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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周的一个清冷的早晨，我准时到了尤斯顿车站，去送一位赴美的老朋友。就在前一天晚上，我们还专门为他饯行，那时的离愁交融着欢乐的气氛。也许要过好几年他才会回来，我们中间有的人说不定再也见不到他了。尽管笼罩着这层有关未来的阴影，我们仍能愉快地缅怀往昔。庆幸相识，感伤离别，这两种情怀均充分表露出来了。那真是一次完美无缺的饯别。
可是现在到了站台，我们却感到这样僵，这样窘。朋友的面孔映在车厢的玻璃窗前，竟然像是一个陌生人——急于取悦于人，投人所好，却又十分尴尬。“东西都带齐了吗？”我们之中有人打破沉默问道。“喔，带齐了。”我们的朋友点了点头回答。接着又茫然地重复强调一遍：“都带齐了。”尽管已经不止一次地预告过了，我仍然说道：“你可以在车上用午餐。”“哦，当然。”他表示毫无疑问，并补充说，这趟车直达利物浦。在我们听来，点明这一事实颇有些奇怪。我们交换了一个眼色，又有人道：“难道不在克鲁停车吗？”我们的朋友简单地答道：“不。”他似乎显出有些不快活的样子。于是大家陷入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们终于有人点点头，朝即将远行的人勉强一笑，说道：“好哇！”这一点头，这一强笑，以及这一声无意义的话语，立即会心地回报了。又陷入一阵沉默，直到我们有人咳起嗽来才给打破了。那显然是一阵假咳，但却有助于消磨时间。然而，站台上的喧嚣还没有止息，列车没有开动的迹象，还不到我们和我们的朋友获得解放的时候呢。我四下张望的目光落在一个略为发胖的中年人身上，他站在月台上，正同我们近邻的一个窗口前的少妇亲切交谈。那清晰的侧面仿佛很有些眼熟。一望便知，少妇是美国人，而他则是英国人；要不然，他那诚挚感人的神情真会使我们把他当做她的父亲的。但愿我能听清他在讲些什么。我相信他正在给她进行贤明的忠告，他那热情慈祥的目光实在动人。当他不放过最后时刻千叮咛万嘱咐之际，他仿佛具有某种磁力似的，即使在我站立的地方也能感受到。正像他的侧面一样，这股魅力也给我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是在什么地方体验过的呢？
我忽然记起来了，这人名叫休伯特·勒洛斯。但自上次见面以来，他的变化多大呀！我是在七、八年前在斯特兰德大街见过他的。他当时（和往常一样）正失业，向我借了半块银币。能借与他点什么仿佛是件荣誉的事，他总是那样富于魅力，而这种魅力为什么没有在伦敦舞台上获得成功，一直令我大惑不解。他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又无贪杯的嗜好。但同别的许多人一样，休伯特·勒洛斯（自然我不便说出他为人所知的姓名）穷愁潦倒，只好从京都漂泊到乡下；我同大家一样也就把他忘了。
隔了这许多年，突然见他如此阔气而富态地出现在尤斯顿站的月台上，真令人感到奇怪。使他难于被辨认的，不仅是他发胖的身体，而且还有衣着。往日他老是一副尖瘦脸，身上总不离那件假皮大衣。如今，他的衣着考究，富丽而又雅致，不只是醒目而已，简直招惹众人的注意。看上去他像个银行家，谁都会为有他这样的人来送行感到骄傲。“请往后站！”火车就要开了，于是我向友人挥手。勒洛斯却不往后站，他仍站在那儿，双手紧紧握着那位美国少妇的手。“先生，请往后站！”他这才听从了，但立即又冲上前去，低声地叮嘱最后几句话。我想她的眼里一定噙着热泪了。不用说，他已眼泪盈眶，目送火车远去之后，他才转过身来。然而，他见到我似乎感到很愉快。他问我这些年都躲藏到哪儿去了，同时把那半块银币还与我，像是昨天刚借去似的。他挽起我的胳膊，沿着月台一道漫步，告诉我每个周末他带着何等兴致在读我写的戏剧评论。
