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沈从文应当是“五四”运动的濡染和深刻受益者：“一九二二年左右，‘五四’运动余波到达了湘西，我正在酉水流域保靖县一个土著部队中，曾过了好几年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也因之认识了些旧中国一小角好坏人事。在这种情形下，来和新书报接触，书报中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意义，和新社会理想希望，于是扇起了我追求知识、追求光明的勇气……”（见“《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这样的情景和沈从文的湘人性格，使得他后来比较许多“五四”倡导者及追随者，更加执着坚韧。“五四”传递的精神火种，几乎燃烧了其一生。这一点，较多从艺术角度解读这位文学家的学者们似乎关注不够。
在沈从文先期作品中，虽然渗透了相当的“五四”因子，可整个时风如此，他当时正进行写作小说、散文等多种形式文艺作品的实践，直接述说到这种影响的内容很少。随着小说、散文的写作日渐成熟，成绩突显，他的思维更扩大，文笔更为恣肆。对于“五四”运动这样新时代最为重要的精神源头，他开始怀着感恩之心，试着以自己的思考和见识，进行梳理总结。一段时间，尤其“抗战”期间，大约国人精神的凝聚，给了沈从文一种鼓舞，他由此中看到了“五四”精神的生长与延续，而且觉得这般精神应当发扬光大，故而对“五四”现象，发表多篇文字，这使得我们有了领会这位文学家思想及精神脉络的一种指向。
1940年，沈从文先后写出多篇文论、时论。这些文章，数篇与“五四”关联，可以说表现了他对那场二十多年前运动的认识。其中《“五四”二十一年》一文，尤其集中显著：“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造’运动。当时要求的方面多，就中对教育最有关系一项，是‘工具’的运用，即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内容，他以为是“把明白易懂的语体来代替旧有的文体，广泛应用到各方面去……”这次“革命”的结果：“二十年来的发展，影响了年轻人的生活观念，且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
具体到个人在这场运动中的贡献，沈从文认为：“对语体文的价值与意义，作过预言的，是胡适之先生。当然，沈从文还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功劳：“但二十年前胡适之先生能够自由大胆表示他的意见，实得力于主持北京大学的蔡孑民老先生，在学校中标榜‘学术自由’。因学术自由，语体文方能抬头，使中国语文从因袭、陈腐、虚饰、俗套、模仿中，得到面目一新的机会，酝酿培养思想解放社会改造的种子。”
蔡元培对这场运动的贡献不止于此：“蔡老先生不特明白学校中学术自由的重要，且对语体文也有过良好意见。他以为古文自有它的伟大过去，至于流行末世半通不通的死文字，实在是社会‘愚昧与顽固’‘虚伪与陈腐’的混合物。社会的进步不可免要受这种有腔调无生命的死文字掣肘，有时且引起社会退化现象。国家求发展，想改革，这些观念便常常成为障碍物，绊脚石。”沈从文在这里想说的，是蔡元培先生不仅胸怀宽广，能“兼容并包”，且对这场运动的意义有深切认识，对“新文化运动”还自有建设的意见和贡献。沈从文谈及的这一内容，今天的研究者对前者探讨甚多，后者注意不够，似乎仍然值得今天有志学人开掘。
针对当时情状，沈从文认为：“所以纪念五四，最有意义的事，无过于从‘工具’的检视入手。借当前事作镜子，如何计划来‘庄严慎重’使用这个工具，是一件事。从这种庄严慎重与作家人生态度有关，我们在文运上如何为作家来建设一个较新的坚实健康人生观，又是一件事。”
在这篇文章结尾处，沈从文以简明而生动的语言，概括出二十年前这场运动精神的特别之处:“世人常说‘五四’精神，‘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我们若能保留了这份天真和勇敢精神，再加上这二十年来社会变动文运得失所获的经验，记着‘学术自由’的意义，凡执笔有所写作的朋友，写作的动力，都能从市侩的商品与政客的政策推挽中脱出，各抱宏愿和坚信，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来表示这个民族对于明日光明的向往，以及在向上途径中必然遭遇的挫折，承认目前牺牲俨若命定。相信未来存亡必然将由意志决定，再来个二十年努力，绝不是无意义无结果的徒劳。二十年时间在个人生命史上，虽然好像已经很长很久了，在一个民族复兴历史上，却并不算久。我们应当用‘未来’来纪念这个‘过去’。”
用“天真”和“勇敢”来概括“五四”运动的精神特点，是沈从文的独创。也许有人概括到相应的意思，可这般活泼生动语言，却不曾有人这样去用，这或者是沈从文特有的真切感受和独到表达吧。
这篇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发表在抗战期间，从内容看去，对这场运动在“抗战”中显现的意义，是十分有见地的。他认为中华民族受到“五四”运动影响，“黏合”了人心，对“建立与发扬”“民族精神”，发挥重要影响，这种好的作用，当然无可置疑。通过此文，我们还能感受到作为小说散文家的沈从文对一些理念问题的敏锐识见和鲜活表达，这是今天的小说创作者或散文写作者可以充分注意借鉴的。
