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不清楚对女性写作的理解，但许多姑娘的性别观和身体观被她那篇《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刷新了。她笔下有汹涌的词、缭绕的句式、路线复杂的意义迷宫，她自言“我最受诟病的特征是华丽”但就是戒不掉对形容词的偏爱。她的散文被同行评价为拥有小说的结构，但小说是她自称没有能力去完成的文体。她近年开始写了两部童话作品，但她依然觉得散文是她最根本的热爱，写散文的手不能生。
今年7月，她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巨鲸歌唱》由中信出版集团推出全新插图修订本。当时的授奖辞如是说：“《巨鲸歌唱》整体上是从低处，在地面或水中，沉潜、体验。个人成长的印记与经验，对世界的观察和领悟，细腻得纤毫毕现、色泽斑斓。周晓枫的思想自觉、勤勉，难能可贵地保持着自我的警觉审慎和表达的节制精悍，在周严的文体秩序中底气充沛地向着生命深处执着掘进。她敏捷的思维和自由穿行的艺术脚力，拓展了散文写作的可能性。”
重读初版于2013年的作品，周晓枫坦言：“年少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技术，但会有比较饱满的元气。慢慢地你可能增加了一些表达手段，也可能流失了年少时候的清澈和直接，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会有它的美好与遗憾。”
“写作妙在成长。写作者像昆虫从一个卵粒到幼虫到成虫再到羽化，它们的每个阶段都不认识昨天的自己，也没法预料未来的自己。所以我对每个作品，只能尽我当时的全力去完写，只能在进行时态下把我全部的心血抵押上去。”
澎湃新闻：对于小说与散文，曾有作家形容：“想清楚了写散文，想不清楚写小说”。你是怎么开始写散文的？写散文时，是“想清楚”的状态吗？
周晓枫：散文写作跟我们中学时期的作文距离不远，可以很自然地从写作文过渡到写散文，不需要专门迈过一个技术的门槛。但写小说不同，它对你的天赋、阅读和技能都有一定要求，你需要有一些准备，至少是在文学投入上的准备。
对我来说，并非“想清楚”“想不清楚”的问题，应该说我就“没想”。后来经过一番“想”的过程，发现我写不了小说，就是那类需要情节跨度和人物设想的能力，我暂时并不具备。
周晓枫：有好多，他们也许并非“散文家“，但我喜欢他们的”散文作品“，包括回忆录、书信、箴言集等等。比如本雅明、卡夫卡、奥康纳、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纳博科夫等等。我喜欢的作者在风格上比较独特，甚至不那么“平易近人”。
我在中国散文这一块儿读得比较少。像张岱张潮的，我从趣味上也喜欢，但那种喜欢对我来说“转化”会弱一点。我的古典文学基础和历史知识储备相对薄弱，所以吸收的过程相对困难。就像一株植物在嫁接的时候，需要相应的土壤才能存活。
澎湃新闻：关于你的写作风格，你曾说过你有“修辞强迫症”，特别偏爱形容词，也坦然接受因此会“丢失”的那一部分读者。你似乎是一个不大会去“讨好”读者的作者，这么理解对吗？
周晓枫：讨好也是需要技术手段的。不能一说“讨好”两字，我们立即就在态度上鄙夷，然后不予置评。我年少时对“讨好”持比较尖锐的批评态度，现在想想，一个人如果在“讨好”中还不磨损自己的写作爱好，也是不大容易的。
至少在散文写作上，我的“讨好”技能偏弱。你以为自己要放低身段，不再曲高和寡了，要亲近广大读者了……你想低价甚至免费登台唱戏，人家就愿意买账、愿意听吗？可能底下的观众早就跑了。
所以，我也别费那个劲了。我真正想写的题材，我还没有挖掘够，还没把那部分能量开采完。所以，我还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汇聚在作品本身吧。何况，我也不是这个世界的“孤本”，一定存在着和我相同感知和体会的人们。所以，我把自己挖掘透了，就是和那些心理感受相似者在沟通。
澎湃新闻：那些修辞是不是为了更好地阐释一些立场或是观点性的东西？比如《巨鲸歌唱》中有很多修辞，但是像海洋馆的纪念品、自然界杀戮的公正性、人与海洋的关系，这些思考都自然地在很美的文字里呈现出来了。这样的写法是自然而然还是刻意为之？
周晓枫：“写什么” 和“怎么写”必须在同一时间完成，才能构成作品。我自己可能就是偏好于形容词和比喻。但形容词的作用不是表面的点缀，而是使描绘更加及物，而且是以独特的方式及物。形容词不是让作品“悬空”，而是为了更“贴地“，要把所要描绘的事物钉死，让它不产生位移。有时候东西很小，钉一个形容词就能钉住，有时钉三个才能钉住，如果是一条很长的虫，前面钉三个，后面还会“扑通扑通”地挣扎呢。同时，修辞不是为了使作品看起来“天花乱坠”，也要以准确和独特为原则。
