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如今是当之无愧的国民作家，他的《边城》高居畅销书榜单，他的文学成就也得到了中外学界的认可。但今人很难想到的是：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的时候，新闻媒体报道的并不多，《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张新颖曾回忆道：当时，诺奖评委马悦然接到台湾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否确证沈从文逝世的消息，马悦然立即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台湾《中国时报》在沈从文去世后三天即刊出马悦然的文章，他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
评论人周郎顾曲认为：沈从文的名气起伏，一方面得益于西方学界的助推，如夏志清、金介甫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文学环境的改变，使得文学从单一意识形态的评判中挣脱，追求审美和个体自觉的作品，得到了重新认识。
沈从文晚年的时候，读他的人并不多。批评家给当时的作家排名次，他是个很少被想起的名字，仿佛他已经速朽，但如今，他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名字。我的一位中文系老师说，在知网查询中国现当代作家，关于沈从文的论文数量仅次于鲁迅，不亚于张爱玲、莫言。生前边缘，死后辉煌，沈从文经历了大起大落。
“1975年深秋，我去湘西花垣县参加省里举办的创作学习班。在吉首转车时，我们一行聚集在作家孙健忠老师家里，突然传来消息说：日本要出版沈从文的文集，拟在卷首附一篇沈从文笔下描写过的湘西的如今变化，《人民中国》杂志特派两个记者来到了吉首。”
无独有偶，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1975年去纽约唐人街一家书店搜购沈从文作品的时候，书店店员冷冷道：“沈从文？谁也不读他的书了——他已是个老头儿。”在当时的中国，书店里也很难买到沈从文的作品。
“沈从文去世了，国内的新闻却奇异地没有声音。五月十三日，中新社电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地发了条消息，十四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用了这个消息；十四日《文艺报》出现了五十个字的报道。十六日，上海《新民晚报》编发了一篇报道——根据的是香港消息；十七日，《新民晚报》刊出林放——著名报人赵超构——的文章《迟发的讣文》，表达对新闻‘秘不发丧’的强烈质疑。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找不到老友的名字。直到十八日，新华社才发了简单的报道。”
当时，诺奖评委马悦然接到台湾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否确证沈从文逝世的消息，马悦然立即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台湾《中国时报》在沈从文去世后三天即刊出马悦然的文章，他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
沈从文在建国后到去世前是个边缘人，得不到文学界的重视。改革开放前，他在内地文学史著作上得到的评价也十分有限，且多以批判为主。例如：
1、作者着重在故事的传奇性来完成一种文章风格，于是那故事便加入了许多悬想的野蛮性，而且也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边城》中说：“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也永远那么浑厚。”)他采用的多是当作一种浪漫情调的奇异故事，写法也是幻想的。后来这种题材写穷了，就根据想像组织童话及旧传说了(如《月下小景》、《阿丽思中国游记》)，以文字的技巧来传达一个奇异哀艳而毫无社会意义的故事。……作品中不注意写出人物，只用散文漫叙故事，有时很拖沓。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但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像构造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他的才能使他在说故事方面比写小说要成功得多。
2、作者有意识地把在长年天灾人祸、地主压迫下的残破雕零的农村，写成丰衣足食、山明水秀的优美田园(如：“黔小景”、“边城”及其他)，把过着猪狗生活的劳苦人民，写成是享尽人间温暖、无忧无虑的桃源中的人。作者从本阶级利益出发，尽量掩盖了地主与农民间的尖锐矛盾。他很少写地主，偶尔写之，也是被美化了的，那么温文尔雅，俨然是与农民同甘共苦的大善人。他笔下的农民也没有反抗的意识，成了没有理想，没有羞耻、麻木不仁的动物。在“丈夫”中作者更其卑劣的把农村妇女出卖肉体的不幸，描写成为有利可图的职业。不但“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而且到后来还会“象城里做太太”一样的“大方自由”。年青的丈夫们则心情舒畅地到船尾后仓，含着烟筒“看河中景致取乐去了”。这种歪曲污蔑受苦难的下层人民的作品，连篇累帙，不—而足。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07月第1版，第288页
3、就沈从文创作的基本倾向而言，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即或接触到了，也加以冲淡调和。作家对于生活和笔下的人物采取旁观的、猎奇的态度；对于黑暗腐朽的旧社会，缺少愤怒，从而影响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后来，他还写了一些取材神话、传说的作品，赞扬抽象神秘的原始的生命力，缺少现实的社会意义。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社会变化既异常剧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却极其窄狭少变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
就连沈从文自己，也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怀疑，晚年，他觉得那些小说“算得上哪样大作啰，都是一些平庸的习作”。
今人很难理解的是，沈从文后半生自称最重要的作品，不是他的小说，也不是古文物研究，而是应景的歌颂之作。
他在信里袒露：“如《井冈山之晨》和《红卫星上了天》，对我自己言，也算得是一种纪录，此后即不会为多数理解，却会有一天选到什么新诗歌教材中去代表一格，因为一比较即可知道，不仅近五十年未有人这么来写诗，以后也更不会有人这么准备充分来写诗了。我说可能成为五言诗的最后‘曲终雅奏’，或是事实。……我倒相信主席等三几人如见到，会点首认可的。因为凡是任何工作一达到一定水平，或有所突破时，总不会在重实际的现代新社会被抹煞的。”——《沈从文全集》（第22卷）书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09，第377页
