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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雅致皆成《痴》:收藏界的文学隐士吕晓涢散文结集出版

  《痴》是吕晓涢的首部散文集。文中包含了藏瓷,赏画,玩虫,养鱼,侍弄花草等种种雅致爱好与生活中的凡俗小事,以及众多有滋有味的吃食和巷弄里的传奇,文章通透细腻,极具趣味性。

  吕晓涢痴迷文字与古瓷,用文字摩挲瓷器,赏鉴藏品,在“藏”中领悟人生,是懂瓷器的作家,也是擅长文字的藏家,文字如瓷般温润宁靜,对人情冷暖的体察无处不在。吃的、看的、玩的,世间一切皆可入文。“痴人”写“痴”,至情至性。

  吕晓涢,曾用笔名效耘,作家,编剧,资深瓷器收藏者。赏瓷、淘瓷数十年,有关收藏的文章在收藏界极负盛名。著有长篇小说《江河水》《口红》,编剧作品《口红》《堤街》等。《永恒的瞬间》曾获《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

  在这快速发展的时代,人潮拥挤,还能有这份闲情雅致实在难得,看得让人不自觉停下匆匆脚步。——喵了个咪~

  这世界能让我喜欢的文字不多,能一直吸引我阅读下去的也不多,能如此清淡不图名利纯粹的更不多,比《枕草子》好看,更符合这个时代,读者内心的平静需求!——菡萏

  吕先生的书,绝对是值得拥有与珍藏的。从他的散文中我们所窥见的,是他从或甜或苦的人生经历中所得到的思想与智慧,更是他宁静淡泊、超然洒脱的人生态度。——莲叶何田田

  曾经少年气盛,不过为芝麻大的一个官儿,就和人斗了个两败俱伤。舔伤的时候,居然也知道心灰意冷,也懂得看破红尘,于是向领导告了病假,私自跑到朋友的一个剧组,去帮了几天忙,借此调剂一下心情。

  剧组的外景地在一个小县城,是一部民国戏,故事讲的什么我已经忘了,无非是红男绿女纸醉金迷,再加上浊世中纯洁的爱情之类。倒记得是个悲情戏,纯洁的爱情终被那个时代所不容,最后惨遭,令人唏嘘。

  朋友是制片主任,我只是替他打杂,跟着他当个小剧务,做些不懂拍戏的人也能做的事,比如催催场啊什么的。

  催场其实是个令人极讨厌的活儿。你得早早起来,去敲大家的门,催起床,催洗漱,催吃饭,催化妆,催上车,催进场,然后催他们一场一场地拍戏……一天催到头,最后还得催大家早点熄灯睡觉,让他们别打通宵麻将或者约女演员谈心,搞得太疲倦,把拍戏给耽搁了。我们的导演是个喜欢玩艺术的家伙,拍戏特别磨蹭,常常无谓地在一些细节上纠缠,说戏能把自己说得眼泪滂沱,然后长时间地坐在那儿发愣,调整不好工作情绪。作为掌握制作经费和拍摄进度的制片主任,朋友要我对导演进行重点盯防,只要他流着眼泪磨蹭就立刻把纸巾递过去,然后催他搞麻利点。一男一女两个主要演员当然也要勤催,他们俩的片酬合起来几乎占了整个剧组制作费的三分之一,如此昂贵的身价,让他们耍大牌磨洋功岂不是犯罪?那阵子,我的形象一定相当恶劣,也就是一个青面獠牙的催命鬼吧。我知道大家,特别是导演和那俩演员,都对我恨得咬牙切齿。说真的,那些天我也心惊肉跳,我想多半是被他们在心里暗暗骂的。

  拍民国戏,就要营造民国时期的时代氛围,美工这一摊子,事就相对多一些,特别是对道具的要求更高。有一堂景是男主角的书房,搭是搭得很像那么回事,就是少几件古董字画作为摆设,偏偏道具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小伙子,虽然拍过几部戏,可除了会泡剧组的女孩子,几乎对业务一窍不通。导演要他去弄古董字画,他立刻傻了,摸着后脑勺吭哧了半天,居然反问导演:“这个怎么弄啊?”

  “我管你怎么弄!”导演火了,冲我的朋友,也就是制片主任吼道,“你看你给我的是什么队伍?这戏没法拍了!”

  朋友长出了一口气,显得轻松了不少。我看见他眼睛都有点发红。我知道他很在意这个,他和导演较着劲呢。

  现在道具这活归我干了,我总算摆脱了催命鬼的角色,做上了与艺术有关的事情。我想我知道在哪里能够弄到这些叫古董的东西。我有一个同学在县文化局工作,我可以去找他。

  找到同学才知道,他具体的工作单位,其实就在文化局下面的文化馆。听说我在帮忙折腾一部戏,同学脸上立刻就开始放光,再听我说了来意,他竟然像个孩子般笑了起来。他神秘兮兮地说,我找他算是找对人了,县文化局下面,是没有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这两馆的职能也都由文化馆替代,因此我要找的东西,正好归他管。这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同学面有得色,要我等等,他去找馆长拿钥匙,说要给我看一个地方。

  那地方是一个老房子,应该是旧时大户人家的青堂瓦舍,被瓦松和苔藓染得满目沧桑。吱呀推开门,只看见屋顶的玻璃亮瓦投下一柱阳光,点点微尘在光柱中翻翻滚滚。稍稍闭一会儿眼睛,再睁开,才看见许多木头架子,和摆在架子上的坛坛罐罐。

