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作家是从来不缺乏天才的，比如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这样的名字可以列一大串。正是因为有他们存在，中国的文学才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他们留下了一份遗产和一份光荣，才使我们作为后人的在面对着西方文学不至惶恐和自卑。学中文的人，搞汉语写作的人，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人生，熟读他们的作品，这是最基本的学业修养。但天才作家的作品，我们只能神灵一般的敬奉他们，而无法复制和模仿，因为他们的写作无规律可寻，常常是不从事写作的人读了他们的作品感觉他也可以写作，而从事写作的人却觉得不会了写作。
今天我讲沈从文。对于沈从文大家可能也是没人不知道的吧，我要讲的依然不是他作品的具体分析，还是我刚才说过的，天才作家只能接受其启示而是不可复制的，正如天才画家齐白石说过：似我者死。伟大的作品都是看起来似乎非常平易，似乎人世间就真有那么些故事，不是笔写出来的，是天地间原本就存在的，这又如同一些科技发明，是上帝某某某之人带到人类社会的。
牛顿故居的墙上有人写着这样一首诗：自然和自然规律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去搞吧，于是，一切就光明了。
天才的作家也是这样。我们读《红楼梦》，读《聊斋志异》，你能感觉那是在编故事吗？你能认为那是在运用什么技巧吗？世界名牌服装，都是那么简洁，只有小裁缝们做衣裳才费尽心机，在领口上做花边，在袖头上绣饰物。盆景是精致的，大山上的草木和石头不需要布置。如果说人才、怪才、天才，人才是学成的，怪才是绝招的，它太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一般，太刻意，气量就狭小，而天才一切都“蹈大方”，它是整体的，静水深流，看似平和，如水一样，谁都可以进去，进去就淹死了，是未为奇奇。
先说沈从文的生平。为啥要说他的生平，这是因为什么生存状态决定什么人，什么人写什么文章。火而有焰，文是人的精神之光。研究一个作家，必须先研究他的生平。世上有许多作家，我们能不能学他，能不能学到他，只有研究他生成的原因，才能得出结论。肉是好东西，我也承认，但我是素食主义者，这肉对我是不贵重的。为什么有的作家对你有感应，有的没有呢，道理就在这里。
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画家带学生，要学黄宾虹，什么也不教，也不让临摹，半年内熟知黄的身世，生活习性，穿黄的衣服，让自我感觉自己就是黄宾虹，然后再临摹黄的画，学他的技法，突然进步神速。再举例子，我当时喜欢川端康成，搞不清他为什么能写出那样的小说，就寻他的所有资料，才明白日本的川端康成作品之所以阴郁，是他从小失母，身体多病，孤独敏感的原因，也以此，寻找我能不能学他，哪些东西与我的气质有关，哪些东西我无法学习。
沈从文是1902年出生于湘西凤凰。湘西凤凰地处于川、湘、鄂、四省交界，多民族杂居，现在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当然人们去那里旅游有沈从文故乡的原因，但那里自然风光非常好，就是说那里的风水好。中国有古话说“得山水清气”，说“地杰人灵”，那是有道理的。穷山恶水是产不了佳木的，平原上的树多横长，深山的树多高直，戈壁滩上长的是骆驼草，太白山顶上的树只有一人高。沈从文的祖父是大将军，曾率领当地的一支军队随湘军攻打过太平军，也曾任贵州的提督。但死得早，祖母是苗族，没儿女，将祖父弟弟的二儿子过继了，这就是沈从文的父亲。父亲也是有关镇守边关的大将，1900年八国联军改变了天津，其父解甲归田，母亲是土家族，回到凤凰第二年生下沈从文。沈从文14岁入地方行伍，当过卫兵、班长、文件收发员、司书等。20岁的时候，独自到北京寻找发展，如当今的“京漂族”。他考了无数的大学，没有考上。外语不行，一口湘西土语，交际受障碍，在北京混不下去，就又返回家乡当兵。但在队伍中领伙食费时，又改变了主意，离开了队伍，又到北京谋生。这时他开始写作投稿。在这期间，因投稿屡屡不中，生活极度困难，临时当过图书管理员，报社编辑，再后因作品发表，逐渐声名起来，到私立大学教书，以至最后任教到北大。从此成为名作家名教授。这就是他前半生的经历。
他的前半生的经历决定了他的作品一切基调。他的后半生，变化更是巨大，但没有再从事文学写作。后半生我在后面再讲。这前半生的经历可以概括这么几点。一、绮丽的自然山水赋予了他的特殊气质，带来多彩的幻想。二、民族交混，身上有苗、汉、土的血液，少数民族在长期受压的历史中积淀的沉忧隐痛，使他性格柔软又倔犟，敏感又宽厚。三、出身地方豪门大户，经见得多，又生活丰实，看惯了湘兵的雄武以及各种迫害和杀戮的黑暗。四、在写作初期受尽艰辛，培养了“安忍静虑”的定力。他的前半生的经历成就着一个作家的要素。
什么样的人可以当作家？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如托尔斯泰是贵族，如司马迁受过屈辱，如屈原不被重视，如曹雪芹经历了繁华与败落。一般情况下，小时受过磨难多的人容易成为作家，因为磨难多，人情炎凉就体验得多，而文学就是写这些的。胸中要有说的话、有悲痛、有郁情、有悲绪、不吐不快、不说不行。艺术都是情绪的东西。有社会情绪和个体生命的情绪。情绪如结合到一起，写出来就是好作品。任何艺术也都有个情绪在里边。如李商隐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那不是凭空说的，一定有对象，只是李死了，谁也不知道。好作品的产生就是这种情绪的产物。又传达的是社会情绪和个体生命情绪的统一。现在有人作品是为了发表，为写而写，当然出不了好作品。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的行万里路，那时交通不便，骑个毛驴出走，一路上风雨冰雪，一路上不知吃在何处投宿哪里，有狼虫虎豹，有强盗，他的体验是生命的体验，如果现在坐飞机旅游，一二个小时就到一地，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大致一样，吃喝不愁，你就是行十万里，你也没有多少体验的。
