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30日，沈从文先生离世30周年。一段时间，各种有关的回忆文字、文本选集或研究成果相对集中涌现，不断唤起人们对这位先以文学创作闻名于世、再凭物质文化史研究名留当代的大家更丰富的认知。其中，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继四年前出版《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之后，又推出了专著《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
张新颖曾以《沈从文九讲》获得羊城晚报“2016花地文学榜·年度文学评论”荣誉。此次他坚持以“最大限度贴近传主文本”的独特方式，成就了其个人完整意义上的“沈从文传”，这可以说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肇始的“沈从文研究热”以来一部集大成著作。但张新颖拒绝轻易定义任何“典型”，无论是沈从文之于跌宕起伏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还是他自己的文本研究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他都强调出自“个体的力量”，而不宜冠之以普遍意义，也不存在启发或示范。他温和地说：“我是一个特别不戏剧化的人，只是慢慢理解、明白一点东西，日积月累。”
本来在《沈从文的后半生》的开篇“说明”部分，张新颖曾说，当时只从“后半生”写起，是为了避免与其他研究者“大同小异的重复工作”，但为何时隔四年又“自食其言”了呢？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就从这个问题开始——
张新颖：确实是“自食其言”。开始只想写“后半生”，除避免重复，也因《沈从文全集》中新见到的材料更集中在这个时期。但我在写作过程中，越来越感到，没有“前半生”，对“后半生”的理解也不会充分；等到写完，这个感受就更强烈了，后半生重新“照见”了前半生——回头再看，“前半生”见出了新的气象，让我们产生新理解。再加上很多师友鼓励，这样过了两三年，就真动笔写起《沈从文的前半生》来了。
羊城晚报：细读这本“前半生”，似乎在引述沈从文原始文字方面，不像“后半生”那么密集。您作为传记的写作者，仍然是藏在后面的吗？
张新颖：“前半生”因为有较多大家相对熟悉的内容，但不能不写，否则这个传记就不完整了，但也用不着像“后半生”那样密密麻麻地写，所以确实有些地方我是有意简写的。但整体上的写法和宗旨，与“后半生”差不多。
传记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是写传主，不是表现自己，应该令读者被传主所吸引。当然不可能没有写作者自己，最简单的道理，不同的写作者写同一个传主也会不一样；但这个“自己”并不需要直接站到舞台上。
张新颖：这本“前半生”中关于抗战之后的沈从文的章节，那十多年的痛苦时期，是我着意要写的。这也是写这本“前半生”的重要原因，一般读者更熟悉的只是抗战之前的沈从文。
沈从文从青年时代、北京写作开始确立的自我，是以个人开创文学事业、找到出路为宗旨，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达到了。但当他获得成功，拥有了显著的文坛地位、有很多人关注时，沈从文会想得更多。30年代中后期、抗战前后，沈从文开始从新文学的前途命运高度来关心人民、社会、国家、民族的前途，这时旧的那个自我就不够用了。他很痛苦，面对非常多的众多问题，又执著地要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所以不断针对现实问题去发言、跟人论争……这第二次“自我确立”的过程，充满了与现实社会的矛盾，确立不得、解决不了，他痛苦的最高潮就是濒于发疯、自杀，自杀不成才慢慢转弯。
羊城晚报：也就是说，沈从文直到后来改行、在另一条路上坚韧向前，才真正完成了他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的第二次自我确立？
张新颖：可以这样说。过去的传记当然也涉及沈从文的四十年代，出于各种原因所以不太详细。但我觉得一个生命遭遇了巨大痛苦，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如果不好好写出来，等于将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些元素抛弃掉了。这个阶段沈从文不是遇到文学创作的瓶颈，而是被各种问题缠住了，没有余力去创作，他觉得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问题。
羊城晚报：您认为沈从文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彻底熄灭了文学创作的心、转而全力从事物质文化史的研究？
张新颖：沈从文一直没有熄灭文学创作的心，只是不再写了，但一直心有不甘。他把精力全盘转到从事杂文物和物质文化史研究上来，应该是到历史博物馆之后。
羊城晚报：有评论认为您这两本传记连起来看，如果撇开学术著作的“非虚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一部“成长小说”？
张新颖：我当然不便以此自诩，但很喜欢这个说法。我用的材料非常严格，每一条都经得起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当然是历史、传记写作，但如果将这些实际发生过的材料当作情节，说成是一部有关沈从文的成长小说，也很好！
一般人看作家传记，对传主都会有一定了解或看过作家的作品，我们看小说一般对主人公是完全不了解的，但还是可以津津有味地看下去。如果你并没有读过沈从文的作品，单来看他的传记，却完全不掩其精彩！他的作品今天还经得起阅读，他的人生特别完整。因为他在1949年后不再创作，通常人们觉得沈从文的人生是残缺而有遗憾的，但随着他后半生的经历被梳理，其实沈从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坚持自己的信念，从生命完成度来说，他比很多作家都更完整。沈从文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作品，我就是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