这些是我的理念认知，真正写起来，这些是潜在于构思和创作过程之中的，不需要额外提示自己。它几乎是一种本能。就像体操运动员的身体训练，在半空中凭借本能做出反应。或者，这样说是过高形容自己？那我换个说法，就像一个人被车撞了，在空中连续翻转几下，然后侥幸落地，没有摔伤——如果有人说：“你刚才翻转的动作挺难的，也挺漂亮，我再用同样的方式撞一下，你再来一次？“而我，做出同样的旋转却是不可能的。我想，写作的时候，激发的是我一种日常认识和持续训练带来的本能反应。
澎湃新闻：像《月亮上的环形山》中对霍家阿姨的刻画，再比如《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中的身体叙事，你作品中关于女性的思考非常戳人。你写作时会带有明显的性别意识吗？
周晓枫：前一段时间，评论家张莉在做一项性别观调查，调查范围特别大，有男作家、女作家、年轻作家，还有像我既不年轻又不算老的作家。对这个问题，我的思考和阐述都不是特别清楚。
我的写作特点是，希望写什么就“贴”什么。比如写动物，希望能让人闻到它的腥膻气息；写老年，最好能让读者感觉到关节的疼痛；写大海，就能感受到裹挟着砂砾和泡沫的潮水几乎要漫上脚尖。当然这都是我的理想，实践上达不到。
对我来说，写女性也是一样，我希望能特别“贴”。我认为女性成长中有一些“以前没有办法跟父母分享、以后没有办法跟爱侣分享”的秘密，需要独自并且吃力消化的东西。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读书会，到场的女性分享那些羞耻甚至不堪的经验。当时我的感觉是：每个人就跟兵马俑一样，原来我不是唯一的一个，原来看不见的黑暗里还埋了这么多人，那时我心里获得了一种奇怪的安慰。我想写出这些痛楚、尴尬甚至羞耻，也许有些女性会因为阅读这些作品而感到不再孤独。
我对性别问题的态度，其实不是回避也不是软弱，确实是没想明白。这或许与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我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部队是一个看起来“性别并不重要”的地方。但就在这种“并不重要”中，性别反而会非常微妙地突显出来。比方说女兵，尤其是文艺兵，在比如说收个腰身、改个裤脚的地方，那条似乎本已消弭的界线反而得以突显。我今天所处，是一种类似于自省的状态，我还处于问号般的思考过程之中，还不是一个得出结论的状态。
我愿意拿我一生的写作实践去探索和寻找，哪怕绕了一圈之后，我没有得出所谓的结论，哪怕找到结果之后我更糊涂，这都不重要。马拉松越过最后的一米，也不过就是瞬间，但整个奔跑的过程是重要而且必要的。
澎湃新闻：有时候我们问作家“你为什么选择写作”，有人说就是两个字，想写。你有没有遇到过“不想写”的时候，或是说“想写但写不出、写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写作焦虑？
周晓枫：首先说人为什么要写作。我原来会问，为什么不写呢？我没有什么别的长久爱好，也没其他办法满足自尊心和虚荣心。对我来说，文字就是安全的冒险，写作能让我有一种思考以及游戏般的快乐，所以，为什么不呢？
但不可能没有写作焦虑。一个人拿到题材就能写，或许永远没有写作焦虑，这样的人，一方面或许是才华极盛，涉笔成趣，是真正的天才；还有一种可能，是他根本没有判断力，自恋到以为自己写什么都好；还有一种可能，有人永远不接受有挑战的题材，永远进行常规性的写作，他甚至不需要灵感。换言之，有人不需要事先的灵感，是因为经受过技术化的训练，他可能在创作中随时召唤灵感；有人，则不知道灵感是什么。所以如果说一个人没有写作焦虑，也需要视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对我来说，写作焦虑一直都在，当然我也一直在尝试新的东西。写作特别像做梦。做梦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成功人士，不管你睡过多好的枕头、多好的床，做梦的时候就是赤手空拳、只身前往，很难保障你今晚做不做噩梦。写作也是一样，不管过去写得多好，下一篇也可能江郎才尽；也有人过去没开窍，某个时刻，就突然打通任督二脉。
我有时也会肯定自己，我最肯定自己的时候其实是最焦虑的时候。我那时会对电脑前的自己说：“好，写得好，写得太好了”。这样是给自己鼓励和暗示。要不然稍一停顿，我就会被巨大的虚无感和自我怀疑淹没，写不下去了。
比如写《弄蛇人的笛声》，我就在结构上模仿蛇的形态，一个段落的结尾是下一段的开始，让其有生长性。我还模仿蛇的盘卷，每过三四个段落会有一个关于伊甸园的论述。但这样一个结构，用在下一篇就不行。散文就是这样，每一个认识都得是使劲削尖脑袋、垫起脚尖去够的。要是这次用 “梯子”垫着走捷径，下次还用这个——走几下没事，走多了，马上就会被读者看出套路。