我再讲几个小例子。沈从文的《湘西散记》里写了他大量的少年生活，他是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中，又是地方豪门大户，那里孔孟的东西少，自然的、野性的东西多，他不受约束，生命是活泼的、天真的，所以长大以后做人没顾忌。他曾经和丁玲有过矛盾，他到北京后因丁玲也是湖南人，声名也大，与之交往，感情真挚，丁玲入狱后他听到丁玲死了还写悼念文章，但后来两人发生误会，误会是以别人流言所致，丁玲怨恨他，他也不申辩，以致解放后长期受排挤，他就默默活着，隐忍着。他在京最困难的时候，冬天很冷，在一个仓库里写作，没有火取暖，衣服单薄，郁达夫去看他，把围巾送给了他。他投稿屡投屡退，当时《晨报副刊》的主编是孙伏园，一次编辑部会上，孙搬出一大摞他的未用稿，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扭成一团，扔进废纸篓。他教书后看上了张兆和，张兆和是一个美女加才女，他爱得不行，给人家写求爱信，张却看不上他，把信编了号，别人说：沈从文能给你写信，这是难得的好事呀！后来经沈从文尽力争取，他们才结了婚。解放初期，沈从文境遇极度不好，夫妻关系不好，但他一直深爱张兆和。他有一个单独的学习写作的房子，每天带点熟食一早去，晚上回来，这样的生活一直十多年。我是没有见过沈从文的，当年一个朋友去北京见过他，回来说，老头像老太太，坐在那里总是笑着，那嘴皱着，像小孩的屁股。我告诉说那是他活成神仙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凡是很杰出的男人，晚年相貌都像老太太。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说明沈从文不是个使强用狠的人，不是个刻薄刁钻的人，他善良、温和、感受灵敏、内心丰富、不善交际、隐忍静虑，这就保证了他作品的阴柔性、温暖性、神性和唯美性。
沈从文真正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从1924年至1949年，就共有25年左右，人不到50岁就停止了。五四时期那一代作家，1949年前创作基本上就停止了，也都是50岁左右，拿陕西来说，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也是40岁左右，“”开始了也就创作停止了。沈从文25年时间作品结集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人们熟知的，比如《柏子》《龙朱》《阿黑小史》《月下小景》《边城》《长河》《湘西散记》等。
说他的阴柔性。他的作品有一种忧郁气质，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基调。作品的题材都是社会下层的士兵、妇女、小职员的日常人生，即便写也都是下等。在他写作的年代，国家破碎、民族灾难，鲁迅在写《彷徨》、《呐喊》，茅盾在写《子夜》，巴金在写《家》、《春》、《秋》，还有柔石那一批作家，还有延安边区那一批作家革命性更强。而沈从文的作品似乎并没有直接涉及当时的风云。换句话说，他不是政治性强的作家，他的作品没有成为政治宣传品，不是匕首和投枪，他也不是战士。没有直接写政治，写社会问题，使他的作品不阳刚，也因此不僵硬。当他初冒出来的时候，以别样的生活，别样的色彩，惊动着文坛，成为京派作家的一员大将，但他在那个时候不可能成为旗手，以致后来政治性的、社会问题性的、大题材的东西占领了中国文学，沈从文便渐渐边缘化，受到了漠视、排挤和攻击。
这种情况和张爱玲一样，张爱玲也只是写她的没落家族的生活，所以50年代初她就出国了，张是有家庭背景的，自由相当大的人，她可以出国，沈从文就只有留下来，因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1949年以后，虽有种种原因他退出了文坛，可以说，即使他还在文坛，他也是写不出来的。而文坛有这样的情况，人人都知道他是个诗人作家，但谁也不知道他写了什么诗什么小说，这样的人往往在文坛混得最长。
我在“”后期，有一天去图书馆翻到他的一本书，那是我第一次读他的书。书是丛书，序言由别人写的，序言中说他如何有才华，文笔如何好，但有一句话我记得清楚，就是：他只能算二流作家。但我那时不知道沈是谁，非常喜欢读他的作品，后来一本书上收他的一个作品，我还给出版社写信，要求多收他的作品，又过了多年，他的文集才出来。我一直说过这样的线年后有人还在读，那就是好作品。50年后沈从文怎么样呢？沈从文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超一流作家，成了作家和从事文学工作者的必修课。为什么呢？文学有文学的规律，文学就是写人性的，脱离了人性，而将文学当作政治的宣传品，你轻视着文学规律，文学也就最后抛弃你。近50年后沈从文的浮出，是中国文学观的改变，可以说，对待沈从文的态度变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心路历程。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文学一定要遵循文学规律，文学不是政治宣传品。以政治观念写作品，即使一时红火风光，最后也是一无所有，而文学不作御用，有人又写成揭露、暴露、黑幕性的作品，思维上和御用一样的。同样一无所有。
我写过一个中篇《艺术家韩起祥》，就写了一个艺术家如何一步步变成政治宣传品，最后悲凉地死去。这就牵涉出了政治的关系问题，中国民族是一个苦难民族，因为苦难，政治情结就浓，所以“铁肩担道义，著文章”之说，伟大的文学作品既要关注现实，又要追问人的本身。讲政治要讲大政治，关注和追问的是大政治。
他的温暖性。善良而宽宏的作家才能写出温暖的作品。沈从文写下层社会的人的日常人生，同时期老舍也是写下层社会的日常人生，两人都是伟大作家，但老舍的眼光是批评的眼光，以一个改革者的眼光来看待人性，而沈从文以温和的心境，尽量看取人性的真与善。对人性的真与善的关注和肯定，集中体现于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我们姑且不论其长篇、中篇，即使那些短篇，比如《柏子》和《丈夫》中的都是那么可爱、可怜，读完让你心跳和叹息。
作品的温暖性，可以使作品有慈爱心。我有这样体会，小时候家境不好，父亲从学校带回一点吃食，当我们兄妹四人在那里吃的时候，他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我们吃。我做了父亲后，每当弄些好吃的带回来给孩子吃，我也是坐在对面看着，我体会到一个做父亲的那种感觉。读沈从文的小说，我就想到父亲的神情，我感觉沈从文对他的人物就是这种神情。
作品的温暖性，更使文笔优美，没有生硬尖刻，没有戏谑和调侃，朴素而平实，幽默也是冷幽默。他不是刻意要批判什么，作品里看不出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一切都是温情。他表现悲剧现实，如果在作品是好人坏分明，那就不是好作品。《红楼梦》贾林的悲剧是谁制造的呢？是贾母，是宝钗，是宝玉，是黛玉，好像都有，又都没有，是社会的悲剧，是人人都有份制造的悲剧，但你又不能怪哪个人。
说到神性。好小说都是有神性的，也就是有精神的。作品要讲究维度，要提升精神层面。有的作品是政治传声筒，这是令人反感的；有的是把人物作为背景，去研究一个个具有当下性的社会问题，这是讨厌的；有的以观念写作，全文就为着演义又一个观念，同样面目可憎。现在有许多作品，写现实，不应称之为现实主义，没有精神意象的现实作品不是现实主义作品。
沈写的是下层社会人的日常生命状况，就是他探寻的是关于人的最为根本意义上的爱、真、美，他的小说才具备了生命力。他有一句名言，说他的作品是建一个希腊小庙。通过对淳朴的爱恋的风土人情的描摹，营造一个特殊精神空间，这个精神空间与作者所身处的特性空间形成强烈对照，这精神空间就是“希腊小庙”，庙里供奉的是一种充实人性和神性的爱。一方面经营希腊小庙，一方面现实却是人欲横流，红尘滚滚，这样就必然产生孤独和悲凉，他的作品又温馨又哀伤是自然而然的。我画莲喜欢画出藕、茎和花，莲花就是藕的精神之花，这朵花是艳丽的，洁净的，艳丽和洁净得又无比哀伤。佛的眼是微闭的，佛的态就是透着这种味道。沈从文这一点，我们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体会。我们写作为什么得有这种神性，精神空间为什么缺乏，而他又是怎样寻找怎么处理和完成这个精神空间的？