羊城晚报：在这本“前半生”当中，您披露了一些之前传记中难以详见的素材，例如关于沈家九妹的病况、沈从文几次情感上的“发炎”和“偶然”……有些看上去貌似“八卦”，但都是沈从文研究史料的新发现。
张新颖：最近二三十年来，沈从文本人的资料、他所交往的人的资料都大量出现，对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家喜欢谈论沈从文，至少对传记作者来说，他生命中发生过的事我不能回避，但我也不能乱说。
我既不回避也不渲染，材料使用上一定要慎重。比如朱自清昆明时期的日记里提到“从文有恋爱故事”，很多人就从这句话来生出许多猜测。其实他们没读懂，这句话之前还提了一句“玉龙堆四号人物”，是以住处代指人物，暗指高韵琇（青子），即与沈从文几年前的一段情感为同一女主角。这确实不能添油加醋，靠想象、发明更不行。
张新颖：一般现代作家的作品现在年轻人还喜欢看的不多了，沈从文是其中之一，从每年自愿选写相关论文的人数上也可看出。很多年来，我都上一门关于沈从文的课，很高兴能引起学生读他作品的兴趣，同时也从他们的阅读理解中得到不少启发。这门课的期末论文，我很有兴趣看，常常发现自己没有想到的东西。我觉得老师不要把经典之类强加给学生，要能打开一扇门，要他们自己去发现里面的意义。
张新颖：是的，增补的工作一直有收获。我前年曾联系过沈从文先生的儿子沈虎雏先生，他在编全集的补遗，当时都已编到了900多页，他父亲不连贯的手稿、文字残片还有一麻袋，也在整理。
张新颖：因为研究沈从文的书得到大家的注意，我当然也高兴。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沈从文研究专家，这既不是谦虚，也不是骄傲，不是故作姿态，而是不愿意被定义，特别是不能画地为牢。人应该是一个敞开的状态，这也是我研究沈从文得到的很好的教育。
张新颖：接下来我会出一本小书，就是最近，在译林出版社出《九个人》。这九个人是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除了沈从文，其他几位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出生在一九一年代至二年代前几年之间，到三、四年代已经成长或成熟起来。他们不同于开创新文化的一代，也不同于之后的一代或几代，其区别性的深刻特征在于，他们是新文化晨曦之际——这个短暂的历史时段非常重要——的儿女，带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和人格底色，去经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这九个人的故事，自然交织进二十世纪中国的大故事；与此同时，却并未泯然其中。他们是那么一些难以抹平的个体，不只是属于大故事的动人篇章，更是独自成就的各个人的故事。
今年5月30日，沈从文先生离世30周年。一段时间，各种有关的回忆文字、文本选集或研究成果相对集中涌现，不断唤起人们对这位先以文学创作闻名于世、再凭物质文化史研究名留当代的大家更丰富的认知。其中，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继四年前出版《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之后，又推出了专著《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
张新颖曾以《沈从文九讲》获得羊城晚报“2016花地文学榜·年度文学评论”荣誉。此次他坚持以“最大限度贴近传主文本”的独特方式，成就了其个人完整意义上的“沈从文传”，这可以说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肇始的“沈从文研究热”以来一部集大成著作。但张新颖拒绝轻易定义任何“典型”，无论是沈从文之于跌宕起伏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还是他自己的文本研究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他都强调出自“个体的力量”，而不宜冠之以普遍意义，也不存在启发或示范。他温和地说：“我是一个特别不戏剧化的人，只是慢慢理解、明白一点东西，日积月累。”
本来在《沈从文的后半生》的开篇“说明”部分，张新颖曾说，当时只从“后半生”写起，是为了避免与其他研究者“大同小异的重复工作”，但为何时隔四年又“自食其言”了呢？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就从这个问题开始——
确实是“自食其言”。开始只想写“后半生”，除避免重复，也因《沈从文全集》中新见到的材料更集中在这个时期。但我在写作过程中，越来越感到，没有“前半生”，对“后半生”的理解也不会充分；等到写完，这个感受就更强烈了，后半生重新“照见”了前半生——回头再看，“前半生”见出了新的气象，让我们产生新理解。再加上很多师友鼓励，这样过了两三年，就真动笔写起《沈从文的前半生》来了。
细读这本“前半生”，似乎在引述沈从文原始文字方面，不像“后半生”那么密集。您作为传记的写作者，仍然是藏在后面的吗？
“前半生”因为有较多大家相对熟悉的内容，但不能不写，否则这个传记就不完整了，但也用不着像“后半生”那样密密麻麻地写，所以确实有些地方我是有意简写的。但整体上的写法和宗旨，与“后半生”差不多。传记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是写传主，不是表现自己，应该令读者被传主所吸引。当然不可能没有写作者自己，最简单的道理，不同的写作者写同一个传主也会不一样；但这个“自己”并不需要直接站到舞台上。
