审美趣味有异，但从文体上说，都是热情洋溢的歌唱体，属于为时代、祖国、土地、人民、正义、美好而歌的美学风尚。如从文体角度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散文命名，可称之为“国体散文”，是一种为国家与人民真诚歌唱的散文样式。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杨朔散文模式多有微词，批判和否定成风，这是有失公允也是站不住脚的。今天看来，尽管杨朔等人的散文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至今还没有哪一种散文能代替它，特别是在为时代、祖国和人民动情而歌这一点上，更是如此。
改革开放后，中国散文进入新时期。作家尤其是一些老作家带着“”的伤痛，以对祖国未来发展的焦虑与期盼，写出反思性、批判性和前瞻性较强的散文，其中以冰心、巴金、臧克家、孙犁、陈白尘、季羡林等为代表。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散文一样，这些作品也属于宏大叙事，与时代、国家、人民同呼吸；但落脚点则从歌唱转向反省，包括自我批判和自我忏悔。巴金从1978年到1986年完成《随想录》，这是以真诚、反思和批判为文体风格的散文经典，开启了改革开放与散文文体创新的时代潮。如为此时的散文命名，那就是“真情散文”，是由作家自我内心开启、面向读者、历史、时代和未来的散文文体样式。还有冰心写出了《我请求》和《无士则如何》，前者为中小学教师待遇低和教育危机发声，后者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臧克家写了《博士之家》、林非写了《招考博士生小记》，二人均对“金钱至上”观念下博士的生活处境担忧和呐喊，希望全社会都重视知识、教育和文化。可以说，改革开放初的散文承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散文的国家、人民性主题，从思想深度和知识文化角度进行了开拓，垫高了散文文体的境界与品位。
进入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散文有向内转趋势，即更重散文的形式变革。由于对传统散文的叙述、抒情特别是同质化不满，不少散文开始运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风格进行创作，以改变散文的写法，也承载对于世界的别样理解。较突出的散文家有曹明华、刘烨园、钟鸣、杜丽、黑孩、马莉、冯秋子、赵玫、南妮、胡晓梦、斯妤、艾云、张立勤、周晓枫、海男、庞培、于坚、张锐锋、蒋蓝、祝勇、黑陶、汗漫等，他们往往更重散文的形式感，尤其是语言的力量和魅力，希望来一次散文文体革命。作品常以一种陌生感重新观察、评定、选择这个世界人生，于是也创造出思想内容和审美风格不同的文体。如刘烨园表示：“如同我们在所谓现代派的异域文学中本末倒置，领会的不是阅读时心与心朦胧相撞的感觉，而是那种几乎所有的服装厂都能成批生产的流行衣裤似的‘技巧’一样。”“散文的复兴、发展，在于人的解放，心灵的真实，在于青年，在于‘散文’的批判，走出困境就是走出束缚，走出角落，走出模仿走出自欺走出非个性走出对先人对散文的误解和俗浅，承认心灵就是心灵，坚信散文不是你或旁人认为的社会已经‘承认’并由于各种原因印成铅字的‘散文’；你完全可以创造散文。”这种带有散命宣言的做法，虽有些冒火和偏激，但舍我其谁的文体创新意识非常自觉强烈。
钟鸣在散文文体尤其是随笔上的创新贡献最大，他四卷本、200万字的散文随笔《旁观者》打破一切成规，完全以自由的思想和心灵开拓自由之文，充分显示了思想者和文体家的魅力。在钟鸣的随笔中，小说、诗歌、文论、传记、注释、翻译、新闻、摄影、手稿混融一体，在人与物、历史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中国与外国、知与不知之间相互碰撞，从而实现一种更加富有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活动。当然，在意境、形象、语言、趣味上，此时的散文也向感性、陌生化、张力效果等方面突破，产生与众不同的审美感受。
同时，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颇有革命意义，它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散文大相径庭，但文体突破更加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他改变传统将散文当文学写的理念，也打破散文多为短制的传统，来了一次融知识、文化、理性、情感、趣味于一炉的论文式散文探索。于是，余秋雨散文以纵横驰骋、汪洋恣肆、江河万里、气贯长虹的方式，表达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散文观。最重要的是，余秋雨所带来的“散文热”，它将以往散文的边缘化变为文坛中心，并带动众多模仿者。余秋雨散文虽有种种争议，但文体革命的价值不可否认。