建国后，沈从文不再写小说，加之他是一个不事宣传的人，就连去世的告别仪式，也嘱咐亲人不要安排大排场，只通知了少数亲朋好友。所以到了七十年代，他成为一个被国内批评家遗忘的人。
但与此同时，西方汉学界却保留了对沈从文的兴趣。这主要归功于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这本专著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改内地重意识形态、社会价值的文学批评视角，强调审美高度和作家对语言的运用，顺着这个思路，夏志清花了大量篇幅来谈论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等当时内地并不太重视的作家，为重审他们的文学价值提供了强有力的文论支撑。这当中，他就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是一种“玲珑剔透牧歌式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从语言和文体上肯定了沈从文的价值。
后来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夏志清也提到了沈从文的冷遇：“相比老舍，你看沈从文从不改造自己。但我想说，要是没有我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要把沈从文忘记了。”
追随夏志清的步伐，金介甫详细描绘了沈从文的一生。1987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又被译为《凤凰之子：沈从文传》、《沈从文史诗》），通过详细的史料、亲切的叙述、以及对沈从文作品的洞见，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鲜活多面的沈从文，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学界对沈从文的关注。
在这本书的引言部分中，金介甫既对沈从文做出自己的文学判断——“他可能是写湘西神话的第一位现代小说家”，“全面而令人信服地陈述了生活的真实”，也提到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他之后”。
中国内地对沈从文的重视比西方学界要晚十几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学者凌宇开始他对沈从文的研究，他找到了沈从文的联系方式，专门拟了二十三个问题托友人萧离转呈沈从文，随后将这些问题和沈从文的书面答复整理成文章《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后来又陆续发表了《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从边城走向世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等论文和专著，并且花费大量精力整理了沈从文生前的小说、散文、书信等，编选成《沈从文散文选》、《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文集》等多部编著，推动了沈从文作品在民间的传播。
千禧年后，张新颖串联纷繁史料、笔触细腻的著作《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九讲》也是较有分量的作品，作者在旧材料的基础上有新的阐发，把繁琐的史料，写出了涓涓溪流般的质感，是入情入理的作品。
而在大众传播领域，影响最深远的一方面是各种沈从文选集的出版，另一方面得益于汪曾祺的回忆。汪曾祺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的文学家，他的散文清脆明亮，雅俗共赏，因此受众很多。就如评论者孔雪在《汪曾祺：“被遮蔽的大师”为何回温？》一文中所说：“1997年去世时，他并不算出名。但自其去世后，每年都有几部作品出版，销量出乎意料的好。他是个去世后出版作品量远超生前的作家，读者群体涵盖老中青三代。”读者们爱屋及乌，就会想去了解影响汪曾祺的作家、老师，沈从文自然是其中绕不开的名字。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成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沈从文对文学创作的观念和实践，深刻影响了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在写于一九八六年的文章《我的老师沈从文》中，汪曾祺温情地回忆起他们二人交往的点点滴滴，他不无留恋地说：“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
对于沈从文的创作，汪曾祺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和学者李辉对谈时直言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应该在一流之列”，又说：“我喜欢他中年的作品，也就是《边城》前后的作品，包括后来的《长河》。我认为他的主要思想贯穿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强调人性，真正关心人，重视对人的描述。他的《贵生》、《丈夫》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揭示，就不是一般左翼作家所能达到的。他对社会一贯关注，也有呐喊式的东西，在《湘西》、《湘西散记》两部作品有集中表现。”
那时候，文坛还留传着一个沈从文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说法，当时许多媒体报道：1988年沈从文是诺奖的热门人选，这一说法也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证实：“当时沈从文已经入围，正在评审过程中，他不幸去世，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的惯例，奖不能颁给去世的人，那时我们不得不放弃。”
中国读者有诺奖情结，得知还有这一出，自然在叹息之余，对沈从文有了更多的好奇。于是，伴随着沈从文与诺奖的错过、他的恋爱八卦、汪曾祺和黄永玉等人的推荐，以及《边城》、《从文自传》等书的热卖，沈从文在死后成为国民作家，他的文学史地位也水涨船高，吴福辉、钱理群、温儒敏、刘勇、孔范今等人的现代文学史著作里，都对沈从文有专章介绍。近三十年，沈从文的作品从边缘走向中心，他也成为文学里的一位无冕之王。
对沈从文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了。他安安静静地离开人间，留文字做一点水色的念想，他生前不挂念名利，虽然冷清，却也坦然。沉默为他保留了后半生的体面，温柔缱绻的水乡记忆，则化作春雨，温润了读者的心田。一九九二年五月，沈从文魂归故里。在面对沱江的听涛山上，有一座五彩玛瑙石做的墓碑，沈从文的一半骨灰就洒落在这里。这座墓碑的正面写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