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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名篇】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

  2020年是张爱玲百岁冥诞。随着张爱玲英文遗作和书信集不断问世,新一波张爱玲热又要到来。尤其是近年来,作为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的宋以朗先生,宣称将在张爱玲百岁冥诞之际,编印她与宋淇邝文美夫妇长达40年的七十多万字全部书信集,这无疑是张爱玲研究领域的又一个盛举!

  张爱玲少年成名,《传奇》和《流言》的创作基本上都在20岁左右。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的时候也不过30岁,可谓真正的天才作家。她一生写了大约有二百多万字的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电影剧本、散文、翻译作品等等。在各个文学类型上都功绩卓著。美国学者夏志清教授在其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里,以比鲁迅还要多的篇幅来论述张爱玲,称赞她的中篇小说《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在台湾,张爱玲的影响力更大,作家们称张爱玲是“台湾文学的祖师奶奶”,这很有开山祖师的意味;大陆也一样。2005年,世纪文学评选出百年来影响中国文坛的60名作家,其中鲁迅排名第一,综合评分为100,张爱玲综合评分为98,名列第二,高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徐志摩、丁玲等人!

  张爱玲是很值得研究的。她一生经历复杂,先后在上海、香港,美国华盛顿、旧金山、麻省康桥、加州柏克莱、洛杉矶工作和居住过。由于两岸三地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对张爱玲的认识各存其异:海外有一个评价,台湾有一个评价,大陆又有一个评价。但是,张爱玲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明了,非黑即白,她有复杂的一面,微妙的一面。尤其是大量遗稿的出版和通信集的公开,就为我们重新认识张爱玲提供了一个契机,质言之,读懂张爱玲并非易事,她不是一个专写男女爱情的作家,她有她的复杂性和深度!

  2020年5月31日上午8点,史金霞老师与您相约 “高大”七期 第九讲直播,走近张爱玲,走进《半生缘》!我们不见不散!

  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两句词,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H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地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訇訇”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在战时香港吓细了胆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时候,每每为之魂飞魄散。若是当初它认真工作的时候,艰辛地将热水运到六层楼上来,便是咕噜两声,也还情有可原。现在可是雷声大,雨点小,难得滴下两滴生锈的黄浆……然而也说不得了,失业的人向来是肝火旺的。

  梅雨时节,高房子因为压力过重,地基陷落的原故,门前积水最深。街道上完全干了,我们还得花钱雇黄包车渡过那白茫茫的护城河。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屋子里便闹了水灾。我们轮流抢救,把旧毛巾、麻袋、褥单堵住了窗户缝;障碍物湿濡了,绞干,换上,污水折在脸盆里,脸盆里的水倒在抽水马桶里。忙了两昼夜,手心磨去了一层皮,墙根还是汪着水,糊墙的花纸还是染了斑斑点点的水痕与霉迹子。

  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可爱的。有一天,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潇潇的夜,远处略有淡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点灯。

  常常觉得不可解,街道上的喧声,六楼上听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正如一个人年纪越高,距离童年渐渐远了,小时的琐屑的回忆反而渐渐亲切明晰起来。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

  我们的公寓近电车厂邻,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吧?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的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

  这里的小贩所卖的吃食没有多少典雅的名色。我们也从来没有缒下篮子去买过东西,(想起《侬本痴情》里的顾兰君了。她用丝袜结了绳子,缚住了纸盒,吊下窗去买汤面。袜子如果不破,也不是丝袜了!在节省物资的现在,这是使人心惊肉跳的奢侈。)也许我们也该试着吊下篮子去。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

  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帐。他不赞成他儿子去做电车售票员——嫌那职业不很上等。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揿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的思想也许缙绅气太重,然而他究竟是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他离了自己那间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电梯上升,人字图案的铜栅栏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衬着交替的黑暗,你看见司机人的花白的头。

  没事的时候他在后天井烧个小风炉炒菜烙饼吃。他教我们怎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了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烂骨,没有筋道。

  托他买豆腐浆,交给他一只旧的牛奶瓶。陆续买了两个礼拜,他很简单地报告道:“瓶没有了。”是砸了还是失窃了,也不得而知。再隔了些时,他拿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装了豆腐浆来,我们问道:“咦?瓶又有了?”他答道:“有了。”新的瓶是赔给我们的呢还是借给我们的,也不得而知。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风的。

