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文化重心南移，文化界许多名家、大师云集昆明，声名赫赫的作家沈从文就是其中的一位。沈从文与昆明，有着许多不易说完的线月离滇，在昆明工作、生活了8年多。这是沈从文生活困苦的8年，也是大师风采另样展示的8年。他既是大作家，名教授，也是对昆明、对云南一往情深的“外省人”。
沈从文1925年开始发表小说，之后五年共有作品两百多篇问世，出版集子20多个，被誉为“多产作家”。30年代是沈从文的创作喷发期，不但量多，而且有《边城》和长卷文化散文《湘行散记》等经典闪亮出手，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大师地位，日后被誉为“中国的大仲马”和“短篇小说之王”。但沈从文的才华并不止于文学创作，他在文学批评领域也卓有建树，对郁达夫、张资平、郭沫若、施蛰存等作家、诗人作出过有分量的评论，并有长篇论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发表。
来昆明后的沈从文风采依旧，在战争条件下继续在文学各领域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编辑和文学教学。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坛，四川地区的作家最多，云南地区的作家也不少，但因作为中国文化、教育第一标志的西南联大存在于昆明，所以云南文坛的动向和走势也备受瞩目。当时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施蛰存、冯至、卞之琳等一流作家都集中于昆明，但大都忙于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就文学创作而言已退出了一线，唯一例外的就沈从文一位了，既是一流也在一线。
沈从文到昆明正赶上昆明文协筹备成立的最后阶段。以沈从文在中国文坛的声望和地位，在昆明文协安排适当位置是必要的，何况沈已经当选中国文协总会的理事了。事实上总会方面也是有所考虑的。为此，实际主持中国文协总会日常工作的老舍致信沈从文，希望他出任昆明文协主席，遗憾的是被沈从文婉言谢绝。对于抗日，沈从文的态度是积极的。沈从文的不少亲友，包括三弟沈荃(任湘西士兵组成的l28师764团团长，淞沪战役中负伤)，都直接投身抗日前线年发表给几个湘西在乡军人的《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同他们围绕团结稳定湘西后方，支持全国抗战大局，坦诚表示了积极抗日的态度。沈从文一家在呈贡龙街杨家大院前院二楼住了五年多，远征军的一个团开赴缅甸前往龙街，团部设在杨家大院后楼的楼下，院坝里安下成排军灶，许多士兵在那里用餐，与沈家成了亲密的邻居。
沈从文一生有四部代表作，即《边城》、《湘行散记》、《湘西》和《长河》，前两部写于抗战前，后两部写于昆明时期。
长篇小说《长河》(第一卷)是沈从文昆明时期在创作上的重要成果。这是继《边城》之后沈从文的又一力作，作品在艺术上既延续着沈从文小说特有的浪漫气息，同时又在背景上加浓了现实色调。可以说，《长河》超过《边城》，无论在人物塑造上还是在社会展示的深度上。由于内容涉及湘西少数民族与当局的矛盾，小说的发表与出版均颇多周折。沈从文还发表了引起争议的小说《看虹录》和《摘星录》。
散文也写了不少。先是写完长卷散文《湘西》。时任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的萧乾在编者按中指出，该刊连载的这些作品所写的不仅是诗意的湘西，也是生气勃勃的“抗战中的湘西”。
昆明时期的沈从文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影响也很大。当时写的评论文章大多收入1939年上海初版、1941年桂林再版的《昆明冬景》和l943年重庆出版的《云南看云集》这两本文论集中。那一时期沈从文关注的问题是文学与抗战的关系和作家的操守。1939年l月，他在西南联大几位教授办的《今日评论》上发表《一般或特殊》，强调文学的特殊性，认为文学比一般关于抗战的通俗宣传对社会的真正进步更重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报纸副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早在30年代初他就主持编辑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在全国尤其北方文坛影响极大。来昆明后，沈从文除忙于在西南联大授课和写作外，又应聘为西南联大陈岱孙、潘光旦两教授负责的《今日评论》周刊编文艺稿件，任云大教授林同济、联大教授陈铨等出面主持的《战国策》半月刊编委并负责编文艺稿件。他还一度应邀主编昆明《观察报·新希望》副刊。作为一位资深的报纸副刊编辑家，他还写过《怎样办一份好报纸——从昆明的报纸谈起》，这是一篇珍贵的昆明报刊史料。