这本“前半生”中关于抗战之后的沈从文的章节，那十多年的痛苦时期，是我着意要写的。这也是写这本“前半生”的重要原因，一般读者更熟悉的只是抗战之前的沈从文。沈从文从青年时代、北京写作开始确立的自我，是以个人开创文学事业、找到出路为宗旨，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达到了。但当他获得成功，拥有了显著的文坛地位、有很多人关注时，沈从文会想得更多。30年代中后期、抗战前后，沈从文开始从新文学的前途命运高度来关心人民、社会、国家、民族的前途，这时旧的那个自我就不够用了。他很痛苦，面对非常多的众多问题，又执著地要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所以不断针对现实问题去发言、跟人论争……这第二次“自我确立”的过程，充满了与现实社会的矛盾，确立不得、解决不了，他痛苦的最高潮就是濒于发疯、自杀，自杀不成才慢慢转弯。
也就是说，沈从文直到后来改行、在另一条路上坚韧向前，才真正完成了他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的第二次自我确立？
可以这样说。过去的传记当然也涉及沈从文的四十年代，出于各种原因所以不太详细。但我觉得一个生命遭遇了巨大痛苦，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如果不好好写出来，等于将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些元素抛弃掉了。这个阶段沈从文不是遇到文学创作的瓶颈，而是被各种问题缠住了，没有余力去创作，他觉得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问题。
沈从文一直没有熄灭文学创作的心，只是不再写了，但一直心有不甘。他把精力全盘转到从事杂文物和物质文化史研究上来，应该是到历史博物馆之后。
有评论认为您这两本传记连起来看，如果撇开学术著作的“非虚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一部“成长小说”？
我当然不便以此自诩，但很喜欢这个说法。我用的材料非常严格，每一条都经得起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当然是历史、传记写作，但如果将这些实际发生过的材料当作情节，说成是一部有关沈从文的成长小说，也很好！一般人看作家传记，对传主都会有一定了解或看过作家的作品，我们看小说一般对主人公是完全不了解的，但还是可以津津有味地看下去。如果你并没有读过沈从文的作品，单来看他的传记，却完全不掩其精彩！他的作品今天还经得起阅读，他的人生特别完整。因为他在1949年后不再创作，通常人们觉得沈从文的人生是残缺而有遗憾的，但随着他后半生的经历被梳理，其实沈从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坚持自己的信念，从生命完成度来说，他比很多作家都更完整。沈从文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作品，我就是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
在这本“前半生”当中，您披露了一些之前传记中难以详见的素材，例如关于沈家九妹的病况、沈从文几次情感上的“发炎”和“偶然”……有些看上去貌似“八卦”，但都是沈从文研究史料的新发现。
最近二三十年来，沈从文本人的资料、他所交往的人的资料都大量出现，对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家喜欢谈论沈从文，至少对传记作者来说，他生命中发生过的事我不能回避，但我也不能乱说。我既不回避也不渲染，材料使用上一定要慎重。比如朱自清昆明时期的日记里提到“从文有恋爱故事”，很多人就从这句话来生出许多猜测。其实他们没读懂，这句话之前还提了一句“玉龙堆四号人物”，是以住处代指人物，暗指高韵琇（青子），即与沈从文几年前的一段情感为同一女主角。这确实不能添油加醋，靠想象、发明更不行。
一般现代作家的作品现在年轻人还喜欢看的不多了，沈从文是其中之一，从每年自愿选写相关论文的人数上也可看出。很多年来，我都上一门关于沈从文的课，很高兴能引起学生读他作品的兴趣，同时也从他们的阅读理解中得到不少启发。这门课的期末论文，我很有兴趣看，常常发现自己没有想到的东西。我觉得老师不要把经典之类强加给学生，要能打开一扇门，要他们自己去发现里面的意义。
是的，增补的工作一直有收获。我前年曾联系过沈从文先生的儿子沈虎雏先生，他在编全集的补遗，当时都已编到了900多页，他父亲不连贯的手稿、文字残片还有一麻袋，也在整理。羊城晚报：您至今还是不肯承认自己是沈从文研究专家吗？
张新颖：因为研究沈从文的书得到大家的注意，我当然也高兴。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沈从文研究专家，这既不是谦虚，也不是骄傲，不是故作姿态，而是不愿意被定义，特别是不能画地为牢。人应该是一个敞开的状态，这也是我研究沈从文得到的很好的教育。
接下来我会出一本小书，就是最近，在译林出版社出《九个人》。这九个人是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除了沈从文，其他几位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出生在一九一年代至二年代前几年之间，到三、四年代已经成长或成熟起来。他们不同于开创新文化的一代，也不同于之后的一代或几代，其区别性的深刻特征在于，他们是新文化晨曦之际——这个短暂的历史时段非常重要——的儿女，带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和人格底色，去经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这九个人的故事，自然交织进二十世纪中国的大故事；与此同时，却并未泯然其中。他们是那么一些难以抹平的个体，不只是属于大故事的动人篇章，更是独自成就的各个人的故事。读者也许能感觉到这本小书和我写沈从文的书之间的精神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