1940年四五月份，沈从文还写了几篇与“五四”相关的文章。其中内容，与《“五四”二十一年》相互穿插、补益，对作者心目中的“五四”精神，给予了更为细致的解读，譬如这篇发表于当年《战国策》杂志上的《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
此文仍然从“五四”提供了社会“新工具”的白话文这一点出发，指出“北伐”的成功，与此紧密相关：“我们应当知道，这是从‘五四’起始，由于几个前进者谈文学革命，充满信心和幻想，将‘语体文’认定当成一个社会改造民族解放的工具，从各方面来运用这个工具，产生了作用，在国民多数中培养了‘信心’和‘幻想’，由此推动革命，北伐方能成功的。我们如知道当时革命军实力如何薄弱，然而两湖、河南江西数省万千民众，对于革命军又如何欢迎帮助，就会明白从民八起，到民十六止那八个年头，文字力量如何深而普遍影响到北伐，如何有助于北伐成功。”这一点是否完全如此还有待进一步查考，但作者曾经的军人生涯，使他的论断有着入微观察和切实感受成为支撑。
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再一次特别提出了蔡元培先生：“提起‘五四’使我们想起了最近逝世的蔡老先生……蔡老先生当时是北大的校长。就职以后他就把‘学术自由’实行应用到北大一方面。在学术自由空气中，便酝酿培养了社会改造民族解放种子。因学术自由，语体文运动抬了头，使中国文学从因袭、空洞、虚饰、陈腐俗套中，得到一个面目一新的机会。”“新文化运动”，最大限度方便了民众思想的开启，这个功劳，是怎样估价也不算高的。
同样从蔡元培身上，沈从文看到了新旧势力的争斗。他举了一个实例：“只看看老先生死后，公私团体个人所作的四六唁电祭文，如何空洞陈腐，毫无感情，带做作气，想到这一本荣哀录给的却是一个文学革命的先驱，且在他主张语体文二十年以后，等于社会给他那么一个讽刺，不能不使人感到痛苦。”由此看去，沈从文认为这种旧文字代表了一种社会的“退化与复古”现象，因此，以“近代活文字作工具”，“还值得多少人如敢谨慎来从事这个工作。”
此外，白话文的普及，“却因为它的流行，且常被人利用成为破坏国家团结的工具以及人民真正进步的绊脚石。”故此，“让我们来重新起始，在精神上一面保留‘五四’运动初期作家那点天真和勇敢，在阅历上加上这二十年来从社会变动文运得失讨得的经验，再好好来个二十年工作，看看这个民族的感情中，是不是还能撒播向上的种子，发芽或发酵，有个进步的明日。”文章结尾，沈从文深切坚韧地说：“我们纪念‘五四’和蔡老先生，最有意义的方式，便是在沉默中战胜‘易老善忘’的弱点……我们若生活在任何困难情形下，总永远不气馁，且在各种方式下，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黏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这个国家，总会从急风猛雨中，慢慢地站起来，向幻想迈进，任何恶邻想用战争方式或怀柔政策来妨碍我们的发展，是办不到的。要消灭我们。更是不可能的！”纪念“五四”，落脚到此处，在“抗战”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可算得紧跟时代，同时并不违背初衷的。
另一篇发表于1940年5月4日的《文运的重建》一文，同样纪念“五四”，却从历史的眼光，指出当年那场曾经如此风靡的“新文化运动”，此时却有了相当的变质：“可是我们若从另外一个观点看看文运本身，就会觉得它虽推动发展了这个社会的变，却同时也不由自主，遭到了这易变社会的摧残，越来越失去了原有意义。比较起来社会固有了进步，文运实已堕落了。”堕落的原因，沈从文分析在两个方面。一是由学校转入“商场”，“与上海商业资本结合为一，文学作品有了商业意义，成为商品之一种。”从表面看，这是一种发展，可“事实说来，它必然受损害。”这一点，创作起步阶段很长时间靠卖文生存的沈从文体会最深，所以他的看法十分值得注意；二是“民国十八年以后，这个带商品性经商人推销的新文学事业，它又与政治结合为一。”
沈从文认为，当时的新文化运动遭到“商业”“政治”分割后，“作家的‘天真’和‘勇敢’完全消失了。信仰真理爱护真理的‘五四’精神，一变而为发财升官的功利思想；与商人合作或合股，用一个‘听候调遣’的态度来活动，则可以发财。为某种政策帮忙凑趣，用一个阿谀奉迎态度来活动，则可以做官。发财做官的功利思想既变成作家创作活力，表面上尽管十分热闹，事实上已无文运可言。”基于这种状况，沈从文提示：“作品不当作商品与官场的点缀品，所谓真正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得失，方有机会表现。”他甚至疾呼：“发扬‘五四’精神，使文运重造与重建，是关心它的前途或从事写作的人一件庄严的义务。”他以为：真正的作品“所浸透的人生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的批评精神，方能启发教育读者的心灵。”“我们应当把文运同‘教育’‘学术’联系在一处，不能分开，争取应有的自由与应有的尊重，希望它在明日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那场发生于近一个世纪前的“五四”运动，表现的基本精神，譬如“民主”、“科学”，是无可更替的，是需要我们后来者发扬光大的。（杨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