沈从文以作家名世，同时也是资深名教授。抗战前他就先后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和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来昆明后先在青云街继续参与完成教育部委托的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作家杨振声、朱自清、萧乾和史学家吴晗等，办事处设在青云街217号。不久即应聘转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他在联大先后开设的必修课有大一国文和大二各体文习作，选修课有中国小说史、现代中国文学和创作实习等。
大学中文系历来都不以培养作家为教学目标，因为作家的造就比较特殊，非一般课堂教学而能培养。但西南联大毕竟不同，那里人文环境优越，任教的名作家又多，所以学生中出了许多作家也不让人感到意外，如汪曾祺、穆旦(名列前茅的中国20世纪优秀诗人)、鹿桥(代表作《未央歌》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和马识途(电影《让子弹飞》据其小说《夜谭十记·盗官记》改编)等。沈从文在1941年给作家施蛰存的信中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大有成就。”果不其然，汪曾祺日后成为中国文坛极享盛誉的文学大家，不仅小说、散文写得漂亮，写戏也得心应手，妙笔生花，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就是沈从文这位高足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统稿)的。
沈从文在昆明的文学生活，从写作、编报到培养人才，业绩彰明，丰富多彩。而这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
沈从文先是只身来昆，半年后夫人张兆和携两个儿子和岳萌九妹经香港、越南到达昆明，一家人才得以团圆。这么一大家子的生活主要靠沈从文教书和写作，加之物价节节上涨，困难可想而知。1940年夏，为缓解经济困难，夫人不得不离开丈夫应聘去昭通任中学教员，携二子同往，后因多日搭不上车而作罢。稍后九妹一度在联大图书馆工作，夫人也先先后后在呈贡友仁难童学校、育侨中学、呈贡中学和建国中学(跑马山下桃源新村)教英文，境况方有所好转。未想两年后九妹精神失常抛弃图书馆工作，令沈从文心力交瘁，他无力为她长期医治，只好请大哥帮助托同乡送九妹回湖南。此前，桃源村村长、地方士绅李沛阶劝沈从文在自己的酒厂里当个挂名股东“吃干股”，使生活得到一点改善。沈婉谢了李的好意。
沈从文的困苦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多次搬家。他和家人先后住过青云街2l7号、北门街45号蔡锷旧居、文林街联大师院宿舍和文林街2O号。为避日机轰炸，夫人孩子迁居呈贡龙街杨家大院。沈从文则两头跑，三天左右在昆明上课，另外几天去呈贡团聚。好在小火车在跑马山、呈贡有站，先坐火车后骑马即可到达龙街，不很费事。后又迁桃源新村，免掉骑马更方便了。
沈从文比较随和，人缘好，每周在昆明过的那几天并不寂寞。他是昆明文协理事却不怎么参加活动。不过，沈从文住哪里哪里都像个不挂牌的“文协”。他长期居住文林街20号(府甬道北口)楼上，那里成为联大学生朋友和昆明文学青年经常造访的地方。
沈从文来滇不久即对昆明印象极佳，在给大哥的信中说他住的地方(青云街)离北门较近，“一出城即朗敞原野，十分美观。云南地方虽高，但就城周光景来看，却平坦如江浙地方”。关于呈贡，又讲那里“乡下风景人情均极优美”。后来还说结婚九年来最近两年在呈贡住，“线月即在上海、天津两地《大公报》同时发表《怀昆明》。