再说唯美性吧。中国作家历来分二类，一类政治性强，大题材，大结构，雄浑刚健，这类作家和作品弄得好当然好，而且在当代当红，弄得不好就极其不好，作品寿命极短。另一类讲究文体，讲究艺术，讲究语言，讲究气韵。当然弄得不好，影响大气，沦为柔弱和矫情。但这类作家的作品寿命长，他的文字至老都好，即便留一个便条都有味道。举个例子吧，现代作家废名是唯美化的，沈从文向他学习过，他的作品特别讲究，太讲究了就冷僻、孤寂，失去大气。古诗人贾岛如此，废名也如此，而沈从文学废名脱于废名，他作品的气是向外喷的。孙犁的荷花淀派之所以后继无人，就是后学者气小了。唯美性的作家作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艺术感觉好、文笔美，善于运用“闲话”，增加韵味，我比喻为往水面上抛石子，有人抛一个石子，咕咚就沉水了，有人的石子在水面上连续打漂。他们反复叙说一件事，文笔独思妙想，有无尽的细节，这需要感觉和想象。沈如此，张爱玲也如此。大家可以读沈《龙朱》。
一、成功的作家，必须是天生的一份文学才能，这份才能不是学校能培养的，它是大自然的产物。只要他胸中有文学，一经开发就有文学作品，若胸中没有，后天的努力也只能成就一般。知识并不等于智慧，而智慧就是悟的积累。在日常生活中悟一些道理，逐渐积累，洞彻天地自然的规律。大师父都是悟道的，有的是顿悟，豁然洞开，有的是历经无数劫难渐悟的。张爱玲讲“发展自己的天才”，只要你感觉你有这方面才情，你就好好去发展，许多写作人初期都询问：自己是不是这方面材料，最后能不能成功？别人是无法回答，自己有感觉，这如同端来一碗饭，你会感觉自己能不能吃下。说这样的话，不是要打击一些初学文学的人，我强调的是悟性，作家必须靠悟，有一句话：“读书不求甚解”，是说可以不完善，但从这一点悟出那一点，所以作家不一定学历多高，沈从文没上过大学，张爱玲没上过大学，鲁迅是学医的，现在理工科学搞文学都比学中文的写得好，思维广阔，学文的最害怕学死。
二、文学是人学，应该写出人的理想，写出人对自身的追问。这是正道，也是唯一的道。所以，在中国这个政治性特强的国度里，一定要建立文学观，否则一时红火，得名取利，都是最后悲伤的。中国作家，有人是在政途上失意后转入文学，有人以文学作为跳板进入政途的，有人说是搞文学，经不住一个科长职位的诱惑，这样都不是真正弄文学，也可以说不是能在文学上成事的人。沈从文埋没几十年，是海外重视而影响国内的，也是社会进步后对文学重新认识的。当年沈从文无法搞文学，转向文物研究，他经手过瓷器、铜器、玉器、漆器、绘画、家具、绸缎一百万件，当讲解员几十年，接待三十万人次，写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明锦》《战国漆器》等，他“隐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地藏”。但是金子终究发光，古镜愈磨愈亮，当夏志清在海外大力宣传他，海外汉学者以研究他而获得博士学位，他终于文物出土。他同张爱玲、钱钟书浮出后，一直还有争议，同辈人对他有非议，那是嫉妒，文坛也很恐怖，文学是马拉松运动，同辈人是压不住的，现在年轻作家力捧沈从文就是证明。
三、社会复杂，文坛也复杂，各色人等，当人境逼仄的时候，精神一定要浩淼无涯，与天地往来。人要高贵，作品立意要高贵，这种高贵不是你去当官、得势，中国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国度，一当官什么都好，所以文坛上为当个官争破头。昨天，一个书法评论家到我那儿，说起现在书画为什么那么热，本来书画是极少数人的事。我说，如果排除经济利益，你看还有几个人爱书法、绘画？所以，当你受到不公平待遇，你可以不反抗，但你要隐忍，要静水深流，靠作品说话。
四、对于沈从文，任何人讲都无法讲清，真正要了解他，认真读他的作品，品味他的一段一句一字，悟出沈从文为什么是沈从文，悟出沈从文能不能同自己有感应。你感应了，你就会学到他许多东西。
本来，在讲沈从文之前，我应该要求同学们熟读他的作品，但我先来讲了，可能听我现在的讲课难以理解深，那就以我的讲课作为一个引子你们再去读吧。声明的是，我讲的是我读过的沈从文，是一个作家去读另一个作家的感受，这种感受只是：他那样写我能不能那样写，他写的东西哪些我可以写，哪些我写不了？所以，我讲的不是全面的评价沈从文，只是一家之言而已，仅供参考。
俗话说“少不读鲁迅”，意思是说如果对社会、国民性认知较少的话，是读不懂鲁迅的。我想沈从文也一样，第一遍读沈从文，不过是觉得他写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平静如水的故事。如果说鲁迅是一个提笔战斗的勇士，在他的乡村视野中是无尽的封建礼教和“吃人”的兽性，而沈从文则开辟了另一条写实的路径——对世间最无情的事物，仍能做最有情的观看。沈从文对人事的观察，超越了社会道德的判断，他看到的不再是礼教、秩序和愚昧，而是人在这天地之间活出的那一点点小小的悲喜和滋味。
他笔下多是个性鲜明又卑微的小人物：上过战场的士兵、住在吊脚楼上的、一生漂泊的水手、童养媳……沈从文从没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视角去诉说他们的故事，他看到的是人自身能量、人性的优美和自然，即使卑微，也能在这卑微之上生出美好来，即使伤痕累累，也仍然拥抱着有情有义有滋有味的生活。正如他在《湘行散记》里写的那样“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圣神，我不配用钱或者别的方式渗进他们的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
年纪渐长，看了很多人写的书，才更加体会到沈从文看似平淡无奇的文字，却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达到的，清新而又沉稳，一如天然去雕饰的珍珠，剥开，仍能见到更广阔的天地。
如同沈从文笔下那些牵动人情的人和事，沈从文由青衿之岁到白首穷年，一辈子的经历，也表示着生活本身亦如演不尽的传奇，足够精彩，只是不够花哨，他自己也不那么看重而已。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在笔者后来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沈从文出版了一本作品选集，他自己在序言中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沈从文的作品在人间正方兴未艾，沈从文生活的点点滴滴且行且红火。正所谓：「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1947 年，沈从文从云南回到北平，与妻子张兆和住在中老胡同三十二号的北大宿舍。他在北大当教授之余，还为天津《益世报》编辑「文学周刊」。
当时曹禺的话剧《日出》正在公演，沈从文看后，很激动地在《益世报》发表剧评《伟大的收获》，只从题目，便知沈从文对曹禺《日出》的推崇。