新世纪以来，散文文体的探索创新兴趣有所减缓，这似乎代表散文的某些落寞。但我认为，散文并未停止探索创新的脚步，只是更内在化了，即在某种“回归”中显示了新的探索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对于现实、时代、国家、人民的重新关注，对于形式创新的深化，对于传统的重新发现，对于世界人生的辩证理解，对于大文化尤其是大文化历史散文的纠偏，等等。换言之，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散文已进入一个更理性、自觉的多元化追求，这在散文文体上都有所表现。
南帆的散文文体传统性强，基本是理性叙述和思想剖析，随笔特色突出；不过，由于他更关注时代命题，尤其是数字化、智能发展等问题，其散文文体就多了现代性和人类命运的忧思，也充满睿智之光，像《神秘的机器》《读数时代》《现代人》《媒体时代的作家》《科学让我恐惧什么》等都是如此。
王开岭、毕淑敏的散文充满道德信仰与精神力量，初看起来也是传统的理路；但由于更关注人类的健全发展和人性光辉，是一种正大光明的散文体式，《精神明亮的人》和《造心》都很有代表性。还有，冯骥才对于环保生态与传统文化的关注，使其散文有家国意识和天地情怀；梁鸿、杨献平等人的非虚构散文与时代相呼应，现实性和批判性较强；厉彦林、李登建的散文立足于乡土，将国家和人民作为关键词来书写，给人以阔大正气和积极进取的正能量；蒋蓝的随笔在钟鸣的基础上又有新探索，形式感和语言的爆发力更强；林非、王充闾、朱鸿、祝勇的大文化散文更为平正从容，对余秋雨散文有推进和发展；熊育群突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散文的生涩与偏执，在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上做出成功尝试。
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散文的文体探索创新并非一帆风顺，但却是螺旋式的上升发展。一是散文文体探索创新意识逐渐增强，到新时期散文的文体丰富性已然形成。二是思想文体、形式文体的探索创新并行不悖，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前后主要立足于思想文体，在经过上世纪90年代前后的形式探索后，新世纪以来又归于思想和形式文体的结合。三是散文文体探索经过正、反、合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前的散文文体为“正”，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为“反”，新世纪以来则为“合”，即在经过长久的“探索性”后，如今呈多元整合状态。当前，已较少有人简单、机械甚至形式主义理解散文文体，而是进入更加丰富、包容、融通、创造的境界，这是未来中国散文文体发展的关键所在。
对于散文创作，我们长期陷入急于“创新”、忽略“继承”的迷阵，尤其形成单一的“创新”视角。其实，很多散文的文体创新就包含在传统散文文体中。
长期以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有很大偏差。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常常将创新作为惟一和绝对的标准，“创新”就好，不创新就不好；其二，所谓创新，就是新、新、新，让“新”进入一种勇往直前的状态，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创新焦虑；其三，为创新而创新，有时会陷入拔苗助长的“创新”。其实，创新应该是有前提的，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更应该建立于守正、从容、自信的基础上。习强调：“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然而，对于散文创作，我们长期陷入急于“创新”、忽略“继承”的迷阵，尤其形成单一的“创新”视角。这就造成我们在评价70年中国散文及其文体时出现较大偏差甚至失误。其实，很多散文的文体创新就包含在传统散文文体中。
首先，作家由物性引发诗性，将传统散文进行现代性烛照。众所周知，“物”是中国传统一个核心词，像“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和“格物致知”都是如此。中国人似乎早就形成了对天地万物的关注与感念之情，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散文越来越重视“物”，尤其是将作家主体的诗情灌注其间，从而形成了一种与天地万物融通的现代观念。
如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表面看很传统，它用散点透视一草一木，特别是农事和二十四节气；但素朴甚至素食主义的追求则是梭罗式的，是现代精神的表征。鲍尔吉·原野笔下的细枝末节都是物，但却能被诗意点燃，并升腾起生命和智慧之光。朱以撒的散文仿佛是以毛笔在宣纸上进行浪漫之舞，那苇花般的毛笔醮上墨，然后在绵软的宣纸写，于是形成生命的某些感知、对语、融化以及升华，这是现代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跳跃。彭程的《心的方向，无穷无尽》是关于行走大地的文本，但因诗意盎然，有对世界人生的豁达理解，有现代生命的质感和举重若轻，给人以精神的飞扬与灵魂的升华。楚楚的散文表面看也很传统，但却如一个现代舞者在洞箫的声色中飞扬。杜怀超在《苍耳消失或重现》中以大地上各式各样的草为题，但贯穿其中的是博物学的知识谱系，也有人类情怀和天地之气的闪动，所以写得极有深度。作品写道：“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在这些光亮里存活。”从物性到诗性，再到人性，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些传统散文中的现代蕴含，也看到了“旧”中之新，“传统”里的现代，“继承”后的创新。
