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这种文体，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文体。中国现当代纯粹靠散文而赢得文学史不朽地位的恐怕很罕见，就我记忆所及，除了周作人，真还没有其他人了。散文，写得好的，往往不是散文家，而是那些小说家、诗人等，他们信笔而来，经常出人意外，笔下涌现华章。周作人，其实也是一位很优秀的
我平时比较喜欢读小说家的散文，因为在他们的散文里，有小说的元素，会写对话，会讲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他们的散文里，可以看到创作的秘密，甚至探到一个作家的精神密码。这是我作为文学评论家所最关心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孙惠芬的散文集《他就在那儿》，认真拜读，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东北作家的小说，除了萧红、迟子建、孙惠芬，我几乎没有细读过其他作家的作品。毕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我阅读它们还是有一点障碍。那是一片我不太熟悉的土地。虽然去过一次，还是把握不住。但是，萧红、迟子建、孙惠芬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艺术感觉都很好，接地气，不仅文字漂亮，而且小说像散文一样，颇有特色，是我喜欢的文字。
这次阅读孙惠芬的散文集，我发现自己更喜欢这位作家了。不仅由此更深地了解了作家孙惠芬，而且对辽南那片土地，也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孙惠芬的艺术直觉很好，这使她一开始在与沈从文、萧红相遇时，即为之激动。她在散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里讲到，1982年，她偶然读到《沈从文散文选》，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并顿悟式地知道了文章的写法。她说：“一本小书向我打开，一瞬间，如同打开一片土地”，“当我一页页打开，如同一页页翻过我过去的日子，我身后那片辽南的土地。”“应该说，是从这一天起，我有了心灵里的乡土，而不单单是现实的乡土。”
她说：“在我二十二岁那年，在我遇到沈从文的时候，我的阅读才真正开始，书对我的意义才真正产生。”后来，她在《重读安德森的font face=宋体小城畸人》里又说道：“应该说，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在我遇到安德森和沈从文的时候，我的阅读才真正开始，经典对我的意义才真正发生。”
《与经典相遇》谈到她初读萧红《呼兰河传》的强烈感受。她说：“那个夜晚，我被烧着了一般，在床上一会儿趴下一会儿爬起。我走进去的，本是萧红的呼兰河小城，却觉得那小城就是我的家乡小镇；我看到的，本是萧红的童年景象，却觉得那景象正是我童年里的记忆。”“（《呼兰河传》）唤醒了我对属于自己的那个河谷村庄的感情。那天早上，我满眼都是我故乡的村庄河谷，河谷两岸丰沛的野草，一股炽热的溪流涌进眼角，我瞬间热泪盈眶。”
读着这样的文字，滚烫的温度，让读者也深受感染。我们明白了，一位优秀的作家是如何开始自己的写作，其实就是从真正的阅读开始。所谓真正的阅读，就是找见自己的阅读。孙惠芬通过沈从文、萧红等人的阅读，找见了自己，那颗敏感的灵魂，终于发芽、抽枝了。“唤醒”二字，多好。
但孙惠芬的阅读，也不全是随性的阅读，她为了提高自己，也不断地强迫自己进入一种艰难的阅读。她的散文《阅读即是另一种探险》，就描写了自己一直在强迫读理性很强而艰难的书的情况，如《时间简史》，努力让自己理性、深刻起来。其实这种强迫的阅读，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读她的小说，那种理性的力量，就涌流在敏锐的直觉后面。一个作家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脱胎换骨的过程中，是不断地向上飞升。