这一年，沈从文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分五期连载了自己的小说《芸庐纪事》。还在《文学杂志》等报刊陆续发表小说《巧秀与冬生》《大帮船拢码头时》《人与地》《枫木坳》《摘橘子》和《传奇不奇》，以及不少论文与散文。这些小说一如既往，给我们展示出一幅幅社会风俗画，并将情感寄寓于人物命运的演变之中。小说没有大浪起落，却于轻快中含着伤感，热烈里透着悲凉，表达着作者对中国特别是乡村社会历史演变的思考，深致辽远，令人有无尽遐想。同时，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由于战乱，长期客居云南乡野，孤独寂寞，使他沉浸于对社会人生的内心关照，使他的作品明显带有哲理性，让读者看到下层百姓各样生命形态。
黄永玉评价他的表叔沈从文的创作时，说他的创作一直「都在平常的状态下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滴石穿的力量」。他的作品因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有个十六岁怀有文学梦的少年章恒寿，正就读于河北高等工业学校，常以笔名芦苇给《益世报》投稿。章恒寿很幸运，一个无名的少年郎的投稿，撞到大作家手里。很快，一直扶掖年轻人的沈从文，将稿子编发在《益世报》上。于是惊喜万分的章恒寿，受到莫大鼓舞，便有了与沈从文经常通信的关系。在这位大师级的作家的关心指导下，章恒寿的创作有了井喷式的暴发，不长的时间里，竟发表二百多首诗作。
就在芦苇沉浸于诗歌创作，不断发表之时，他的父亲突然不幸罹患急性肺炎，必须注射当时极为稀缺、价格昂贵的盘尼西林等。芦苇家一直清苦，只有姐姐一人当小学教员，勉力维持，芦苇偶得稿酬，仅能减少家庭负担而已。如今父亲得病，因四处借钱，债台高筑。每天见一家人愁苦之状，万般无奈之下，芦苇便硬着头皮，试着给沈从文写了封信，说明情况，并提出是否可以预支一些稿费，以解为父治病之急。
沈从文接到芦苇的信后，顿生同情之心，他知道以芦苇的身份和影响，是得不到预支稿费待遇的。在自己实在无力拿出钱接济这位有孝心的年轻人的情况下，沈从文并未与芦苇商量，便自己做出了一个让人惊异又让人钦佩之举，于 1947 年 9 月 20 日，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出了一则卖字帮助一位青年作家的启事：
今天看新闻有一条消息：“由于老舍先生于1966年投湖，而诺贝尔文学奖的惯例是不颁给已故之人，因此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最终颁给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但是实际上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候选名单解禁公布，里面并无老舍的名字。”然后有网友评论道，真实的故事应该是说沈从文：“诺贝尔文学家评审马悦然连续五年推荐沈从文，并且两次获得提名，但是沈从文于1988年5月10日离世，当时他已经进入评选的最终5人名单，由于他的去世，评选程序终止。否则他有极大的概率获奖。”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大家都很熟悉，是否作为一个文学评价的最高标准，褒贬不一，有如王蒙评论：“毕竟只是设立在北欧的一个国家，就是瑞典，它代表的是瑞典科学院的有投票权的大概20个院士的看法。”也有如鲁迅评论：“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上个世纪获得过提名的中国文学大家有胡适和林语堂，再就是沈从文。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有36个博士头衔（35个荣誉博士），也是第一个和溥仪通过电话并得到召见的年轻人。而林语堂也是毕业于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圣约翰大学，后来获得莱比锡大学的语言学博士（当时有人同时获得圣约翰、北大、清华的录取，想都不用想就会选圣约翰大学）。而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凭，在北大旁听了几年，发表了一些小说，才渐渐有了名气，在求学的道路上是比胡、林要艰苦的多，最后能获得诺奖的提名，也格外显示出沈从文的文学的可贵的一面。
传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刘文典曾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后来被刘文典的儿子辟谣了。那么为什么么会有这种谣言呢？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沈从文的学历不高，第二就是他只是擅长写小说而已。所以新中国之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为了体现自己不仅仅会写小说（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受到了左翼文学的冲击）。小说家在中国古代的地位是很低的，《汉书·艺文志》就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到了近代，就算推崇白话文的《新青年》也说：“至于小说，非诲淫诲盗之作（诲淫之作，从略不举。），即神怪不经之谈（如《西游记》、《封神传》之类）。”为什么古人写小说喜欢用笔名？就是因为小说家地位低，你一个稍微有文化有才学的知识分子，不去写诗写赋，不写程朱陆王，偏偏去写小说，丢不丢人啊。所以导致现在很多古代小说的作者都不确定，需要去考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梁启超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才将小说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小说家在文化界也才渐渐有了尊严。我自己读的小说不多，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小说要讲的故事看几遍就熟悉了，很难再去挖掘一些深刻的内涵，而与之相对的哲学作品看的比较多，因为常读常新。但是就像王国维说的：“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哲学亦有哲学的不足。而且很多民俗、宗教的传播反而不是通过晦涩的哲学经典，而是通俗的文学作品。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是有独特的美学境界在里面的。做学问这种事，只要肯努力，花个几十年的功夫，最次能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好一点的会给人类带来更深刻的理论。而一个好的小说家是不世出的，描写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写出一个有趣又复杂的故事，不是下苦工就能得到的，一个好的小说家是一百年都很难出现的。