沈从文当时及晚年写的昆明散文除《怀昆明》外还有《昆明冬景》(此为单篇散文，又名《在昆明的时候》)、《忆呈贡和华侨同学》、《过节和观灯·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等多篇。也有诗，如《想昆明》、《昆明村中过春节后景象》。至于一般事涉昆明、事涉云南的那就更多了，连书名都有两本叫《昆明冬景》和《云南看云集》。这些散文除表现出一个“外省人”对昆明、对云南这个“异乡”的爱以外，还有着深厚的、接地气的、第一手的民俗学史料。例如那篇写呈贡跑马山风情的《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不单写跑马(即赛马)，还写了男男女女的赛歌。且看这段：
原来跑马节还有许多精彩的活动……云南本是个诗歌的家乡，路南和迤西歌舞早闻名全国。这一回却更加丰富了我的见闻。这种生面别开的场所，对调子的来自四方，各自蹲踞在松树林子和灌木丛沟凹处，彼此相去虽不多远，却互不见面。唱的多是情歌酬和，却有种种不同方式。或见景生情，即物起兴，用各种丰富比喻，比赛机智才能。或用提问题方法，等待对方答解。或互嘲互赞，循环无端……那次听到一个年轻妇女一连唱败了三个对手，逼得对方哑口无言，于是轻轻地打了个吆喝，表示胜利结束，从荆条丛中站起身子，理理发，拍拍绣花围裙上的灰土，向大家笑笑，……拉着同行女伴，走过江米酒担子边解口渴去了。
这种年轻女人在昆明附近村子中多的是。性情明朗活泼，劳动手脚勤快，生长得一张黑中透红的脸，满口白白的牙齿，穿了身毛蓝布衣裤，腰间围了个钉满小银片扣花葱绿布围裙，脚下穿双云南乡下特有的绣花透孔鞋，油光光辮发盘在头上。不仅唱歌十分在行，大年初一和同伴去各个村子里打秋千，用马皮作成三丈来长的秋千条，悬挂在路旁高树上，蹬个十来下就可平梁，还悠游自在若无其事。
至于昆明山水，沈从文不止于一般赞美，而且早有国际眼光。他在给大哥的信中说滇池如何“清澈照眼”，气候如何“四时如春，滇池边山树又极可观，若由外人建设经营，廿年后恐将成为第二个日内瓦。与青岛比较，尚觉高过一筹。将来若滇缅车通，滇川车通，国际国内旅客，久住暂居，当视为东方一理想地方”。沈从文说此线年，看问题眼光竟如此超前，只“可惜本地人不足以言此远大计划”。
沈从文对昆明的描绘和议论并不止于山光水色、风情民俗，他还对昆明、对云南的历史、社会作出自己独特的思考。他那篇《怀昆明》可不是泛泛的怀念，而是有深意在焉的借题发挥。既讲护国运动的历史记忆不该遗忘，也对抗战胜利后昆明发生的两起惨案进行评说。沈从文说“松坡(蔡锷字)先生虽死去了30年，国人也快把他忘掉了，他的朴素风度和伟大人格，还好好留在云南....。.”。他建议将唐继尧公馆“好好保护，作为云南人对民主憧憬与认识的象征”。“至于松坡先生所住的小小房子，湖南同乡实在也值得集资购来，妥慎保存，留为一乡贤记念，且可为湘滇两地人士为国事合作良好友谊的象征”。可惜，北门街这两处历史文物，都在“旧城改造”中被开发掉了。
沈从文的散文、书信中议论抗战形势的很多。更难得的是，在《怀昆明》中沈从文还对“一二·一”惨案和李公朴、闻一多惨案的发生加以谴责。
总的讲，当时旅居昆明的名作家、名教授不少，他们关于昆明、关于云南的文章也写过不少，但就数量讲，就笔涉的宽度和思考的深度讲，沈从文无疑是相当突出的一位。
沈从文的家人承续了他对昆明、对云南的情缘。1995年，夫人张兆和女士在当年桃源新村村长、士绅李沛阶的女儿李兆恩女士的陪同下故地重游，找到龙街杨家大院。也算来得巧，那房子第二天开拆，幸得在消逝前留下它最后的遗影。
沈从文次子沈虎雏先生已七十多岁，对在呈贡度过的童年记忆犹新。他在新作《沈从文的从武朋友》里一开头就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家在呈贡县龙街149号，一住五年多。”接着讲——
凡是爸爸的朋友、西南联大同事、同学第一次从昆明来玩，他常兴致勃勃，领人家观看杨家建筑，指点精致的木雕彩绘，如数家珍。
“哼哼哼。”“什么人？”“过路人。”“难为过路君子莫偷我家呢(的)瓜——告！”“你家呢瓜有多——大？”“有个饭碗大。”“呸！瞧不起！”顿一下，又是“哼哼哼”，饭碗大的瓜，依次变成筲箕大、水缸大、风车大……爸爸欣赏孩子们抑扬顿挫的问答腔调节奏，欢喜表示叮嘱的那一声“告”。
想不到当年龙街的顽童游戏如此天真烂漫。沈从文喜欢的那个“告”尤为有趣，它是官渡、呈贡一带口语“可好”即“格好”的合音ɡào，意为“好吗？”，含请求、叮嘱之意，用在如此这般的儿童游戏中，多了一份滑稽，更显童趣天成。
更想不到的是虎雏先生对呈贡一条河的思念。前些时候在与虎雏先生交流中他突然询问，说他记得龙街附近有条河经江尾村流入滇池，但在卫星地图上未找见，问那条河还在不在？我很感动，忙查资料回信，说那条河还在，长十三四公里，叫东大河，也叫洛龙河，正在治理、美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