我反过来对他说，他离开舞台后多么令人想念。“噢，是吗，”他说，“现在我从不上舞台表演了。”他特别强调了“舞台”两个字，于是我问他，那么在何处表演呢。“在站台上，”他回答道。“你的意思是说，”我问，“在音乐会的站台上朗诵么？”他微微一笑，用手杖拄了一下地面，轻声地说：“我指的就是这个站台。”难道神秘的走运使他神经失常了吗？看上去他却神志清醒，我请他把话说明白些。“我想，”他马上说，一边为他刚递给我的雪茄点燃火。“你刚送走一位朋友吧？”我说是的，他要我猜猜他干什么来着。我说看见他也在送行。“不，”他严肃地说，“那位少妇并不是我的朋友，今天早上才第一次见面，不到半小时之前，就在这儿。”说着又用拐杖拄了一下地面。
我承认自己给弄糊涂了。他微笑着说：“你或许听说过英美交际局吧？”我没听说过。他向我解释说，每年成千上万来英游历的美国人中，总有几千人在英国是没有朋友的。过去，他们常常持介绍信而来，但英国人的反应冷淡，那些信的价值竟连写信的纸都不如。“因此，”勒洛斯说，“英美交际局便应运而生。美国人是好交际的民族，而且他们大都很阔绰。于是英美交际局为他们提供英国朋友。他们的付款的半数支给那些朋友，另一半留存在局里。遗憾的是，我并非局长，要是的话，一定成了大富翁了。我只是一名雇员。即使如此，我也混得挺不错，作为一个送行人。”
我又一次请求他明示。“许多美国人，”他说，“没有财力在英国结交朋友，但他们都付得起雇人送行的费用。单人送行只消花五镑（二十五美元）就行；送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团体则需八镑（四十美元）。他们把款送到局里，同时告知启程日期，附上一个描述性的说明，以便送行者在站台上辨认他们。于是——对啦，他们便被送走了。”“但这值得吗？”我不禁叫了一声。“当然值得，”勒洛斯说，“这使他们不致有孤苦伶仃之感，会为他们赢得列车员的尊敬，使他们免受同行旅客的蔑视——那些旅客还将与他们共舟呢。这为他们整个的旅程奠定了基础。而且，这本身就是一大乐事。刚才你看见我送那位少妇的吧。难道你不认为我干得十分出色吗？”“真是出色，”我承认，“我羡慕你，可我却——”“是的，我想像得到。当时你局促不安地站在那儿，茫然地望着朋友，挖空心思地无话找话说。我明白。在我做过一番研究并跻身这个行业之前，我同你一个样。我不能说自己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现在我仍有怯场的时候；火车站台是最难进行表演的地方，这你已经亲身体会到了。”“但是，”我愤愤不平地说，“我并没有想表演的意思，那是我真实的感受。”“老兄，我也一样。”勒洛斯说，“没有感情不可能表演。那个法国人叫什么名字呀——对，狄德罗①——他说能够办到。但他对此懂得什么？火车开动时，你没有见我热泪盈眶吗？我并没有勉强挤泪。告诉你，我确实感动了。我敢说，你也一样，但你就是挤不出一滴泪水来。你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换句话说，你缺乏表演的才能。”“至少，”他体谅地补充一句，“不能在火车站台上表演。”我叫道：“教教我吧！”他沉思地望着我，最后说道：“唉，送行的季节快要完了。好吧，我给你开一门课。目前我手下的学生可不少哩。不过，”说着，他翻了翻精美的笔记簿，“每周星期二和星期五，我可以教你一个钟头。”
百年前，一位虽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的乐曲的五十七岁的倔强的单身老人最后一次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然后逝去了，还是和他生前一直那样地唐突神灵，蔑视天地。他是反抗性的化身；他甚至在街上遇上一位大公和他的随从时也总不免把帽子向下按得紧紧地，然后从他们正中间大踏步地直穿而过。他有一架不听话的蒸汽轧路机的风度；他穿衣服之不讲究尤甚于田间的稻草人：事实上有一次他竟被当做流浪汉给抓了起来，因为警察不肯相信穿得这样破破烂烂的人竟会是一位大作曲家，更不能相信这副躯体竟能容得下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他的灵魂是伟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使用了最伟大的这种字眼，那就是说比汉德尔的灵魂还要伟大，贝多芬自己就会责怪我；而且谁又能自负为灵魂比巴赫的还伟大呢?但是说贝多芬的灵魂是最奔腾澎湃的那可没有一点问题。