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文学年成，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散文是大户，至少在数量上如此。盖因为，其表现手法简洁灵便，随意直接，加之有“三多”，即发表的园地多，读者多，作者也多。
文无定法，散文尤甚。换句话说，散文是似有则无的文体，似与不似、定与不定之间，就成全了散文写作的随意，有了众多作者。此外，一个重要之点，也是她的特色，亲历性和真实性，这形成了与读者情感上直接对接，就有了较高的亲和力。
过去一年，散文基本延续了传统路数，无非是亲情人情，亲历闻见的种种，无非是过往的生活，历史的回思追忆，现实的经历感悟，也无非是世相的描摹、情感的展现。在“写什么”上，散文的优势仍然是与生活保持零距离，既无所不能，也无远弗届。当下生活面貌林林总总，现代社会世相的驳杂斑斓，较为深入地呈现在当下散文创作中。平实、沉静、水波不兴，或可看作是近年来散文的面貌。如若寻找亮点，时下散文在思想层面上，有了新气象，思想让文字更为亮丽。或者说，随笔杂感式的文字，成为众多散文家的追求，即在“怎么写”上，有了更多人文精神的生发，有了思想情怀的提升，也有了理性之光的投射。轻灵随意之中，散文展示了思想的力量，理性的厚重。
在社会历史的重要转折期，恰逢重大的纪念和节庆，热点式的追踪，深重的历史情怀，散文家责任在肩，义无反顾，于是有了严正笔力和现实品格的作品，这突出表现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一些作品中。熊育群的《旧年的血泪》（《收获》），是对湘北一带战事的书写。李鸣生的《记住，是为了纪念》（《中国作家》）较全面地分析抗战留给人们的思考。题材的分量，见出了思想的成色。而散文的客观叙事与主体情怀的交融，纪念性的历史叙事，国难担当者的民族大义，追寻侵略者的暴行根源，在对某些战事的场面和人物事件描绘中，一一呈现。突出的是，既有历史资料的重新梳理，也展现出作家面对当下政治风云变化后冷峻而严厉的现实思考。
当下的经济大势和民生战略，在文学表现上，也许不必拘泥于某种政策的解读。可是，近距离感受，投身于变革纵深发展的春江水暖中，热切地感知，迅速地反映，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轻快的散文随笔文字，不能缺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些作品对当下风起云涌的经济形势的关注。有的作品，也许只是一隅一地，却举一反三，映照出时代变动和社会发展的光影气象。阿来的《海与风的幅面》（《人民文学》），从宋代泉州开埠时的商船陈迹，说到如今的“海上丝绸之路”，再到当今“一带一路”思路下相关地区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及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外向发展的历史过程，表明了一个新的经济生长点的背后是历史与文化的支撑。梅洁的《迁徙的故乡》（《黄河文学》），是对南水北调工程鄂西源头地搬迁户深明大义的付出与牺牲的书写，从故乡情怀与惠民工程，小家与大家，个体与整体，从事、理、情等等关系上，书写了国家重大工程的实施中，普通人的义举和贡献，作家隐忍的情感抒发，既有对百姓无私精神的称许，也有对诸多世事人情特别的感怀和思索。
情怀是散文叙述的无形纽带，也是文字亲和力的最好酵母。近来，回望和怀想的散文依然旺盛，写史怀人，为某些珍贵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着笔，古今勾连，风云际会，家事国情，从中记录时代光影与生活的脉象。即使一些怀念亲人、书写亲情、记录世相的作品，也给人以多方位的思索。陈忠实的《不能忘记的追忆》（《人民文学》）记录的是一件“”冤案，陕西户县农村读了师范的大队干部杨伟名，“”前就写文章主张分田责任制，“恢复单干”。“”中惨遭批斗，不改其志，夫妻双双受迫害自尽。这连累了从西安下来的大学生刘景华，因为对造反派迫害老干部的行为不满，又赞同杨景华的文章，惨受迫害，隐姓埋名。三十多年后，作者忆起他称之为“伟人”的“‘’冤情”的两位当事人，寻访他们（杨的后人和刘景华），心有记挂和纠结。作家的一段经历书写，既是情感的偿还，也是为这类写史忆往的文字留下印痕。孙惠芬的《母亲弥留之际》（《解放日报》）怀念中有祭奠，关注亲人的心灵世界的隐秘，那是亲情和人伦不能代替的，也是最容易忽略的。陈建功的《我和父亲之间》（《上海文学》）、梁晓声的《父亲的荣与辱》（《北京文学》）、田瑛的《未来的祖先》（《羊城晚报》）等，在对老辈人的一些行为做派与往昔亲情孝道的展示中，书写人生情感的种种状态。当年的情感纠结，在后辈的回想和追忆中，五味杂陈。亲情文化是人生的精神支撑，也许在最为隐秘的地方，才能够把握到本质。写亲情的文字，不只是仰视，细微之处也有隐秘的心结表达。眼下，回忆和亲情的文字近乎泛滥，唯有真切的思想光亮，才展示迷人色彩。