  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得到我们看。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报他是不看的,因此大清早便卷成一卷插在人家弯曲的门钮里。

  报纸没有人偷,电铃上的钢板却被撬去了。看门的巡警倒有两个,虽不是双生子,一样都是翻领里面竖起了木渣渣的黄脸,短裤与长统袜之间露出木渣渣的黄膝盖;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横在一张藤椅上睡觉,挡住了信箱。每次你去看看信箱的时候总得殷勤地凑到他面颊前面,仿佛要询问:“酒刺好了些吧?”

  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找个清洁公司每隔两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快。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许多身边杂事自有它们的愉快性质。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篾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么?我这并不是效忠于国社党,劝诱女人回到厨房里去。不劝便罢,若是劝,一样的得劝男人到厨房里去走一遭。当然,家里有厨子而主人不时的下厨房,是会引起厨子最强烈的反感的。这些地方我们得寸步留心,不能太不识眉眼高低。

  有时候也感到没有佣人的苦处。米缸里出虫,所以掺了些胡椒在米里——据说米虫不大喜欢那刺激性的气味,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拣出来。我捏了一只肥白的肉虫的头当做胡椒,发现了这错误之后,不禁大叫起来,丢下饭锅便走。在香港遇见了蛇,也不过如此罢了。那条蛇我只见到它的上半截,它钻出洞来矗立着,约有二尺来长,我抱了一叠书匆匆忙忙下山来。正和它打了个照面。它静静地望着我,我也静静地望着它,望了半晌,方才哇呀呀叫出声来,翻身便跑。

  提起虫豸之类,六楼上苍蝇几乎绝迹,蚊子少许有两个。如果它们富于想象力的话,飞到窗口往下一看,便会晕倒了罢?不幸它们是像英国人一般地淡漠与自足——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总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了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二楼的那位女太太和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捶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仙。

  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屋顶花园里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锉过来又锉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睡熟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龈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子,剔一剔便会掉下来。隔壁一个异国绅士声势汹汹上楼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话,去也是白去。”他揎拳撸袖道:“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隔了几分钟他偃旗息鼓嗒然下来了。上面的孩子年纪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丽的。

  谈到公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地扫到楼下的阳台上去。“啊,人家栏干上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吧!”一念之慈,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的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

  张爱玲是华人现代女性小说家。祖籍河北唐山市丰润,生于上海公共租界。原名张煐,后因入学需要,母亲黄逸梵(原名黄素琼)以英文名Eileen译音,易名爱玲。

  张爱玲出生名门,曾就读于香港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受过良好的中西教育。上海沦陷时期,陆续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心经》金锁记》等中、短篇小说,震动上海文坛。1952年张爱玲以完成未完成的学业为名离开中国大陆,其后赴美。在美国期间翻译了清代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又写了文学评论《红楼梦魇》。张爱玲一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漂泊于天津、上海、香港、美国各地,最后在美国定居,并于1960年取得美国国籍。早在之前,1956年时,张爱玲就已经和大自己29岁的德裔美国人赖雅结婚,赖雅逝世后,张爱玲在美国终老,1995年9月8日,因为动脉硬化心血管病去世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市西木区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享寿74岁。

  张爱玲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1848年生于河北丰润,是清朝末年著名清流派大臣。中法战争中在福州战败,遭发配黑龙江,1888年结束,后发配到天津。1903年在南京去世,年55岁。

  祖母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长女李菊耦,生于1866年,为继室夫人安徽太湖县赵小莲所生。当时李鸿章在两江总督任上。1888年22岁时,嫁给刚结束发配、年已40的张佩纶为填房。1895年夫妇自天津迁居南京。37岁守寡,闭门教子,给儿子穿女装,以阻止其外出学坏,又给女儿穿男装。1911年辛亥革命时自南京迁居青岛,1912年迁居上海,住在麦根路313号(今静安区康定东路87弄),不久因肺病病故,年46岁。

