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把丰山铜矿所在地叫做丰山洞，其实按照丰山铜矿的地形叫做丰山沟更恰当。一进矿就是矿里的第一个单位汽车队。以汽车队为起点，沿着矿里唯一的一条马路延伸进去，路两边是高高的山峰，马路实际就是两边高山之下的一条沟的沟底，起码有十里路长。矿里的房子从沟底向两边的山坡蔓延上去依次修建。因为山太高，在冬天里不到9点钟几乎就看不见阳光。冬天里走在沟底，凄厉寒冷的风从袖口、领口一个劲儿往身体里钻，几乎冷透到心底。
将近五百个年轻人在前后不到五天的时间里，突然涌进丰山这个狭长的山沟沟，让矿里很有些措手不及。新职工宿舍还没有完工，矿行政科只好把大家暂时全部安置在矿子弟中学一栋空教学楼的教室里。两条窄窄的长板凳架起一个90厘米宽的木铺板就是一张床。每个教室最少要住二十人，沿着教室两边的墙壁，搭着两溜床铺。我们到矿里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年青人怕麻烦都没有挂蚊帐，大家的生活细节一览无余地互相展现。
因为我们这批新工人全部是本公司各矿山的老工人子女，而矿山工人是经常在不同矿山间流动的，孩子们也跟随着父母的流动而流动。因此我们这批新工人中的许多人都有过交集，有过相互认识的经历。比如我，在这里居然又和我九年前在龙角山矿小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梅汉生、何楚明、廖迪青、李建、谢立新见面了。分手时还都是不到十岁的黄口小儿，再见面大家已经是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小伙子了，我们像曾经分离了好久的兄弟姐妹一样亲密无间。许多人和我一样有分手多年又重新见面的同学朋友，大家都很亲热和兴奋。
我们白天在学校的教室里进行岗前集训，晚上三五成群地在一起打牌、唱歌、吹牛。像我这样按照政策照顾招工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下乡知青招工上来的。大家都是苦过的，所以对现在有白面馍、大米粥吃的生活非常满意，对很快还有工资拿的日子充满憧憬。大家的幸福感足足的，在集训的半个月里，每天晚上不闹到11点都没法睡得着觉。
半个月的集训很快过去，开始分配工作了。男孩子们好办，全部分到坑口车间下矿井，井下正缺人。有的到掘进队去打风钻开巷道；有的到采矿工区掌子面去采矿石；有的到通爆工区放大炮崩矿去。我的同班同学梅汉生到了通爆工区当爆破工，何楚明、廖迪青到了采一工区，李建、谢立新到了采二工区。剩下一百多个女孩子，分了二十几个到矿里各个食堂去当炊事员，分了十几个到矿里各车间仓库去当库管员，还分了十几个到机运工段去开电车、开卷扬。电车是井下类似于运货火车的多节运矿车，井口卷扬是类似于楼房电梯的一种矿山设备，专门运送工人下井出井或提升矿石的。
还剩下40多个女孩子，暂时由坑口车间的安全员翁师傅带着到井下去捡废铁，名曰井下搬运工。我成了翁师傅废铁队里的一员，于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井下搬运工。当时有个革命样板戏叫《红色娘子军》，那个娘子军连从连长到战士都是女的，只有一个叫洪常青的党代表是男的。我们这支队伍也是只有翁师傅一个人是男的，其他都是女的。所以每当翁师傅带着我们这群女孩子出工的时候，工人们都戏谑地叫翁师傅洪代表。有意思的是翁师傅每次不仅不反驳，还若无其事地回应着。
捡废铁的工作我们一共只干了两个月，但这两个月对我们这群女孩子来说，简直就如经历了一次炼狱，它真正是突破我们心理极限和体力极限的一项艰苦工作。
我们要过的第一关是下井的恐惧。因为我们是要到各个废弃井巷去，把那些拆除的井下运矿钢轨收集起来，所以并不是从主井口坐笼罐下井，而是从各个支巷井口蹬着简易梯子下井。那些梯子都是用不太粗的钢筋焊成的，踩上去就晃荡。第一次蹬在这种梯子上，我们许多女孩子都吓得惊呼乱叫，眼角禁不住就泪花莹莹了。到了井下，通风管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像千万头怪兽在吼叫，巷道里黑乎乎的，突出和凹进的巨石像蹲距着的一匹匹野兽，还没有干活，惊恐就让我们的背心已经汗津津了。
我们要过的第二关就是抬钢轨的艰苦繁重。那些钢轨每根3米长、90公斤重，两个人抬一根，而我们这些女孩子谁的体重都没有超过50公斤。每次抬着这样沉重的钢轨，在昏暗崎岖的巷道里最少要走50米、有时甚至要走一百多米的距离，送到有罐笼的井口，再由罐笼提运到地面去。起点和终点有人帮忙上肩和下肩，中途因为没有人帮忙下肩和上肩，我们就绝不可能休息，只能咬紧牙关坚持着。似乎过了一百年，好不容易熬到了吃中饭的时间。
我们的中饭就在井下吃，和那些当班的采矿工一样，吃由矿里统一配送的免费保健饭。做井下保健饭的食堂是专门的坑口保健食堂。井下保健饭在那个年代里，真可以说是豪华工作餐，红烧肉配白米饭，扎扎实实一大铝盒，每一份起码有四两米饭二两肉。刚刚眼里还含着泪花的我们这群女孩子，看见这么憝实（憝读dui，憝实是黄石土话，即有实在内容的意思）的午餐，都兴奋地欢呼起来了。年青真好！痛苦和欢乐都是那样清澈透明、单纯美丽！
吃了大米饭红烧肉，劲儿足了些。稍稍休息一下我们又继续干了起来。矿山的白班都是下午四点下班，下午好像很快就熬过去了。下了班上到地面后一看，我们每个人的下嘴唇都咬出了血印；再翻开衣领看看肩膀，每个人的右肩都是青紫青紫的肿了起来。
熬过一段时间后，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居然不再害怕铁梯的晃荡和井巷的黑暗，不再恐惧鼓风机的吼叫和怪兽般的巨石。也不再畏难沉重的钢轨落在肩上，因为肩上的青紫痕已经变成了老皮。第一个月过去了，我拿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资。井下搬运工最低工资都是按三级工拿钱，我拿到了43块5毛6。在那个时代里，一个19岁的女娃娃能够拿到40多元钱，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我大哥在一所中学教书五年了，月薪只有32元；我母亲在一个建筑公司工作多年，月薪也还只有37元4角4。
拿着这份沉甸甸的工资，我盘算着我人生的第一份工资一定要花得有纪念意义。正好矿里商店弄回了一批军毯，只要28元钱一床。想起家里的两条灰色线毯已经补了好多块补丁，我决定要给妈妈买一条毛毯。那是一条质量很好的毛毯，深绿的颜色，柔软的质地，拎起来沉甸甸的，摸一把厚巴巴的。捧着我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的这床毛毯，想到自己终于能够给家里做贡献了，想到妈妈不定会有多么高兴，心里就像有块甜津津的冰糖在慢慢融化。
马玉谦，黄石实验高中（现黄石一中）政治特级教师。爱好文学，退休八年以来，坚持学习写作散文，偶有习作，敝帚自珍。虽知文学之路艰辛，然一往情深，迷途不知返，自娱自乐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