社会大趋势，发展是主题，人人在言说幸福，感知幸福指数，关注生态自然，关心生存环境成为必然。这也被敏锐的散文家所关注。南帆是一位擅长于开掘身边寻常物件的作家。《泥土哪里去了》（《天涯》）是他对人与生态的发问，我们熟悉的大地、生灵怎么变了，在钢铁丛林中生活，平常物事变得稀缺，自然与人类生存的关系发生了变异。“生活在彻底改装”，蓝天、白云、泥土似乎正远离我们。“什么时候还能返回大地的正常节奏”，“返回心思简朴的日子”？泥土的缺失，实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重。梁衡的《树殇、树香与树缘》（《人民日报》）从海南两棵被砍伐的腰果树的现场起笔，深入到人与自然关系，如何被重视而又被忽视，思考的是人与自然相辅相成的关系。大树无言，生态的萎靡，责任在人。他最近的“人文古树系列”，专注于自然生态中的人文情怀，关注自然生态与人类依存的关系。生态是文学时兴的主题，散文尤其有优势，为不少作者青睐。早年就多写此类题材的徐刚、林业系统的李青松，近来散文较多涉及于此。
亲情也好，自然也罢，与此相关的一个流行语是乡愁。现代化进程，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农耕文明必然带来冲击和影响。留住乡愁，寄情乡土，回归田园，听起来美妙动人，但在有些人那里是语焉不详的。乡愁是什么，难道只是一种牧歌式的回念？如果说，生态文学看重的是生存环境，而乡愁既是一种精神的回望，更是心灵的依恋，对于大地、自然和故土，在精神源头上的认同。只是，这样的情感在有些作品中显得苍白，远离故土后都市人的闲适、焦躁，于是记起了儿时的炊烟，河沟里的鱼虾，老屋前的果林，所谓的怀念和回访，多是一种都市人矫情和虚妄的冲动，这种乡愁也多是一种文学的表达和点缀。杨文丰的《不可医治的乡愁》（《北京文学》）用一种判断句式，阐述了对家乡自然、田园大地的情感。也是对这类乡愁与故土之念想间接的回音。近年来，古村落保护为一些人士和机构不断提出，也打出留住乡愁、守住田园自然的旗帜，散文也有所谓写“秘境”“田园”的文字问世。乡愁，不应是文学标签。不只是乡村的，也有城市的、市井味的。王安忆的《建筑与乡愁》（《花城》），孩童时的住所，在城市不断的发展中物是人非，那些建筑的名头和眼下的场景发生了变化。辨识“记忆的地理，难免令人惆怅”。有人说，乡愁体现出现代人思想与情感的脆弱。无论对与否，对于游子，乡愁是折磨情感的一个信物。文学的乡愁，延伸和开拓了散文的主题，是足可欣慰的。
注重思想表达，是一些专题散文共同的追求。地域文化的增强，经年有时，一大批作品形成了专题文化散文的阵势。近期有孙郁写民国人物，祝勇写故宫文化，以及浙江赵柏田的明代江南文士系列，四川谷运龙关于羌族文化的作品，马步升的甘肃禅宗文化散文。同时，作家们潜心探索，令人刮目。周晓枫的《恶念丛生》（《长江文艺》），一如她的坚持，用密集的语言和丰沛的意象，讲述亲历的人生故事，生发出现代人显见却又陌生的道理。她剖析自我，不断变换视角，人心、人性在善良与恶念的对立状态下，伴随人生成长。她似乎是探索人性的成长史。任林举的《斐波那契列数》（《人民文学》）是探讨数理逻辑的一个奇特文本，洋洋洒洒，冰冷的逻辑与性情的温度，这个数列之意何在，并不十分重要。而数的神秘与奇瑰，人们认知运算和求解过程的情感经历，是作品所关注的。一个学生时代的数理之题，纠缠多年，形诸笔墨，玄妙中见情味，不啻为散文打开了又一扇窗口。
当然，散文的常规写作仍然是一些精短散文，作家主观情感的注入，扩大了其精神内涵，增加了作品的文气和意境。说文学是“人的文学”，散文并不一定非得写人，但散文的气韵意境，都有一种拟人化的营造，境界和意味得以展现。像云南汤世杰的滇中文化笔记，上海的潘向黎谈古诗词系列，精粹的篇幅中时时见出人文情感，雅致的文笔开拓了精短散文的精神气象。
最后，不得不指出，相对创作来说，散文的批评滞后，少有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也没有现象性、问题性的论述，更没有理论上的探讨和直率的批评指谬。散文批评多年不为，缘由多多，我以为，没有相应的组织措施，比如，散文的研究多是单枪匹马，只重视评功摆好，重视评奖排位。如此，对不住这红火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