其次，作家看到历史碎片的闪光，并用现代意识进行激活和融合。应该承认，许多历史文化散文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缺乏创新性，这是由其观念的陈旧决定的。有的作品表面看来是创新的，但实际上价值观却是保守落后的，余秋雨、李国文、张承志的历史文化散文常让人感到观念陈旧，比如余秋雨以现代意识否认中国传统毛笔文化和知识分子价值，李国文以借古鉴今的态度戏谑司马迁，张承志将古代荆轲说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清洁精神的代表，等等。其实，这样的审视是“现在性”而非现代性。
同样写荆轲，林非在肯定其信、义、侠时，又指出其危险性，弄不好刺杀就会成为。他说：“当然是绝对地不必大家都去扮演刺客的角色，尤其是在像希特勒那样被历史所咒骂和唾弃的魔王最终绝迹后，民主的秩序必将替代个人的，刺客是魔王的惩罚者，却也是民主秩序的破坏者，因此一般地说来也就不需要刺客们去建立正义的功勋了。”此外，林非在其美国游记中还对高楼大厦遮挡了阳光提出质疑，批评现代都市文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又重复了原始的洞穴生活。还有，林非散文中常有“祝愿”之语，有关于国家富强、未来憧憬的美好修辞，有贯穿始终的反思性、批判性和自省意识，从中可见，表面传统的文体内却包含现代叙事，这与巴金散文有相通处。穆涛的历史文化散文极具穿透力，它能在历史、现实、未来之间找到通道，并打捞民族文化的精、气、神，可以说，这是一种融通与激活后的创新性散文文体。
此外，作家在天地自然中发现大道，发现人类应珍视的健康健全人性。以冰心、孙犁、张中行、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人的散文为例，一般人都觉得那是一些过于传统的散文，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那些光怪陆离的“求新”散文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人从中看到一些“杨朔模式”的影响。其实，这是一种表面化的理解，而没有深刻体味到其间的创新变化以及现代气质。像迟子建的环保生态意识、张炜以现代农业文明反拨工业文明的异化等，都是如此。张中行有《顺生论》一书，其中就有“天心”和“天道”的篇目。韩春旭写过《生命之道》，强调“平衡就是生命，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怎样经常地移动和平衡”。贾平凹能从山上的石头中看到它们的静默，以及“我就是石头”，“石头也慢慢变成我”。范曾在《老子心解》和《庄子心解》中表示：“钝于言说中敏于心灵”，“相反的，那些唠叨的、多话的、声嘶力竭的、唾沫星子直喷的人大体思绪混乱”，“单纯中的丰富、沉默中的深思使聋哑人比较容易接近道之所在”。这些“道”观是将现代与传统进行融通和再造后的结果，是属于在传统中的探索创新。
还应注意另一种传统中的散文文体创新，那就是抒情散文。许多论者包括散文的文体创新者最看不起、批评最多的往往是抒情散文，他们认为这是导致散文滥情、矫揉造作的最坏的文体。其实，人们少能看到当代抒情散文在继承中国古代、现代后的创新性。以母爱散文为例，当代的显然比现代的增加了反思精神、批判意识，尤其是自我反省力量。有的还注入现代甚至后现代的表现手法，以及人生、人性的内容。如彭学明的《娘》就是自我忏悔的文本，也是一个让人学会“如何去爱”的作品：越亲近的人为何越不易相爱，反而形成矛盾、冲突甚至隔膜和仇恨？其实，在这些表面比较传统的主题中，包含着作者不断创新的探求。
除了要充分重视创新性强的散文文体，还要肯定那些在传统中创新的散文文体，对于多有继承、少有创新的散文文体也不容忽略，因为后两者其实是70年散文的基座和主体。另外，文体创新也不是评价散文成败的惟一标准，因为更多时候那些探索创新的散文难成经典，在继承中创新者倒会成为佳作。如史铁生的经典散文《我与地坛》就是一个用现代的“独思”照亮传统的“母爱”的文本。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值得给予充分肯定与高度赞扬。不过，这种文体变革也有值得反思之处，也存在某些不足和迷失。
70年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成果累累，与诗歌、小说、戏剧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文体变革的景观。不过，这种文体变革也有值得反思之处，也存在某些不足和迷失。为使今后中国散文的文体获得更大发展，极需在“返本开新”中进行创造。
所谓“返本开新”，就是改变长期以来“唯西方是从”的价值理念与追求，确定中国文化、文学、散文的本位意识。西方可作为客体学习借鉴，而不是主体被崇拜和遵从。不要说西方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还是根本和致命的；即使西方再好，也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尤其不能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灵丹妙药。因此，散文的文体变革必须确立正确站位，立足中国本土的文化、文学、散文，在向外学习时，进行融通、激活、转换、创造。