  父亲张志沂(1898-1953),又名张廷重,1898年4月30日生于南京,是清末民初新旧交替时代的典型遗少,爱好古典文学和鸦片。他5岁丧父,受母亲严格的管教,学习古诗文。1912年14岁迁居上海,同年丧母,遗产被异母兄长张志潜侵吞,管束甚严。1915年17岁结婚。1923年兄妹三人分家,张志沂25岁时,依靠堂兄,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张志潭,任天津津浦铁路局英文秘书,全家搬家到天津英租界。在天津官场,张志沂开始纳妾、嫖妓、吸鸦片、打吗啡针。1924年妻子离家去欧洲。1927年张志潭辞去交通总长职务后,张志沂失去靠山。1928年搬回上海。由于挥霍无度,大量财产迅速缩水,至1935年仍有虹口8幢洋房及田产古董,至1948年卖掉最后一幢房产,又遭遇金圆券风波,卖房款蒸发,仅靠青岛一处房租为生,并租住江苏路285弄28号吴凯声大律师住宅14平方米的佣人房。1953年在这里去世,终年55岁。

  姑母张茂渊,1902年6月3日生于南京,1912年迁居上海,1924-1928年留学英国,任职于怡和洋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被裁员,后任职于电台及大光明戏院翻译,1979年77岁时结婚。姑父李开第1900年12月生于福建省寿宁县清源乡赤阳头村,毕业于交通大学。1991年6月13日张茂渊在上海去世,终年90岁,长期居住在黄河路长江公寓305室。1999年李开第去世。自1938年至1952年,张爱玲一直与张茂渊同住。

  母亲黄逸梵(原名黄素琼,1898-1957年)籍贯湖南长沙,湘军后代,1898年生于南京。是清末湘军水师将领、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1818-1894)之孙女,广西桂平梧盐法道黄宗炎(1868-1898)的庶出遗腹女,只有一个双胞胎弟弟黄定柱,出生前家庭险遭族人“分绝户家产”。黄逸梵虽然是出身于旧式家族的大家闺秀,却是一位“踏着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的新潮女性,思想极为超前。1915年结婚,1922年迁居天津后,无法容忍丈夫纳妾、嫖妓、吸鸦片,在1924年撇下家庭,陪同小姑赴欧洲留学,并改名为较浪漫的黄逸梵。黄逸梵学习美术,结交徐悲鸿、蒋碧薇夫妇。一双缠足的小脚,却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在地中海游泳。1928年回国,1930年离婚。1932年以后,靠从娘家继承的古董遗产,出国四处旅行,“环球旅行家”。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时,外国男友维斯托夫在新加坡被炸死,她逃到印度,曾做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二战中失去财产,生活落魄,1948年51岁去马来西亚吉隆坡侨校坤成中学教手工半年。黄逸梵1948年底,带着十七箱的古董,坐船去英国伦敦。租住在地下室,曾做制皮包女工。1957年在伦敦因胃癌病故,享年61岁,身边没有任何亲人。

  张爱玲一生游走中国各地,自谓“我的上海话本来是半途出家,不是从小会的。我的母语,是被北边话与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线岁时,张志沂任天津津浦铁路局英文秘书,全家搬家到天津32号路61号大宅。1924年,4岁的张爱玲进入私塾学习。同年,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赴英国留学,母亲黄素琼改名黄逸梵,撇下一对子女,陪同前往。张志沂遂将所纳之外室接到家中,并沉迷于鸦片。

  1930年,张煐被改名为张爱玲,这是为了上中学报名方便。“爱玲”为英文“Eileen”的译音。同年,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张爱玲跟随父亲生活,居住在宝隆花园(今延安中路740弄康乐村10号),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和姑妈张茂渊租了法租界白尔登公寓的一层楼居住(今陕西南路213号,近复兴中路),雇佣了一个白俄司机和法国厨师。

  1931年,张爱玲进入上海白利南路(今长宁路1187号)美国圣公会所办的贵族学校圣玛利亚女中就读。并且开始阅读《红楼梦》。

  1932年,张爱玲在该校的校刊上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1933年,在该校刊发表她的第一篇散文《迟暮》。1932年,黄逸梵前往法国学美术,张茂渊任职于怡和洋行。

