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被乡愁折磨，这才发现自己魂思梦想的不是故乡的千里大漠而是故宅北投。北投的长春路，记忆里只有绿，绿得不能再绿的绿，万般的绿上有一朵小小的白云。想着、想着，思绪就凝缩为一幅油画。乍看那样的画会吓一跳，觉得那正是陶渊明的“停云，思亲友也”的“图解”，又觉得李白的“浮云游子意”似乎是这幅画的注脚。但当然，最好你不要去问她，你问她，她会谦虚的否认，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学问没有理论的画者，说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直觉的画了出来。
别人提到她总喜欢说她出身于师大艺术系，以及后来的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皇家艺术学院，但她自己总不服气，她总记得自己十四岁，背着新画袋和画架，第一次离家，到台北师范的艺术科去读书的那一段、学校原来是为训练小学师资而设的，课程安排当然不能全是画画，可是她把一切的休息和假期全用来作画了，硬把学校画成“艺术中学”。
一年级，暑假还没到，天却炎热起来，别人都乖乖的在校区里画，她却离开同学，一个人走到学校后面去，当时的和平东路是一片田野，她怔怔的望着小河兀自出神。正午，阳光是透明的，河水是透明的，一些奇异的倒影在光和水的双重晃动下如水草一般的生长着。一切是如此喧哗，一切又是如此安静，她忘我的画着，只觉自己和阳光已混然为一，她甚至不觉得热，直到黄昏回到宿舍，才猛然发现，短袖衬衫已把胳膊明显的划分成棕红和白色两部分。奇怪的是，她一点都没有感到风吹日晒，唯一的解释大概就是那天下午她自己也变成太阳族了。
大四，国画大师傅心畲来上课，那是他的最后一年，课程尚未结束，他已撒手而去。他是一个古怪的老师，到师大来上课，从来不肯上楼，学校只好将就他，把学生从三楼搬到楼下来，他上课一面吃花生糖．一面问：“有谁做了诗了？有谁填了词了？”他可以跟别人谈五代官制，可以跟别人谈四书五经谈诗词，偏偏就是不肯谈画。
每次他问到诗词的时候，同学就把席慕蓉推出来，班上只有她对诗词有兴趣，傅老师因此对她很另眼相看。当然也许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们同属于“少数民族”，同样具有傅老师的那方小印上刻“旧王孙”的身分。有一天，傅老师心血来潮，当堂写了一个“璞”字送给席慕蓉，不料有个男同学斜冲出来一把就抢跑了。当然，即使是学生，当时大家也都知道傅老师的字是“有价的”，傅老师和席慕蓉当时都吓了一跳，两人彼此无言的相望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老师的那一眼似乎在说：“奇怪，我是写给你的，你不去抢回来吗？”但她回答的眼神却是：“老师，谢谢你用这么好的一个字来形容我，你所给我的，我已经收到了，你给我那就是我的，此生此世我会感激，我不必去跟别人抢那幅字了……”
二岁，住在重庆，那地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金刚玻，记忆就从那里开始。似乎自己的头特别大，老是走不稳，却又爱走，所以总是跌跤，但因长得圆滚倒也没受伤。她常常从山坡上滚下去，家人找不到她的时候就不免要到附近草丛里拨拨看，但这种跌跤对小女孩来说，差不多是一种诡秘的神奇经验。有时候她跌进一片森林，也许不是森林只是灌木丛，但对小女孩来说却是森林，有时她跌跌撞撞滚到池边，静静的池塘边一个人也没有，她发现了一种“好大好大蓝色的花”，她说给家人听，大家都笑笑，不予相信，那秘密因此封缄了十几年。直到她上了师大，有一次到阳明山写生，忽然在池边又看到那种花，象重逢了前世的友人，她急忙跑去问林玉山教授，教授回答说是“鸢尾花”，可是就在那一刹那，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幻象忽然消灭了。那种花从梦里走到现实里来。它从此只是一个有名有姓有谱可查的规规矩矩的花，而不再是小女孩记忆里好大好大几乎用仰角才能去看的蓝花了。
如果说，那种被蛊惑的遗传特质早就潜伏在她母亲身上，也是对的。一九四九，世难如涨潮，她仓促走避，财物中她撇下了家传宗教中的重要财物“舍利子”，却把新做不久的大窗帘带着，那窗帘据席慕蓉回忆起来，十分美丽，初到台湾，母亲把它张挂起来，小女孩每次睡觉都眷眷不舍的盯着看，也许窗帘是比舍利子更为宗教更为庄严的，如果它那玫瑰图案的花边，能令一个小孩久久感动的话。
小女孩长大了，不会射、不会骑，却有一双和开弓射箭等力的手，她画画。在另一幅已完成的自画像里，背景竟是一条大河，一条她从来没有去过的故乡的河，“西喇木伦”，一个人怎能画她没有见过的河呢？这蒙古女子必然在自己的血脉中听见河水的淙淙，在自己的黑发中隐见河川的流泻，她必然是见过“西喇木伦”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