这是我觉得小说家比哲学家要更难造就的地方。再回头来看沈从文，中断了中学以上的学业，还能写出令人动情的文学作品，最后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还做了传统服饰、图腾的研究，确实是不世之材。沈从文认为小说的创作不应该依靠具体的理论：“至于理论或指南作法一类书，我认为并无多大用处。这些书我就看不懂。我不明白写这些书的人，在那里说些什么话。若照他们说出来的方法来写小说，许多作者一年中恐怕不容易写两个像样短篇了。小说原理小说作法那是上讲堂用的东西，至于一个作家，却只应看一堆作品，作无数次试验。从种种失败上找经验，慢慢的完成他那个工作。他应当在书本上学安排故事，使用文字，却另外在人事上学明白人事。”（引字沈从文《论冯文炳》）最后摘录一些沈从文先生优秀的文章段落，感受一下大师的文采：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湘行散记》我应该为自己庆幸。望着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着生着翅膀，向上飞去。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湘行散记》“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会回来。”——《边城》“这并不是人的罪过。诗人们会在一件小事上写出整本整部的诗，雕刻家在一块石头上雕得出骨血如生的人像，画家一撇儿绿，一撇儿红，一撇儿灰，画得出一幅一幅带有魔力的彩画，谁不是为了惦着一个微笑的影子，或是一个皱眉的记号，方弄出那么些古怪成绩？”——《边城》最朴素的语言写出最深厚的情绪，最普通的形式讲述最诗意的感动。至于如此至情至性的沈从文先生的爱情罗曼蒂克经历，那就是另一段故事了。
为什么要挣扎？倘若那正是我要到的去处，用不着使力挣扎的。我一定放弃任何抵抗愿望。一直向下沉。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底为止。这才像是生活，是生命。
1909年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及偏僻的角隅上，有一个小城，城里有一个六岁小孩。小孩在思考一个问题：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但是，当时还叫沈岳焕的学生并不让老师省心。有着所有坏学生的通病——喜欢逃课。但是逃课的理由却显得有点清新脱俗，他说：当我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一切，到不同社会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以毫无兴味可言了。
但沈从文在这座不大的凤凰小城里却玩的流连忘返，每天要到看无所看、听无所听的地步才意犹未尽的回家。
沈从文在凤凰的各式各样的小集市里 观尽了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沿着沱江游遍了大大小小的吊脚楼。他的智慧是在生活上直接吸收消化，不是在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的；认识美，学会思索则实在与沱江的亲近中自然形成的。
没有凤凰集市烟火的熏染，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就不可能那么鲜活；没有与沱江江水的亲近，他也无法去感受湘西线年，这个年青人甚至可以说孩子离开了孕育了他14年的小城——凤凰，离开了这座令他魂牵梦绕、烙下深深印记的小城。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讲：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知道现在为止，那城门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天才蒙蒙亮的清晨，在似有似无的薄雾中露出一个瘦瘦小小的背影，这个背影回头向还没苏醒的小城挥挥手，紧了紧包袱，走向了晨雾深处。走向了更广泛的世界，在那个不安的年代开始睁眼看世界。
这个还略带羞涩的年青人甚至说孩子还是背着一个似乎比本身还大的包袱看着前方，眼神即迷茫又坚定。一头扎进 了滚滚的世俗中，永远的远离了温婉寂静的凤凰小城。
开始辗转于湘川黔三省边界的兵士沈从文很快厌倦或者厌恶了这种生活，那时候的军阀某些方面来讲是与文明相隔离的，他曾对亲人说：“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 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了愚蠢残忍的印象，什么都学不到！”亲眼目睹野蛮与残酷对当时的沈从文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幼稚理想与真实的现实的碰撞使他久久不能释怀，开始频频读书接受新知识的初步自我觉醒也开始困扰着他。
每当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的沈从文焦虑万分，窗外此起彼伏的蛙叫声更是让他焦虑万非，他在痛苦的思考：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当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标，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
1921-1922年，任“湘西王”陈渠珍的书记时，在保靖司令部阅览《四部丛刊》和百来轴 宋至明清的古画，几十件铜器古瓷，这对沈从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以后的工作埋下了伏笔。他说：“通过这些从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 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不久后，他遇见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影响深远的人——聂云德。可能聂云德在历史中只是一个无关轻重的小人物，但在沈从文的一生中他却是最重要的领路人。这个在文献中被称作熊希龄同科的进士的聂云德对二十出头的沈从文给予了最无私帮助，聂云德将自己的知识、见识、哲学观点、先进理念知无不尽的对沈从文倾囊相授，宁他对湘西外面的世界感到无比憧憬。可能聂云德在历史的笔墨不如同科的熊希龄、张骞，取得的成就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但对沈从文这样的年轻人的教导交流与思想养成是绝对堪称万世师表的！
与此同时，他结识了一名长沙来的印刷工人，看了《新潮》、《创造》、《改造》等新刊物。找到“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他在家书中写到。
