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正是这种与世无争的超脱气质，奠定了他前半生的文学成就和后半生的无比落寞，以及许多年后，世人所能给予他的，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无比崇高的评价。
如何去解读沈从文在文字中所展现的超脱，不着世俗，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尝试沿着作者的生活脉络去梳理他过往种种时，不难发现，沈从文早期的生活经历竟然与后来文字所流露的温情淡然有着如此多的格格不入。
在本书《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一文中，作者用相当恬静优雅的笔法向我们描绘了自己的童年回忆。
而当细细品读各种细节时候，却意外地发现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竟然充满着杀戮，血腥，尸体，“走过的每一寸路，脚下都是血”，甚至有那种一个孩子挑着自己父亲和叔伯头颅的凄惨悚人情节。
沈从文的祖父是贵州提督，父亲参加过大沽口抗击八国联军，无论是家庭因素还是所处环境，战争，军人，死亡，手起刀落成为了他少年时习以为常的记忆。
于是，当辛亥革命枪声打到湘西时，年少无知的沈从文和小伙伴们可以趴在城楼上从容地看着对岸杀人，还比赛着谁能数清人头。就如同后来作者回忆里所说的那样，看过了太多人头落地，他对于爱和恨有了非常不一样的理解和体悟。
一直到十九岁时，沈从文怀抱着“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的信念决定去当一次北漂。幼年的人生经历并没能将他束缚于某时某地，悄悄老去。
有句话说“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细品沈从文后来的作品中，似乎有着对于幼年湘西不可磨灭的铭记，又似乎是对于童年记忆中那个被现实，被杀戮，被鲜血所玷污的故乡一次次的重新构建。
无比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淳厚质朴的人情，养育了沈从文异于常人的感受大自然的能力，观察力和想象力，乡里乡民的蒙昧，军阀兵士的残忍暴虐，让他产生了悲天悯人的情感。
正是这样不和谐的记忆片段，在他的创作中不断地冲突对抗，于是在今后的文字中刻意地回避着现实对于这样一个淳朴家乡的摧残，用回忆中那些美好的女性，质朴的村民，幽静的山河，来抵挡真实世界的兵荒马乱，颠沛流离，这也构成了后来沈从文笔下重要的基调。
来到北平后的沈从文，忽然发现了崭新的天地，和无处容身的事实。现实总是要比想象更加残酷一点点，让他许多年后早已功成名就却依然会被刘文典奚落的小学文凭，看不懂现代标点符号，燕京大学没能入取的旁听生，找不到工作，生活拮据，甚至到了每隔几天才能“找些东西消化消化”的地步。
用作者的话说，这或许就是他的人生信条，“耐烦”。因为“耐烦”，所以即使生存困境中依旧不忘记自己创作的初衷，因为“耐烦”，所以愿意一遍一遍反复打磨修改自己的作品；又因为“耐烦”，可以用勤奋弥补上学历所带来的瓶颈，直到被胡适聘请为北大老师。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徐志摩评价道。
文学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将一场旅行或者一次爱情通过文字一一记录到岁月案头，穿越时间空间的隔阂，为后来的读者所提及、转述。
“有人常常会问我们如何就会写小说?倘若我真真实实的来答复,我真想说:’你到湘西去旅行一年就好了。’”
一九三四年，因为母亲病危，沈从文匆匆上路赶回湘西，一路上与自己的新婚妻子张兆和书信往来不绝。
“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
经历战乱后的湖南满目疮痍，此时的沈从文忽然发现心中的那片唯美的净土早已荡然无存，一路上所见所闻让他得以彻悟，这也为后来完成的《湘行散记》和小说《长河》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可能人生的变化有时候真的猝不及防，如果不是青年时期的那次离开，或许中国文坛上不再会有文字如此清澈的一代大家，如果不是那场“海派京派”之争，沈从文的下半生或许可以度过的更加安稳一点，只是没有了后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精英文人们的文字总带着对一个时代的创伤和苦难的反思，于是浪漫主义在无病呻吟，现实派在嘶声力竭，只有沈从文，在文字中时时刻刻保持着对于自然，人性，这些业已陈旧的事物的眷恋。
在他到来之前，文字是一种功利的表达方式，呐喊、歌颂、批判、愤慨，恨不得冲破纸面，俯仰天地，左翼作家们让人类对于最高真理的崇拜彻底地压过了其余一切，却也同时彻底地忽略了传统文化于任何时期的那种美感，他们不顾及、不欣赏早已过时的一切。
而沈从文却将那些被抛弃的零落的东西，悄悄捡起，细心呵护，文字间不动声色所表露着的，恰恰在这有意无意间印证着的属于最传统，最原始的美丽本身。
一九八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汉学家马悦然不无遗憾的说，若那一年沈从文并未离世，也许诺贝尔文学奖就该属于中国人了。
在一封致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写道: “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我不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