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我们见到沈从文晚年的照片，多是平静的满面笑容，看去祥和极了。但是，当我们阅读他青年及中年的一些作品时，却常常感到其中的执拗及刚直。这样看来，钱锺书的一句评价倒是观察得较为深入：“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典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沈从文中年时就引发过几次相关的文坛论争。1933年，沈从文以《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发了文坛“京派”、“海派”的争论。在上海的鲁迅，也以《“京派”与“海派”》等文章参与；随后由于查籍，沈从文写了《问题》，又引发了有鲁迅参与的不同评论；一年多后，沈从文发表《谈谈上海刊物》，批评当时上海一些刊物为谋求销路、不惜“针对一个目标”、向“异己者无怜悯无节制的嘲讽与辱骂”，并称这不过是一种“私骂”，“精巧的对骂”云云。鲁迅再次以《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对沈从文提出批评。鲁迅与沈从文之间的论争并不算多么紧张激烈，可是，这却是后来聂绀弩对沈从文文字辩驳的重要背景，所以值得略加回溯。
此后沈从文还在1936年10月发表文章《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觉得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凡事都缺少系统的中国，到这个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一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对这样的“差不多”，沈从文指出原因：“说得诚实一点，就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此文发表时，鲁迅已逝世，但茅盾及多位左翼作家，对此反响强烈看来，沈从文骨子里，确实有相当强烈、直率的成分。
1940年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任教，开“现代文学”、“习作”等课程。因授课，他便将自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写成文字，同时发表出来。在“习作举例”这个大题目下，他发表的第一篇是《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第二篇牵涉对周作人和鲁迅的比较评论：
周作人和鲁迅的作品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一个近于恨恨的咒诅。一个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个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感情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语言转见异常天真。
周作人的小品文，鲁迅的杂文，在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活动中，正说明两种倾向：前者代表田园诗人的抒情，后者代表艰苦斗士的作战。一取退隐态度，只在消极态度上追究人生，大有自得其乐意趣；一取迎战态度，冷嘲热讽，短兵相接，在积极态度上正视人生，也俨然自得其乐。对社会取迎战态度，所以鲁迅的作品，便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大部分是骂世文章
写这篇比较文章时，周作人已经“落水”，沦为汉奸。值此民族危亡之际，沈从文却从文章角度，盛赞周作人之“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甚至“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真可见其文人迂阔一面。这且不说，他还将周与鲁迅作比，对鲁迅用了“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感情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冷嘲热讽”、“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大部分是骂世文章”这样的语汇，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尤其尊崇鲁迅人格作品者的反响。
1940年四五月间，当时还年轻但已在文坛颇有名声的聂绀弩，来到抗战时期风云际会的桂林。在这里，他写出了杂文名篇《韩康的药店》，读到了沈从文这篇比较鲁迅周作人的文章。鲁迅生前，虽在文章中捎带讥讽过聂绀弩，但对鲁迅的文字及精神，聂绀弩极为敬佩。此次见到沈从文的文章，他便立即出手，拿出杂文家的巧思及笔调，对其进行反驳。
聂绀弩的辩驳文，题目看起来并没有火药味：《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文章首先引述了沈从文对鲁迅周作人相较的一节文字，继而撇开周作人，专谈说鲁迅的内容：“沈先生不是鲁迅崇奉者是周知的。连沈先生也说鲁迅代表艰苦斗士的作战，迎战态度，在积极态度上正视人生从这一意义上看，沈先生的一句当得别人的十句百句。”
对于沈从文说鲁迅“对于人事的厌憎，感情有所蔽塞”、“愤激”、“恼怒”、“骂世”、“冷嘲热讽”等等，聂绀弩当然是不满的。但是，他的反驳方式，不是自己逐条加以议论评述，而是有针对性地选用鲁迅文章的段落，予以驳斥。如此一来，鲁迅文章的预见和生命力可一目了然。
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该谁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鲁迅通讯《复吕蕴儒》）
