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一讲我自己在写作过程当中和这个未知结构之间的一个体会。大家知道我这个人是比较多元的人，我曾经讲过这句话，我说：我把我已经想明白的问题交给课堂，因为我是个教授；我把有可能想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学术，因为我还写很多学术著作；我把我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散文，我有这个分工。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写第一篇散文的时候的感觉， 我原来搞学术，出了好多学术著作，什么时候触动我写第一篇散文呢？ 大家看我的《文化苦旅》就知道，第一篇就是叫《道士塔》。就是敦煌，大家想想看，那么多敦煌的文物，被斯坦因他们都拿走了，出现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出现在法国的巴黎，甚至出现在东京的博物馆里。敦煌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没有了，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站在那儿，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年轻的学者，我觉得非常困惑，或者说非常两难。因为两个东西都在那儿，因为我知道我们国家兵荒马乱，如果他们不带走的话，这些东西可能也没有了，因为这些敦煌壁画的洞窟里边，可能看到了很多烧了烟，有很多逃亡者自己就住在那儿，在里边乱写。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拿走可能也没了，因为兵荒马乱，他们好多敦煌的经卷，敦煌的洞，发现以后那些经卷运到北京来，路上这个拿一把，那个拿一把，席子裹着。损失都很大，这个我们知道可能也就没了。所以拿到大英博物馆，当时得到保存了。
但是我又不甘心，好不容易发现了一百年前，发现了这些东西，都拿走了，拿走了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我又感到非常的不甘心，不甘心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敦煌发现的同时，我们又发现了甲骨文，甲骨文并没有让外国人来研究，就靠我们的学者凭着甲骨文我们研究出了一个很清楚的商代。也就是说中国人还是有研究水平的。我们还有能力保存它的，但是兵荒马乱太严重，在那么遥远的敦煌，保存可能又很小，所以我一下子站在沙漠里面困惑了，大家理解我这个困惑吗？我不知道该不该拿走，我是个世界公民，我不认为当一个强盗，如果他是帝国主义强盗，我这篇就写不好了，因为这很简单，帝国主义强盗拿走了我们的文物，我们一定要把它拿回来，这个文章就写不好了，因为我这里面有未知结构，没有两难结构了，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吧，没有两难。如果说我另外一个结论，应该拿走，这个财富是全人类的财富，拿走做全人类的保存多好，我这篇文章也写不好了，因为我心里没有两难，拿走就好了。
现在好多青年学者说应该拿走，但是我的心中不是这样，我既不认为他们简单是强盗，他们也是学者，他们不是强盗，但是我同时又不认为他们应该拿走，当我两难的时候，我当时突然出现一个图像，如果我早一百年出生的话，我如果知道这个事情的话，我在沙漠上会拦住他们的车队，我会和他们辩论，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你们如果是好心的话，有没有可能帮帮忙运到北京，我们那儿有好多学者，和他们辩论。
但是当时也有好多东西运过来了，路上丢失那么多，北京也没有很好的保存机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又矛盾，如果真把这个车拦下来了，他真交给我了，这是当时幻想了，我把它拉到哪里去？我拉不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把他们放在哪里，拦下来的车队我让他放在沙漠里，我一个人只能蹲在沙漠里，大哭一场。我产生这个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一篇好的散文出来了，因为两难出现了，大家理解我这个写出的感觉吗？我觉得我只能在沙漠里大哭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篇散文，我散文写作的开端，就是这样来的，而不是一般的写作。
所以我一看到中学生的好多写作简单就是这样，他们是帝国主义强盗，中国水深火热，他们还趁火打劫，这个不是一篇好散文，因为它不牵动人的感情，它没法出现两难所造成的一种均势，就是均势。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