首先，在继承中国传统散文文体基础上，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西方散文文体。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散文被称为“文章”，其文类极富，据统计有160多种，并与历史、哲学融为一体。然而，近现代以来，以西方散文为旨规，散文门类数量急速下降，许多已失而不存，有的即使留下来也趋于无用状态，这在周作人提出“美文”概念后尤其如此。到20世纪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冲击，散文文体更趋窄化，除随笔外，别的似乎都不显目。好在进入新世纪，散文文体开始有所回归，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不过，即使如此，它远无古代散文文体的丰富庞大。另外，在新时期散文研究中，一直有一种“净化散文”的声音，这对散文文体的生态是有害的，也不利于散文文体的健康发展。
我认为，未来中国散文文体建设，应多从中国古代散文汲取营养，再向外国学习其思想性、文体的独立意识，从中寻出一条散文文体的现代性创新之路。“美文”和“净化”是着眼于散文文体的文学性、纯洁性和独立性，这是受西方学科分类影响所致；但如无中国的文、史、哲合一的散文多样化传统，散文文体一定会越走越窄，最后失去生机活力。因之，理想的散文文体应是，广义与狭义散文的互动、对话、辩证发展。
其次，应该坚守中国古代散文整体统一的载道传统，避免散文的价值迷失和碎片化。近现代以来，散文在批判和否定中国古代散文“载道”传统上用力最多，这对于散文松绑和解放、获得文体的纯粹是有益的；但同时也带来了散文与时代、社会脱节，缺乏文化使命担当，变得过于技术化、碎片化、虚无化。许多“新散文”都有这一缺点，以随笔探索为主要追求的钟鸣在这方面也有不足。真正的经典散文应有张载的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同时又要有文体的自觉意识，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大胆创新。鲁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可谓典型代表：一面有“载道”的立人思想，另一面继承中国古代散文的完整与精致，并进行新的创造。因此，当代散文的文体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要注意克服形式至上和后现代主义碎片化与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
再次，我们要对散文文体变革给予辩证理解，处理好正、反、合的关系。以往，我们总以“变”来要求散文文体，而对“守”与“常”多有忽略。其实，变与不变的关系是辩证的，各有其价值。就如钱穆所言：“一阴一阳之变即是常，无穷绵延，则是道。有变有消失，有常而继存。继存即是善，故宇宙大自然皆一善。”从此意义上说，散文文体之“变”是一个方向，不变之“常”是另一矢量，对二者不能简单理解，要看到其各自价值，以及互相转换的可能。因此，在“变”的观念下，批评散文文体过于保守；但在“常”的价值中，这种保守又何尝不是天地之大“道”？因为“一阴一阳”无论如何变化，都在按“常理”运行。所以，对散文文体应该辩证理解：“变”是为了更好发展，但却容易消失，难以继存；“守”是为了继承，以期留存，但往往会失去活力。正确的散文文体发展需在正、反、合的关系中生成：以“守正”开其端，也作为永恒矢量；“变革”是反其道而行，这是助推力和增殖问题；最后是“合”，慢慢修正“变量”的失误，令其归于“正”，避免信马由缰、失去规矩和方圆。
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值得给予充分肯定与高度赞扬。但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主要包括：其一，变革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应进一步加大创新维度；其二，变革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散文的继承，若失去中国之“本”、逐外国之“末”，一切变革都难获成功；其三，经过一段时间的“变革”后，需进行反思和修正，以避免“反”而不“返”（归）；其四，创新既要真正进行“创造”，又不能成为“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其五，在强调“创新”价值时，一定不能无视甚至否定支撑它的那些“继承”的基座。因此，70年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决非简单问题，更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项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