这三件事是沈从文人生中的转折点，成为了他今后思想与文笔的重要影响因素，也养成了贯穿自己一生的收藏爱好与兴趣。
但历史也派另外一位老人家也告诉了我们，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年轻的沈从文是怀着满腔的理想信仰与对现代文化的憧憬赶赴北京的。现代都市，文明社会，曾经是支持沈从文新的人生理想的载体，但现实的风浪很快地又来挑战他的理想之船。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先生曾在书中写到：先生二十岁冒冒失失地闯到北平来，举目无亲。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冬天屋里生不起火，用被子围起来，还是不停的写。
恐怕沈从文是最早的一批“北漂”了，从被称为蛮荒之地的湘西到一个国家的中心，我想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能体会到。
他没有好的出身、没有使他衣食无忧的财富、文化程度是最低的小学，还经常逃课。是什么支撑他跋山涉水的来到这座雄城？
就向现在的“北漂”一样，蜗居在一间发霉的小屋里，两三天吃不上一顿饭，生不起火只能窝在被窝里。
沈从文在最困难的时候向文坛知名作家求助，郁达夫就这样来到了沈从文身边，向这个年青人伸出了援手，请他吃了顿饭，写下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对此沈从文终身感激难忘。
二十多年的历练、思想的挣扎碰撞、笔风的细腻养成加上徐志摩、胡适的帮助与推荐，沈从文迅速在文坛站稳了脚。作品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代表性作品《虎雏》、《月下小景》等也相继出版。先后任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青岛大学任讲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
都市给沈从文这个睁眼望世界的寻梦人迎头一击。在都市中里，他不但不能实现理想，连生存都成问题，在领略外面世界物质文明的同时，他更多的是看到外面世界生活脏污不堪的一面。之后在写作 上，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对外面的世界保持一种难言的警惕和一定距离，选择遥远温婉寂静湘西，用梦呓般的笔调，来建树自 己的理想王国，宣扬他所认为的健康优美的乡村文化，用小舟撑出了一片自己的桃花源。
无论北上广还是家乡小县城，对于我们而言，要有能大展拳脚的广阔天地，也要有能容纳自己安然踏实的精神家园。
有人说理想就是离乡，离开了那个让我们踏实安然的地方，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能够更快的成长起来。
我们可以忍着旁人的冷眼与讥讽，可以受着他人的嘲笑与谩骂，但我们会把自己最光鲜的一面带回家乡。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坛开启了一条主流的求索之路，一路上精英文人步履不止，只为剥除中华民族旧封建旧礼教思想中的糟粕这一目的，却忘了一路上值得驻足保护的“小桥流水人家”，这一举措的苦果如今已被我们这一代“无根之人”所深深体会到了，但殊不知当时还有一位名叫沈从文的人已然为弘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精髓而孤独地努力着。
在当时那个年代，沈从文算是“非主流”作家了，加之后来他所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上来看，可以说是一位徘徊游荡于主流文坛边缘的幽灵，不同于以批判性为重的文学主流，他的文风不那么犀利，反而似春风细雨一般柔和，润人细无声，徐徐将故事和意蕴道来，而内容方面更是有很大一部分“停留”在对中国传统人格的赞美上，如同当时狂风骤雨一般的文坛里的一米阳光，虽然微弱，但却代表着最美好的东西——希望。
以乡土气息浓厚的《边城》为例，从人物个体方面，他所着墨的均是接地气的小人物，但又不仅仅是小人物，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血液里的淳朴善良，每个灵魂都近乎透明得毫无尘垢，其他小说中的庸俗拜金的市民阶层又怎么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呢？从社群和自然方面上讲，他笔下的古朴民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反映了他深受自小生长的湘西的小农经济环境影响，也许正因如此，他这个“乡下人”才能在思考民族发展出路时有如此独特的方向，不过这一点也正与大概同时代的海德格尔的观点“诗意地栖居”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究其本源，沈从文的思想大概源自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可谓由来已久。
所以我认为，虽然看上去蕴含在沈笔下的精神和风骨比较明显的是道家思想，但更深层的是占主导的儒家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内在逻辑也许在于将儒家的内涵放在道家所追求的大道中，透过朴实无华的文字能看到“入世”和“出世”的平衡。
而除了最传统的仁义礼的儒家思想，沈从文还着墨于一种不断进取的刚毅之态，在这一点上也最能把捉沈从文对于人的价值的领会，在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更注重“天”的作用，而淡化了人或者说将整个“人”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集合概念来使用，而新文化运动一个很关键的便是人文色彩，重视人的建设，重视每一个个体，而非将他们全部模糊成一个难以触碰的黑影。沈从文把茶峒人对于命运的抗争作为全书的内在主体，赞颂人伟大的生命意志，与新文化相呼应，所以仅从这一点看，《边城》作为近代中国文学杰作也是实至名归的。
不过不得不说，沈从文是有一些浪漫主义色彩的，在那个各种价值正在被重构的乱世，他的这种宣扬真善美和自由、回归传统文化来赋予人们希望和完成民族重构的举动是必定难以获得支持的，彻底批判旧的东西是历史的必然。
但如今回望，他所宣扬的正是不断被“工业文明”所侵蚀的我们这一代所缺乏的，国人迷失在各种外来文化的泡影下，渐渐失去了那种脚踏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恢复民族自信逐渐成为新时代文化的焦点问题，因此这种厚实古朴的农业文明正是我们亟待追寻的根，让我们不再迷茫。
我想，如果说鲁迅的文字是一间名为绝望的铁屋子，那么沈从文的文字便如同屋子外的春暖花开，只有当完全直面自我的陋病后，方能拥抱潘多拉魔盒底的希望。