哲学、史学的阅读，对她的创作，是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上塘书》是小说，但结构上使用了史书的写法，分九章，分别从地理、政治、交通、通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历史入手，描写上塘，叙述上塘的故事。就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想到的。这部小说，不仅感觉很好，格局亦大。这肯定与她对于历史的阅读有关。
后来，她又细读了一些世界大师的著作。她说：“在读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时候，我知道心灵的浩瀚如同江河的浩瀚，波涛能在转瞬之间倾成高山、跌成深渊。还有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瑞士作家赫尔曼•黑塞，英国作家哈代、劳伦斯，美国哲学家罗洛•梅，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中国作家史铁生、韩少功，意大利作家斯戈隆，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打开了她的世界，让她的心灵更加开放，精神不断成长。
我们不得不佩服孙惠芬的悟性，那片土地给了她灵性，她是属于那片土地的。她曾撰文说，自己想成为一个学者型作家。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强求。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感觉，对大自然，对人类，对社会的感觉。有些作家学问并不大，但也成为了杰出的作家，如萧红、张爱玲；有的作家学养很丰厚，但也没有成为大作家，如茅盾。当然，能够把丰厚的学养化为自己的直觉，自己的血肉，如曹雪芹、鲁迅那样的大师，那自然是求之不得。但这样的事情，百年难遇。
孙惠芬的家乡属于辽南山区，但那里却没有山，只是一个盆地里的村庄。在行政上隶属于辽宁省庄河县，有一条河叫庄河。大家庭的压抑，让她从小就学会了看眼色。她说：“我在乡下待得寂寞厌倦时，被父母管束得喘不过气时，就顺河谷小道逃往青堆子小镇，叛逆的情绪往往随着河谷岸边的野草一起摇曳。我初始写作，抒写的就是这种急于逃离的叛逆情绪。”
我曾问孙惠芬，东北当代作家受萧红影响如何？她说：“她受过萧红深刻的影响。”她的性格比较内敛，温雅，但骨子里，也是波涛汹涌的。也就是她外表与萧红表现得不一样，萧红比较野一点。但内在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
孙惠芬说：“我非常喜欢萧红，在她的作品中，我能感受到真正的荒蛮气息，如果说在文字的乡村中还能找到家园感，也就萧红了。”她还说：“萧红对我的影响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情感方式上的，这和沈从文对我的影响有些相似，她教会了我如何艺术地看待乡村。”孙惠芬在《我心目中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说：“我是一个不大重视写作技巧的写作者，因为最初的写作缘于倾诉，一连好多年我都只为心情而写作。”其实，不重视技巧，不是说她的小说没有技巧，而是她的天赋，她的感受力，让她有话说，不需要像有些作家一样，写作就是一种设计、安排而已。那样的作品往往是没有生命力的。其实，对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那种“荒蛮”，那种生命力的张扬，敢于打破常规，不接受规训。鲁迅当年为萧红的《生死场》撰序，隐隐对此著的艺术质量，是有批评的。但他特别看重的是她“越轨的笔致”。而这正是萧红的天才所在。她最后能写出《呼兰河传》，也是因此。
孙惠芬的童年、少年都是在乡下度过，乡村是她人生的底色，也是她创作的源泉。她说：“如果说，我的自我只有在深夜里能够显现，那便是童年无限阔大、宁静的田野和土地，是雨雾纷纷的春天和阳光灿烂的秋天，是永远为食物所劳累却永远也不绝望的乡里乡亲。”在《歇马山庄》的写作中，“现实的乡村与我童年的乡村在一种力的推动下融到了我的使命中，融进了我的写作着的生命中，写作的过程几乎可说是一个燃烧的过程，我不知道被一种什么东西烧着了，点燃了，我看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他们一点点走到我的笔下。”