  1934年,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与民国政府前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三十六岁)在国际饭店举行婚礼。婚后,1935年租住已在张志潜名下的麦根路313号(今静安区康定东路87弄)祖母李菊耦留下的巨大老宅。张爱玲因穿不完的后母旧衣造成心理压抑。同时,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也在继母孙用蕃的虐待下长大,有一次她的弟弟张子静打碎了一块玻璃,就被继母毒打一顿,此时张爱玲完成《摩登红楼梦》,父亲张志沂为之撰回目。

  1937年,张爱玲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小说,并在这一年夏天从圣玛利亚女中毕业,希望出国留学。当时,黄逸梵同男友维斯托夫已回到上海。

  1937年暑假期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黄逸梵、黄定柱避难住进法租界霞飞路伟达饭店,张爱玲与他们同住两周。返家后,张爱玲与继母孙用蕃发生口角冲突,遭父亲痛打,被软禁半年,并患严重的痢疾。

  1938年初,张爱玲离家出走,至开纳路195号开纳公寓(今武定西路),投奔生母黄逸梵(舅舅黄定柱则住在对面开纳路188号明月新村)。1939年初搬到赫德路192号爱丁顿公寓。在这里,张爱玲向犹太裔英国老师补习。

  1939年,她考取伦敦大学的奖学金,准备前往留学,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持伦敦大学成绩单改入香港大学文学院。在香港大学求学期间,张爱玲结识终生朋友,斯里兰卡裔女子炎樱(Fatima Mohideen)。张爱玲在书对炎樱中有多次描写,并录下一些炎樱语录。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张爱玲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上海。1942年,她就读于圣约翰大学,但是两个月后就因为经济窘困辍学,这时她选择从事文学创作为生。当时她租住赫德路爱林登公寓(常德公寓,现址上海市常德路195号)51室(1942年迁至65室),与姑母张茂渊为邻。

  1943年春,张爱玲见到了上海著名作家和编辑周瘦鹃,获得赏识,在1943年和1944年的两年中,得以连续发表多篇轰动性的中短篇小说,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心经》、《金锁记》等,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一举成名。

  1944年,张爱玲结识汪精卫政权宣传部次长、作家胡兰成,并与之交往。1944年8月,胡兰成与第二位夫人离婚后,与张爱玲在上海秘密结婚(婚礼上只有炎樱和胡兰成的侄女胡青芸在场)。“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出由胡兰成所撰。不久,胡兰成前往武汉办报,在医院期间诱惑了一名17岁的护士周训德,并与之同居。

  一年之后,1945年8月,日本投降,胡兰成化名张嘉仪,逃亡到浙江温州,任教于温州中学。在流亡期间,胡兰成与范秀美同居。1946年2月,张爱玲曾前往温州探视。

  1950年7月,张爱玲以“梁京”的名字出席了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1952年7月,声称“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只身离开中国大陆,迁居到香港。张爱玲在香港期间,任职于美国新闻处。开始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

  张爱玲在香港期间结识毕生挚友邝文美及宋淇。在宋淇力捧下,成为电懋的编剧主力之一。编剧收入成为张爱玲往后八年的主要经济来源。1956年3月到6月,生活窘迫的张爱玲居住在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在此她结识了65岁的左翼剧作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并怀孕,同年8月14日,两人结婚。

  1960年7月,张爱玲成为美国公民。1967年10月8日,赖雅去世,张爱玲获邀担任美国雷德克里芙学校驻校作家,并且开始将清朝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翻译成为英文。

  1969年,张爱玲移居加州旧金山湾区,应陈世骧教授之邀,受聘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担任高级研究员(Senior Researcher),并展开对中国的专用术语、《红楼梦》等课题的研究。1971年,陈世骧教授逝世,张爱玲也从伯克利离职。]

  1983年,张爱玲的《海上花列传》官话翻译本以《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两部式形式出版。潘飞论,张爱玲晚年生活放在两件事情上:一是研究《红楼梦》,二是翻译《海上花列传》,张爱玲“将那种嗲声嗲气的吴语对白,悉数转换成了地道的晚清官话。同时,爱玲对于《海上花列传》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作品中出现的晚清服饰、欢场行规、上海的风土人情都做了很多准确详尽的注解。”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洛杉矶西木区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终年75岁。根据法医的检验结果,张爱玲逝世于六七天前,死因为动脉硬化心血管病。

  张爱玲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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