学者往往视郭晚年的政治操守为一生最大的污点。如果我们把时间点拉到1947年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多次批评，或许可以以更加多元的视角看清政治在他心中的地位。在闻一多先生被暗杀之后，民盟和的关系骤然紧张。比较出人意料的是，沈从文发表多篇文章，把闻一多的抗争说成“愚人一击”，直到昆明警备司令部的嫌疑做实之后，舆论大哗才改口。不过沈从文依然对民盟的进取看做“不过是为了争几个官做做……”（《从现实学习》，收入《沈从文全集》）对国共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民主力量的看法相当消极。
在文学领域，沈从文也许是第一批搞文体鄙视链的，他认为小说最高，其次是散文和诗歌，认为杂文档次最低，早就过时了——“无可追寻”。他认为文学的担当在于写一些久远的东西，而不应该成为政治风向的鼓吹手，即倡导一种“观念的重造”，确立文学家的边界。
在《新书业和作家》中，沈从文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很清楚：20世纪之后的中国，一直缺乏一个健全的、有利于新文学发展的出版市场，最主要的是缺真正有独立意识的“职业作家”。而且沈从文点了丁玲的名，认为她不过是“随着政治在跑”。
针对以上观点，郭沫若发表《斥文艺》和《新缪司九神礼赞》，斥责了沈从文的政治、文学观点。以下为文本截选：
“说你们没有货色拿出来见人者，那是帮凶者的诬蔑！但你们受着这种诬蔑，也正是你们的光荣。”（鼓励写杂文的青年作者）
“（沈从文的小说）不过是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他存心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
1946—1947年间，郭沫若处于在野甚至受迫害的地位，其对政府及各种为政府开脱行为的严厉批评，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和勇气。，他先沈从文一步，已经开始思考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应该怎么在建立新中国的框架施展空间的问题，即文学和学术应该为谁而服务？是否存在脱离政治的文学作品等。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沈从文念兹在兹的是救“五四之弊”，很遗憾的是，他逐渐走上了议政中漠视其他力量的努力、牺牲与贡献的方向，违背了当初追求“自由民主”的初心，从这一点上看，郭沫若抨击其为自命清高者，未必失当。
沈郭之争已经不仅仅是学术分野，而是知识分子可不可以跨越专业界限，涉及到对即将到来的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建设如何投身和定位的问题。
郭沫若自从20年代后期的学术之变之后，一直把上层政治的变革看的很重，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更深刻地厘清，晚年的郭沫若为何依然要投入巨大的精力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在私界品行之外，还有着一种清晰的个人思想理路的延续性。
读沈从文，你会觉得你就是在读人，但这个人不是处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不是处于政治生活中的，而只处于人与自然的世界中。
实话实说，沈从文并不怎么“聪明”，嘴也很笨的。社会生活是有些笨拙得可爱的，他站在三尺讲台，说话都会磕巴；至于政治生活，实在是不怎么擅长，说的话常常被人添油加醋，而最终被推到了舆论风口。到了这种时候，他就不争斗了。
“我怕争斗吗？是的，我怕我和我们一辈爱这个国家而又沉默工作了四十年的一些专家，毁于混乱中，我更怕这个国家会为国力消耗更大而毁去……”
人生的后半段不写小说了，气性还是在的。能花近30年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什么时候都没太多人可以做到。>
沈从文的文坛地位和学术成就不谈。就想说一句，沈从文不是祖上八辈贫农完全靠自己逆袭的人人喊打凤凰男。
他在感情上对不起张兆和没错，但是他和张兆和并不是今人所想象的凤凰男与孔雀女，那些孔雀女与凤凰男的悲剧就不要套在他们身上了。有些人看到沈从文说自己是乡下人，就把他当做是家徒四壁的农村青年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沈从文的出身与其后来的成就相比，堪称bug。
为什么？沈从文是从那个贫穷百姓几乎活不下去的年代走出来的世界级文豪兼顶级文物专家，你要是说他从小没有接受过启蒙教育，没有一点耳濡目染的家学，这事你敢说我不敢信。
其实沈家也是豪门大户，就凭他祖父官至从一品（贵州提督），他父亲密谋过刺杀袁世凯后来还做过地方医院院长，他母亲亦是大家闺秀，从小对他进行启蒙教育，他的出身就可以秒杀当时90%以上的中国人。
沈从文的原名，是巡抚大人给取的，意淫人家是农村屌丝的，拍拍良心想想自己家认不认识地方军政大员，有没有这样的交情？
沈家是家道败落了，这没什么，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败落之家太多了。沈从文谦称自己是乡下人，但是他的出身真的不差，真的。再说乡下人难道就代表穷了吗？听说过一个词叫乡绅吗？
再说一遍，无意为沈从文洗白。但是看不下去许多人揪着他的出身不放。他是家道败落，不是贫寒出身。当然贫寒出身也没有什么可耻的。
当我知道沈从文后期研究文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是屌丝出身了，举个例子来说，你能想象一个八辈贫农的农村屌丝进入顶级时尚圈吗？
作为教师世家之后以及现任教师，我对个人出身，家庭教育，以及个人成就之间的关系向来关注。对沈从文家世的判断，算是我的职业敏感。我的判断没错。
那个年代出身贫寒的，靠立下军功跃龙门的有，抓住机缘成为富商的有，智商逆天的成为科学家的也有。
世人皆知张爱玲父亲堕落，抽大烟养外室，但是张爱玲父亲的旧学功底极其扎实，绝非不学无术之人，只能算是纨绔子弟。张爱玲幼年时期的文字功底，就是她父亲给打下的。虽然后来张爱玲与父亲决裂，但是不能说张爱玲成为一流作家没有她父亲的功劳。
有人拿溥仪可以一眼鉴别文物真假来说明出身好的人有眼光，为啥以为真正的文物专家沈从文是个24k纯屌丝呢？
想题外说一句，对于孩子的教育，别拿着五花八门的育儿书当圣经。教育不是写在纸上的，多学习历史，多关注四周，比育儿书有用。
沈晚年被斗也是赎罪。他老人家自己的自传里有一篇《清乡所见》，把他年轻时干的大说的轻描淡写，没啥说的，引用附录，自己看。真觉得他是个大好人，当我没说。反正我越看民国那群文人，越觉得恶心。