周晓枫：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规划的写作者。我的写作像跳大神，写之前自己稀里糊涂，写完了以后一看，觉得好像不是我自己写的。
我不太能在晚上写作，而且我写东西特别麻烦，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看手机，不是特别专注。还有就是，我写得不管多高兴，到时间了，该洗脚就洗脚，该睡觉去就睡觉。当然也曾有那种投入其中到元气耗尽的时候，近年来这种情况比较少，可能是我没有那么大体能了。
总之，我的办法就是，不同题材，准备时间不一样。而且，我同时准备好多个题目。下一篇要写哪个题目，我会估算，因为各篇“瓜熟”时间不一样。写完了这个，看看哪个快长熟了，再用些“催产术”，像生孩子一样。
等我真正写起来，只能面对一个题目，就像一个浪子的恋爱，但每次只能跟一个人结婚一样。也有自己预料不到的时候。像我写童话，就完全属于意外，就像铁路扳道岔一样，一下就奔另一个方向了。
澎湃新闻：近年你写了两部童话作品。写童话跟写散文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更放得开，还是更收着？
周晓枫：童话不是我习惯的文体，我不太能判断好坏；相比童话，写散文我更放松。我是一个比较自我怀疑的人，不会有过多“自嗨”。
我写的第一个童话《小翅膀》，运气特别好，获得了“2018中国好书奖”和“中国童书榜年度最佳童书”，奖项安慰了我。如果第一次写童话就撞得“鼻青脸肿”，可能我就委屈地搓着衣角说“不玩了”。因为奖项和虚荣心的满足，我又尝试第二个童话：《星鱼》，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好像也获得了好评，这鼓励我继续进行新的尝试。
但我现在都觉得，写散文的手不能生。写作是需要持续训练的，天才可以在中断之后随时随地开始，但对常人来说，写作跟锻炼身体一样，机能下降以后，再想提升成绩就难了。
澎湃新闻：我对你的童话写作非常好奇。在《月亮上的环形山》中你也提到了，霍叔叔和画画的经历对你的生育观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你对孩子有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周晓枫：我没有孩子。但我不生孩子是因为我有溺爱倾向，什么到我这里都会被惯坏。我是“开关型”的人，就是不能开着闸，灯要是亮就得一直亮着，要么就是彻底黑了。我不太会调整自己的节奏和频率，我非常怀疑自己有孩子，就会放纵下去，缺乏对他的基本教育。
从表面的道理看，我是没资格写童话的。我没有孩子，也不跟老师和家长聊，甚至不跟孩子聊。但我始终觉得，自己内心有一些没有成长、没有发育的东西。可能因为我没有当过母亲，没有人为地提升自己的辈分，这纵容了我的天性中有一部分尚未发育的天真的东西。关于写童话的资格问题，我曾经纠结，后来想开了，安徒生一生也没结婚啊。虽然我写不出牙牙学语的东西，但我希望能写具有成长性的童话，孩子们能看，大人也能看。
我原来有一个理想，希望我的老年能和童年相遇。这不是说，前生浮浪够了，然后回头是岸……不是说一滴天堂的雨水落下来，就能把一生的尘土洗干净了，我不认为是这样。对我来说，始终有个没有断线的东西——天真的部分。这个部分可能是幼稚的，但非常很珍贵，我愿意用这个部分来体会和创作。
比如《星鱼》，小孩可以看，大人也可以看呀。我希望自己能写出“黑白通吃，老少咸宜”的东西。当然这是理想，一个人想讨好全部一定也会失去全部，但只是希望，这个童话能够有更多的覆盖面。
我为什么喜欢安徒生童话？我觉得它就像玫瑰一样，小时候看是花骨朵，后来发现它开得不一样了，而且它一直在开，还有不同的层次。他的童话里包括了美的、隐喻的，甚至暴力的暗示。当我重读，发现小时候那些尘封的、不会去辨别的内容，依然拥有强劲的生命力。
澎湃新闻：我发现你的童话里依然有个人经历的影子，比如做噩梦或是往笔盒里放毛毛虫这些。你写童话好像也是把自己放进去，这与散文写作有一定相通的地方。
周晓枫：写作就像一个追逐的过程。就是说去追逐一个题材，一定要用最大的力量去靠近，你才能抓到他，就像猎食者一样。猎物跑得快，你也要跑得快；它无畏，你要比它还无畏。假设你写东西，就像吃猫粮一样，爪子一伸，就把东西够过来，那写出的东西就像一个死物。如果你想逮一个活的又不好捕捉的猎物，没有自身的潜能是根本够不到的。你要准备潜伏，要有捕猎技术，甚至你的靠近里要有“忘我”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