此节虽是通讯，但议论之深入，文字的曲折生趣，实在可以给人理智和情感两方面的启迪（现今的许多杂文，实在应该留意学习鲁迅对文字的讲究和喜爱）。
假如你到四马路去，看见雉妓在拖住人，倘大声说：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骂人”。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做生意”，这才不是骂人
鲁迅这段话的意思是，有时所谓“骂人”，其实不过是写实，是道破真相而已；对于社会恶现象，有时是常常需要揭破遮掩的“骂人”手段的。
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这便是所谓“冷嘲”。
沈先生就说鲁迅“态度积极”，作品“感慨沉痛”。既然态度积极，就不是毫无善意和热情；既然感慨沉痛，就不是读者得到的只是不足取，无可为也就不是冷嘲。
至于说鲁迅“厌憎”、“憎恨”，聂绀弩引用了鲁迅当年专门针对沈从文的《七论“文人相轻”两伤》文中的一节：“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聂绀弩在这里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议论：“说鲁迅的作品里有很多憎恨的感情我个人是并不抱什么反感的。”为什么呢？“以为爱与憎只是绝对相反，而毫无相成之处，似乎不算知言。”由此申说开去：“有所爱，就不能不有所憎；只有憎所应憎，才能爱所当爱。”无论从当时或今天看，聂绀弩的这段话，都是理解鲁迅文章中“冷嘲”和有所“憎恨”的人应予特别体会的。
文章末，聂绀弩带有总括性地表述：“我们常常说：鲁迅一生的历史就是战斗的历史，其实只说了一面，就另一面说，鲁迅的历史就是被社会围剿的历史。”这就把鲁迅文章背景介绍清楚了。把这两面结合起来，鲁迅文字，包括“骂世”、“冷嘲”、“憎恨”等种种情态，就可以有清楚的现实基础可以解说了。聂绀弩在桂林写作发表的文字，也许沈从文当时并没有读到，但是，沈从文在这一时期，还专门写有《学鲁迅》一文，以别致的文笔和思路又对鲁迅做了种种阐释。他从主要方面说：
二，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恨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
三，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
这样的评述，从一个有相当创作成就的作家口中说出，应当说是领会深刻的。从内容看，将鲁迅的古籍整理、杂文小说创作都充分估价了其成绩。值得注意的，是说到“一支笔锋利如刀”的杂文时，有“强烈憎恨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的认识。这是否是沈从文教学中重读了鲁迅杂感后的新领会，不得而知，不过却恰恰照应了聂绀弩的辩驳文字。沈从文在行文时，间或有偏执带情绪的一面，但是，他的领会力实在相当高明，也能够随时补充自己的不完善见解。
述及鲁迅为人的几句，着实令人感动。“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这就更全面了。当时许多人以为鲁迅“偏狭”，就连沈从文亦说他“愤激”、“骂世”云云，可沈从文却同时看到了鲁迅的“诚恳”和“素朴无华”，这是高人一等、超越一般情绪的深见解。
其实鲁迅亦是如此。虽然他对沈从文时有看法，但在1933年2月与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这样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将沈从文排入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作家”之列，鲁迅是眼光精确同时心怀阔大的。
我们有时较多注意到作家间的相互争辩，却不大留意他们间的相互理解甚至欣赏。用聂绀弩的话说，未注意到事情的“另一面”。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我们对文坛及文艺家间的热闹论争，看得也许会平衡一些。
虽然经过一番辩驳，沈从文与聂绀弩之间倒并没有生出什么严重结果。沈从文弟子汪曾祺在沈从文的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代序言中，恰好谈及于此：
沈先生的挨骂，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对他的大骂，大概有三次。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桂林发动，有几篇很锐利的文章，我记得有一篇是聂绀弩写的。聂绀弩我后来认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后来也因黄永玉之介去看过沈先生，认为那完全是一场误会。聂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
我尊敬的前辈聂绀弩先生，因为他从来是个，几十年来跟沈从文有着远距离的敌视。六十年代初，绀弩老人从东北劳改回来，从我家借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作品选，过了几天，绀弩先生在我家肃穆地对我说：“我看了《丈夫》，对沈从文认识得太迟了。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
可以证明他们间毫无芥蒂的文字，笔者还见到过。粉碎“”后，一位学者访问沈从文。谈及许多读者喜爱其作品不尽一致时，沈从文举的朋友例子中有“沙汀喜欢《顾问官》，聂绀弩喜欢《丈夫》，曹禺说《丈夫》是了不起的作品”愉快的情态溢于言表。这里，聂绀弩是列在熟朋友之中的。
读到这些，回想当年文坛常有的激烈文字交锋的情景，我们真该对作者之间的结局有所探寻。想来最好如沈从文与聂绀弩一般。即使不全然如此，有这样几例，我们也可以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