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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散文

  回家不到一周,用零零散散的时间把《流言》看了个大概,或者说把感兴趣的篇章浏览了下。买这本书是因为此前读到她的一篇文章,一直听人说张爱玲文笔好,当今也有文人学她的风格。不知道是畏惧小说的篇幅,还是对某些题材不感兴趣,一直以来对散文杂文的喜爱要高于小说。当然,能读完的小说,对其情节记忆也是很深刻的。而且,读散文还有一种小说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它可以任你随意翻到某一篇或是看目录找自己感兴趣的来读,小说则不具备这种条件。

  《流言》是张爱玲于1944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收录了几十篇文章,篇幅有长有短,各不相同。至于文章质量,在我看来,也是参差不齐。既有《天才梦》《论写作》《童言无忌》这样比较好的,也有《说胡萝卜》这样不知所云的文章。无可厚非,知名度再高的作家也不能保证每篇都是传世之作,但这不影响她成为知名作家。一首《春江花月夜》流传千年,仍被后人传颂,一本《红楼梦》让后世认识了曹雪芹这位没落的贵族文人,《史记》亦是如此。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与文人墨客在历史上曾经登场,像张若虚、曹雪芹、司马迁这种文人或官员恒河沙数,然而留下名字的究竟有限,广为人知的更是凤毛麟角。中国人追求「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然而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绝大多数人只是匆匆过客,一点印记也留不下来。厚古薄今虽有偏颇,也是有其道理的。年代越远越陌生,能流传下来的都是经住各种思想、环境与时代的考验。时间放得长远,才能发现价值。

  《流言》是张爱玲于1944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收录了几十篇文章,篇幅有长有短,各不相同。至于文章质量,在我看来,也是参差不齐。既有《天才梦》《论写作》《童言无忌》这样比较好的,也有《说胡萝卜》这样不知所云的文章。无可厚非,知名度再高的作家也不能保证每篇都是传世之作,但这不影响她成为知名作家。一首《春江花月夜》流传千年,仍被后人传颂,一本《红楼梦》让后世认识了曹雪芹这位没落的贵族文人,《史记》亦是如此。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与文人墨客在历史上曾经登场,像张若虚、曹雪芹、司马迁这种文人或官员恒河沙数,然而留下名字的究竟有限,广为人知的更是凤毛麟角。中国人追求「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然而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绝大多数人只是匆匆过客,一点印记也留不下来。厚古薄今虽有偏颇,也是有其道理的。年代越远越陌生,能流传下来的都是经住各种思想、环境与时代的考验。时间放得长远,才能发现价值。

  说的有点远,还是回归到摘抄上来吧。摘录的句段有的是因为有趣,有的是有理,有的是想法独特,不完全与我的想法一致,仅是作为分享。然仍需隐去一些内容,担心有人看了感到不舒服。此外,民国时字词用法、语言习惯与今日也有不同,所以部分看起来错的字词其实在当时用法就是如此。全依原文,不做更改。

  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还是有分寸的。

  我以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起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见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调情,有回复到动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还有便是姘居,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极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现象。营姘居生活的男人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在勤勤俭俭在过日子的。他们不敢大放肆,却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女关系,这正是和他们其他方面的活泼着实相适应的。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需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真是急人的事。

  表面上中国人是没有宗教可言的。中国知识阶级这许多年来一直是无神论者。佛教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又是一个问题。可是佛教在普通人的教育上似乎留下很少的痕迹。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当然,下等人在这种缺少兴趣的、稀薄的空气里是活不下去的。他们的宗教是许多不相联系的小小迷信组合而成的——星相、狐鬼、吃素。上等人与下等人所共有的观念似乎只有一个祖先崇拜,而这对于知识阶级不过是纯粹的感情作用,对亡人尽孝而已,没有任何宗教上的意义。

  中国宗教的织造有许多散乱的线,有时候又给接上了头。譬如说,定命论与「善有善报」之说似乎是冲突的,但是后来加入了最后一分钟的补救,两者就没有什么不调和了。命中无子的老人,积德的结果,姨太太给他填了双胞胎;奄奄一息的人,寿命给延长了十年二十年,不通的学童考试及格……

  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眠思梦想地计画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覆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青年的特点是善忘,才过了儿童时代便把儿童心理忘得干干净净,直到老年,又渐渐和儿童接近起来,中间隔了一个时期,俗障最深,与孩子们完全失去接触——刚巧这便是生孩子的时候。

  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被迫处于神的地位。即使你慎重从事,生孩子以前把一切都给他筹备好了,还保不定他会成为何等样的人物。若是他还没下地之前,一切的环境就是于他不利的,那他是绝少成功的机会——注定了。

  当然哪,环境越艰难,越显出父母之爱的伟大。父母子女之间,处处需要牺牲,因而养成了克己的美德。

  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兽性的善的标准表示不满。

  养成写作习惯的人,往往没有话找话说,而没有写作习惯的人,有话没处说。我并不是说有许多天才没没无闻地饿死在阁楼上。比较天才更为要紧的是普通人。一般地说来,活过半辈子的人,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到的见解。他们从来没想到把它写下来,事过境迁,就此湮没了。也许是至理名言,也许仅仅无足轻重的一句风趣的插诨,然而积少成多,究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项损失。

  职业文人病在「自我表现」表现得过度,以至于无病呻吟,普通人则表现得不够,闷得慌。年纪轻的时候,倒是敢说话,可是没有人理睬他。到了中年,在社会上有了地位,说出来有相当分量,谁都乐意听他的,可是正在努力的学做人,一味唯唯否否,出言吐语,切忌生冷,总拣那些烂熟的,人云亦云。等到年纪大了,退休之后,比较不负责任可以了,不免老年人总是唠叨的居多,听得人不耐烦,任是入情入理的话,也当做耳边风。这是人生一大悲剧。

  作文的时候最忌自说自话,时时刻刻都得顾及读者的反应。这样究竟较为安全,除非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是例外的旷世奇才。

  作者们感到曲高和寡的苦闷,有意的去迎合低级趣味。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是自处甚高,不把读者看在眼里,这就种下了失败的根。既不相信他们那一套,又要利用他们那一套为号召,结果是有他们的浅薄,而没有他们的真挚。读者们不是傻子,很快地就觉得了。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终于结束了,手好累。以后有时间填《红楼梦》《西游记》和《阅微草堂笔记》的坑。当然,为留住这双手,这几本就不是摘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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