  我拎起一只瓷罐。同学下意识地在我手下托了一把,似乎怕我把它给摔了。同学告诉我说这是一只青花罐,宣德的。这儿真是一个宝藏,随手摸起一只碗,竟是宋碗,再摸起一只瓶,是康熙五彩。同学拿起一幅画,展开,不无自豪地问我,知道这是谁的画吗?沈周的。知道沈周是谁吗。看我摇头,同学说,你太孤陋,精力都放在官场的勾心斗角上了吧,沈周沈石田,明代的大画家啊。同学看来是知道我最近那小小的不如意的,但他没有直接问我。他告诉我说,之所以他们这小小县城会藏有这么多宝贝,皆因城南有一个叫旗营的地方,是大清朝驻扎旗兵的所在,这些东西都是旗营里那些纨绔子弟留下来的。当中,为保护这些东西,他们的老馆长可没少受罪。那当然又是一个故事了。我在这些蒙尘染垢的宝贝中挑挑拣拣,选了二十来件东西,把一千块钱递过去,说,那就这样了吧,你可别嫌少。同学涨红了脸说,你这样就不好了。他说只需花五十元,请几个馆长吃一顿,这些东西就可以让剧组尽情使用了。而且如果还有别的要求,剧组也尽管提,馆里一定会大力支持的。不过,他又支支吾吾地说,有一个附带条件:能不能让他也去剧组帮忙?我一口答应说能。他笑了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拍的那可真是一部烂戏,不过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制造了一堆艺术垃圾。把那些真正堪称国宝的古董字画,点缀在这种戏的背景中,对它们而言不啻是一种侮辱。除了我,整个剧组没人对这些宝贝感兴趣。主创人员的心思在艺术上,辅助工种的心思在麻将上,跑腿打杂跑群众的小年轻,心思都在异性上,谁有心情管这些老古董价值几何?而我的老同学,进了剧组,他可真是如鱼得水,在导演那里使出一副谄谀嘴脸,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最终竟成了站在导演身后捧水杯的心腹,还在署名上挂了一个副导演。

  “这是我的梦。”同学说,“我从小就梦想进入神圣的艺术殿堂,所以我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我理解他抓梦的心情,我也充分地为他提供了可以提供的方便,比如在我的制片主任朋友那里为他说好话。

  戏拍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在许多剧组都发生过的那种事终于也在这个剧组发生了:我们才华横溢的导演,他一夜又一夜地坚持和女一号说戏,最后用自己的才华把她给弄上了床。从此我们看够了他们的眉来眼去。就是在拍摄现场,正忙的时候,他们也毫无禁忌地打情骂俏,让人作呕。如果光是这样倒也还罢了,为了讨好心爱的女人,导演还不停地擅自为女一号加戏,毫无道理地加,随心所欲地加,这就犯了众怒,更激怒了与制片主任穿一条裤子的男一号。因此,找了一个理由,男一号狠狠爆发了一次。

  是在男女一号演对手戏的时候。女的一边说着台词,一边还插空向导演抛媚眼,说了几次都说错了,让男的陪她浪费了好多表情。男的早就忍不住了,女的说完台词以后他本来就有个摔东西的动作,说好是假摔,然后接个真摔的镜头的,男的却随手抄起一件瓷瓶狠狠地摔下去,把我们都摔愣了。

  “好!”导演突然暴喝一声,把大家吓了一跳,他唾沫四溅地喊叫着说,“绝,真他妈绝,演得真棒。他问摄像,这个镜头拍下来了没有?”看到摄像肯定地点了头,他拍着大腿又叫了几声好,上去拍着男一号的肩膀说:“到底他娘的是腕儿,关键时刻就是能出彩!有这一摔,这个戏就上去了,等着拿飞天奖吧!”

  导演不乐意了:“一个瓶子你也问我?你把它扫出去不就得了?不就一个瓶子吗?和一场好戏相比,一个破瓶子算什么啊?买一个陪他不就得了,十块钱撑死了嘛。”

  同学这时候已经混到给导演捧杯子了,他扯扯我的衣角,意思说算了。然后笑着说:“对对对,它十块钱都不值,摔得好,碎碎平安,碎碎平安。”

  我还是心疼这个瓶子。我小心翼翼把它的残骸扫起来,用报纸包好了,放入我的行李箱。同学对我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说,最多再请馆长吃餐饭,五十块钱,这件事就摆平了,你那么认真干什么?又借题发挥说,你这种认死理的人,走仕途肯定没戏。

  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是连饭都没请,只是对馆长说了一句抱歉,他就一挥手说,我知道了,没事了,就算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嘛!

  剧组解散以后,我把瓶子残骸带回家。然后,在一个休息日的下午,在一种平静如水的心态下,小心翼翼地用胶水将瓶骸一块一块地粘起来,最后终于将它还原成了一个完整的瓶子。幸亏我当时扫得仔细,居然一块都没弄丢。把粘合处被挤得溢出来的胶水擦干净之后,不仔细看,这瓶子完整得就不像是曾经被人摔过的了。说实话我以前对这些旧东西并没有多少感觉,现在当这只瓶子真正被我拥有,我才开始用欣赏的目光看它。它确实是一件美器,式样古朴,通身上着一种说不出名堂来的红釉,红色中,又隐隐透出绿色的斑点,釉色极其润泽。瓶底是“大清康熙年制”楷书青花款。好东西不比不知道,我把它摆在许多新的陶瓷工艺品中间,它立刻显得黯淡无光,仿佛要隐身而去;可去的同时它又向前凸出来,在一片贼亮的釉色中突显出自己的温润柔和。是的,温润柔和,这就是它的姿态,独立的姿态。

  人终归还是不甘寂寞,尤其是我,总觉得只有从政才是一个优秀男人应该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伤口舔好之后,我又忘我地投入宦海,在其中明争暗斗,载沉载浮。直到有一天,我再一次被一个浪头打上岸,几经挣扎也爬不起来了,我才明白,做官并不是人生的目的。当然,这明白来得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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