“据传说快要清乡去了，大家莫不喜形于色。开差时每人发了一块现洋钱，我便把钱换成铜元，买了三双草鞋，一条面巾，一把名叫黄鳝尾的小尖刀，刀柄还缚了一片绸子，刀鞘是朱红漆就的。我最快乐的就是有了这样一把刀子，似乎一有了刀子可不愁什么了。我于是仿照那苗人连长的办法，把刀插到裹腿上去，得意扬扬地到城门边吃了一碗汤圆，说了一阵闲话，过两天便离开辰州了。 我们队伍名份上共约两团。先是坐小船上行，大约走了七天，到我第一次出门无法上船的地方，再从旱路又走三天，便到了沅州所属的东乡榆树湾。这一次我们既然是奉命来到这里清乡，因此沿路每每到达一个寨堡时，就享受那堡中有钱乡绅用蒸鹅肥腊肉的款待，但在山中小路上，却受了当地人无数冷枪的袭击。有一次当我们从两个长满小竹的山谷狭径中通过时，啪的一声枪响，我们便倒下了一个。听到了枪声，见到了死人，再去搜索那些竹林时，却毫无什么结果。于是把枪械从死去的身上卸下，砍了两根大竹子缚好，把他抬着，一行人又上路了。二天路程中我们部队又死去了两个，但到后我们却一共杀了那地方人将近两千。怀化小镇上也杀了近七百人。 到地后我们便与清乡司令部一同驻扎在天后宫楼上。一到第二天，各处团总来拜见司令供办给养时，同时就用绳子缚来四十三个老实乡下人，当夜由军法长过了一次堂，每人照呈案的罪名询问了几句，各人按罪名轻重先来一顿板子，一顿夹棍，有二十七个在刑罚中画了供，用墨涂在手掌上取了手模，第二天，我们就簇拥了这二十七个乡下人到市外田坪里把头砍了。 一次杀了将近三十个人，第二次又杀了五个。从此一来就成天捉人，把人从各处捉来时，认罪时便写上了甘结，承认缴纳清乡子弹若干排，或某种大枪一支，再行取保释放。无力缴纳捐款，或仇家乡绅方面业已花了些钱运动必须杀头的，就随随便便列上一款罪案，一到相当时日，牵出市外砍掉。认罪了的虽名为缴出枪械子弹，其实则无枪无弹，照例作价折钱，枪每支折合一百八十元，子弹每排一元五角，多数是把现钱派人挑来。钱一送到，军需同副官点验数目不错后，当时就可取保放人。这是照习惯办事，看来像是十分近情合理的。 关于杀人的记录日有所增，我们却不必出去捉人，照例一切人犯大多数由各乡区团总地主送来。我们有时也派人把团总捉来，罚他一笔钱又再放他回家。地方人民既非常蛮悍，民三左右时一个黄姓的辰沅道尹，在那里杀了约两千人，民五黔军司令王晓珊，在那里又杀了三千左右，现时轮到我们的军队做这种事，前后不过杀二千人罢了！ 那地方上行去沅州县城约九十里，下行去黔阳县城约六十里。一条河水上溯可至黔省的玉屏，下行经过湘西重要商埠的洪江，可到辰州。在辰河算是个中等水码头。 那地方照例五天一集，到了这一天便有猪牛肉和其他东西可买。我们除了利用乡绅矛盾，变相吊肥羊弄钱，又用钱雇来的本地侦探，且常常到市集热闹人丛中去，指定了谁是土匪处派来的奸细，于是捉回营里去一加搜查，搜出了一些暗号，认定他是从土匪方面派来的探事奸细时，即刻就牵出营门，到那些乡下人往来最多的桥头上，把奸细头砍下来，在地面流一滩腥血。人杀过后，大家欣赏一会儿，或用脚踢那死尸两下，踹踹他的肚子，仿佛做完了一件正经工作，有别的事情的，便散开做事去了。 住在这地方共计四个月，有两件事在我记忆中永远不能忘去。其一是当场集时，常常可以看到两个乡下人因仇决斗，用同一分量同一形色的刀互砍，直到一人躺下为止。我看过这种决斗两次，他们方法似乎比我那地方所有的决斗还公平。另外一件是个商会会长年纪极轻的女儿，得病死去埋葬后，当夜便被本街一个卖豆腐的年轻男子从坟墓里挖出，背到山峒中去睡三天，方又送回坟墓去。到后来这事为人发觉时，这打豆腐的男子，便押解过我们衙门来，随即就地正法了。临刑稍前一时，他头脑还清清楚楚，毫不糊涂，也不嚷吃嚷喝，也不乱骂，只沉默地注意到自己一只受伤的脚踝。我问他：脚被谁打伤的？他把头摇摇，仿佛记起一件极可笑的事情，微笑了一会儿，轻轻地说：那天落雨，我送她回去，我也差点儿滚到棺材里去了。我又问他：为什么你做这件事？他依然微笑，向我望了一眼，好像当我是个小孩子，不会明白什么是爱的神气，不理会我，但过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轻轻地说：美得很，美得很。另一个兵士就说：疯子，要杀你了，你怕不怕？他就说：这有什么可怕的。你怕死吗？那兵士被反问后有点害羞了，就大声恐吓他说：癫狗肏的，你不怕死吗？等一会儿就要杀你这癫子的头！那男子于是又柔弱地笑笑，便不作声了。那微笑好像在说：不知道谁是癫子。我记得这个微笑，十余年来在我印象中还异常明朗。”
民国时期出了很多有名作家，沈从文算得最有特色的一个。他的作品比如中短篇小说《柏子》《阿金》《萧萧》《丈夫》《三三》《边城》等，以及散文集《湘行散记》等。他描写的萧萧、三三、妖妖、翠翠等人物形象，无一不体现出健康、优美、善良的人性之美。
沈从文名气不大，没有多少人知晓他的作品，甚至鲁迅在编写中国文学汇编小说卷时，直接把沈从文的作品直接忽略不计。
然而，当全社会从狂热走向冷静，或者说当读者积累了社会阅历时，人们发现沈从文的文字犹如遥远山谷传来的萧声，钻进你的耳朵，浸满了凄美和悲鸣的味道。读他的作品，总会被淡淡的悲伤所包裹。
两个长途跋涉的客商，在一家偏远的客栈里落脚，这是客栈一年唯一的客人。客人洗完脚，店主——头发花白的的孤寡老人，拿出两双鞋给客人换上。客人说鞋子很合脚，然而这两双鞋恰好是他刚刚死去的儿子的，他儿子就埋在屋前那一畦菜地里。
老人平时都很早睡觉，可客人叫他一起聊天，他也凑过去。那天是他的生日，他似乎有点亢奋，说了很多话，说自己儿子在云南做生意，每年给他带云南的大头菜，说自己的那些好多年没有音讯的亲戚。
客人聊天乏了，老人答应明天一早叫醒客人。客人睡觉去了，可他仍然没有睡，独自坐在灶边，望着灶口闪烁的火光发呆。天亮以后客人起来，发现老人还坐在灶口的凳子上。打开大门再看看，才发现老人已经在半夜里死去了。
《黔小景》这篇小说，虽然都是朴实的文字，当你把自己想像成置身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你会有一种巨大的历史的悲悯感和人生的荒凉感，在内心蔓延发散。
伟大的作品总是和激荡的社会背景，紧紧联系的。读沈从文的文字，必须有一定的阅历，才会体会到深深的真善美，体会到文字中间的厚重之感。现在沈从文被重新发现，并被整个社会放到很高的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说文人相轻，但我们老师的本科毕业论文就写了沈从文，当时还将他当作自己偶像，后来看了一些沈从文未被大众熟知的作品，也因此对沈的印象大大改观，后来为了保护学生不得不写了十余万字的文章来梳理沈从文，将沈从文未被大众熟知的一面展现出来。今天谈到沈从文的时候，老师还是怅然的。毕竟看到自己曾经心目中的偶像跌落神坛，多多少少还是会失落。
民国时期的那些大家也是普通人，笔下多少对自己有所妆点。郭沫若自不待言，曹禺也是反复的墙头草，沈从文比我们印象中的要俗一点，巴金、老舍、茅盾几位值得我们称一声先生，但巴金实际被捧上了神坛，也夸大了自己时的遭遇；老舍最后投湖除时代因素外还有家庭悲剧在内；茅盾先生的作品我个人不是很喜欢2333.
以上很多观点是老师上课提到的，毕竟以我浅近的学识还没有资格评价这些文学界的前辈们。现在看来，只有鲁迅先生自成第一流吧。欠先生一篇情真意切的读书笔记，日后一定补。
【评委证实沈从文错过诺奖：沈从文若非去世，会获得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沈从文因去世与诺奖文学奖擦肩而过的传闻是真的吗？西方沈从文第一人金介甫在接受采访时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汉学家马悦然，以及曾任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埃斯普马克，先后证实，沈从文若非去世，会获得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介甫认为，如果沈从文拿了诺奖，“沈从文热”可能会持续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