他的狂风怒涛一般的力量他自己能很容易控制住，可是常常并不愿去控制，这个和他狂呼大笑的滑稽诙谐之处是在别的作曲家作品里都找不到的。毛头小伙子们现在一提起切分音就好像是一种使音乐节奏成为最强而有力的新方法；但是在听过贝多芬的第三里昂诺拉前奏曲之后，最狂热的爵士乐听起来也像“少女的祈祷”那样温和了，可以肯定地说我听过的任何黑人的集体狂欢都不会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最后的乐章那样可以引起最黑最黑的舞蹈家拼命地跳下去，而也没有另外哪一个作曲家可以先以他的乐曲的阴柔之美使得听众完全溶化在缠绵徘侧的境界里，而后突然以铜号的猛烈声音吹向他们，带着嘲讽似地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真傻。
这样奔腾澎湃，这种有意的散乱无章，这种嘲讽，这样无顾忌的骄纵的不理睬传统的风尚——这些就是使得贝多芬不同于十七和十八世纪谨守法度的其他音乐天才的地方。他是造成法国革命的精神风暴中的一个巨浪。他不认任何人为师，他同行里的先辈莫扎特从小起就是梳洗干净，穿着华丽，在王公贵族面前举止大方的。莫扎特小时候曾为了彭巴杜夫人发脾气说：“这个女人是谁，也不来亲亲我，连皇后都亲我呢。”这种事在贝多芬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甚至在他已老到像一头苍熊时，他仍然是一只未经驯服的熊崽子。莫扎特天性文雅，与当时的传统和社会很合拍，但也有灵魂的孤独。莫扎特和格鲁克之文雅就犹如路易十四宫廷之文雅。海顿之文雅就犹如他同时的最有教养的乡绅之文雅。和他们比起来，从社会地位上说贝多芬就是个不羁的艺术家，一个不穿紧腿裤的激进主义者。海顿从不知道什么是嫉妒，曾称呼比他年轻的莫扎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可他就是吃不消贝多芬。
像贝多芬同时的人一样，虽然他们可以懂得格鲁克和海顿和莫扎特，但从贝多芬那里得到的不但是一种使他们困惑不解的意想不到的音乐，而且有时候简直是听不出是音乐的由管弦乐器发出来的杂乱音响。要解释这也不难。十八世纪的音乐都是舞蹈音乐。舞蹈是由动作起来令人愉快的步子组成的对称样式；舞蹈音乐是不跳舞也听起来令人愉快的由声音组成的对称的样式。因此这些乐式虽然起初不过是像棋盘那样简单，但被展开了，复杂化了，用和声丰富起来了，最后变得类似波斯地毯，而设计像波斯地毯那种乐式的作曲家也就不再期望人们跟着这种音乐跳舞了。
可是音乐的作用并不止于创造悦耳的乐式。它还能表达感情。你能去津津有味地欣赏一张波斯地毯或者听一曲巴赫的序曲，但乐趣只止于此；可是你听了《唐璜》前奏曲之后却不可能不发生一种复杂的心情，它使你心里有准备去面对将淹没那种精致但又是魔鬼式的欢乐的一场可怖的末日悲剧。听莫扎特的《天神交响乐》最后一章时你会觉得那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的最后乐章一样，都是狂欢的音乐：它用响亮的鼓声奏出如醉如狂的旋律，而从头到尾又交织着一开始就有的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悲伤之美的乐调，因之更加沁人心脾。
但是贝多芬所做到了的一点，也是使得某些与他同时的伟人不得不把他当做一个疯人，有时清醒就出些洋相或者显示出格调不高的一点，在于他把音乐完全用作了表现心情的手段，并且完全不把设计乐式本身作为目的。不错，他一生非常保守地使用着旧的乐式；但是他加给它们以惊人的活力和激情，包括产生于思想高度的那种最高的激情，使得产生于感觉的激情显得仅仅是感官上的享受，于是他不仅打乱了旧乐式的对称，而且常常使人听不出感情的风暴之下竟还有什么样式存在着了。他的《英雄交响乐》一开始使用了一个乐式，跟着又用了另外几个很漂亮的乐式；这些乐式被赋予了巨大的内在力量，所以到了乐章的中段，这些乐式就全被不客气地打散了；于是，从只追求乐式的音乐家看来，贝多芬是发了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