有些作家理性过于强大，小说的写作设计感太强，读这样的小说，即便优秀得像一座桥梁，看起来宏伟壮观，但就是与生命无关，无法让读者感动。孙惠芬的小说，那种感性的力量，像洪流一样，会裹挟着读者。孙慧芬说，她只上过初中。似乎非常遗憾于这一点。她说，如果她上过大学，可能学养会丰厚一点，小说会写得更好一点。这话没有错。但有时候也难说，说不定上了大学，她就没有这种表达的欲望，写作也就不那么必要了。她说，自己通过写作从一个农民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但她对“按时上下班，对程序和秩序有着天然的抵触，尤其创编室里寂寂无声的气氛……我倍感压抑，我因为压抑而生出郁闷，我因为郁闷而神经衰弱，得了严重的失眠症。”
2019年9月，她曾在西北师范大学的演讲上说，作家的创作应该是自己生命的分泌物。我闻之心喜。那天我作为评议人与她在一起。她谈到乡村，谈到死亡，还谈到了救赎。一个女作家，有如此敏锐的哲学领悟，我甚为佩服。但更让我佩服的还是她的艺术直觉。那真是太好了。她的敏感，和内心波涛，这种天赋不是谁都可以具备的。她说：“感受力是一种上帝的语言。”我是懂得这句话的分量。一位优秀的作家，真的需要非常杰出的感受力。而这种感受力，或者叫直觉，有时候真的是天赋，是一种上帝的语言（这个“上帝”，也可以理解为“天”）。没有这种感受力，可以从事哲学研究、科学研究等，但却做不了文学艺术，或者准确地说，成不了非常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卡夫卡、加缪的小说富有哲理，但却是通过丰富的感受力而呈现的。那些伟大的细节，都是作家的感受力的体现，并不像萨特那样的是一个哲学、文学的夹生饭。
我们读她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就能感觉到那种山野的力量。她是住在城里，但心在乡野。而且只有到了乡野，她才能写出自己的作品。她说：“《歇马山庄》的创作，跟我个人生活的困惑和迷茫有关，当时我刚刚从我的家乡庄河迁居大连，应该说，多年来，对于城市，我是怀有无限向往的，可是，当我真正进城，当我真正走进喧嚣、躁动、被世俗欲望搅扰得混乱无序的城市世界，我体会了一棵稻苗悬在半空的无依无靠，体会了融入茫茫人海找不到自我的恐惧。”
其实，正是因为这种“恐惧”，才有创作的冲动，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我是说，长篇的写作，其实是为无依无靠的灵魂找寻一个强大的精神家园，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它展示的是现实生活，可是这种展示的动力却来自对精神家园的寻找。”
孙惠芬说：“我曾那么渴望自己成为学者型作家”，“我喜欢感性的表达，乐于在混沌不清中触摸理性的线索。由此我非常苦恼，因为如此下去，我永远成不了博学之人、抱识之士，永远当不了学者型的作家。”
其实，文艺创作需要的就是“混沌不清”，庄子用一个混沌被凿七窍而死的寓言故事，就深刻地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过于理性的人，不见得就能成为一位好作家；很多大学者，文章写不好。我们鼓励作家多读书，学问渊博一点，但一位作家能成为好作家，最大的天赋就是感受力。
在《悲喜交加带来的思考》一文中，孙惠芬坦率地说：“我不是一个容易快乐的人。最初走上文学道路，与我总能陷入悲喜交加这样一种情境有关。”“悲喜交加便成了我日常光顾最多的情绪。从不会投入地快乐，从不会快乐得忘我，大喜之时，总能触摸大悲的存在。应该承认，最初的写作，跟悲喜交加这种情绪对我的困扰有着深刻的关系”。她说：“将这种对生活的体会转换成文字，将这种困扰用文字来缓解、稀释，是我开始写作时在劫难逃的选择。”
那么，孙惠芬为什么能有如此优秀的感受力？为什么她总有那么多的小说要写？她的散文《点燃一星前行的篝火》泄露了秘密。我读完这篇短文，非常震撼，能够如此彻底地袒露自己的作家不是很多。当然，很多作家是并没有什么可以袒露。这篇文章，让我看到了孙惠芬的写作天赋来自哪里，懂得了她为什么有如此好的感受力。
她在文章中说，抒发心情是她创作的唯一动机。她是有话要说。当她“一点点熟悉了小说这种抒情的工具”，（注意，她是把小说当做“抒情的工具”，而不是叙事的工具。）她的心情一点点疏朗了。可是，后来，她发现，“这疏朗了的空隙却不是拨散了乌云的天空，而是抽漏了底的海洋。”“随着我创作年龄的增长，我发现那心情的丝团被一缕缕抽出后，现出的是可怕的深渊一样的孤独，它好像藏于深井下面的井水，被一些丝丝缕缕的心情一样的浮藻覆盖着，那丝丝缕缕的心情，只是它的面貌，而它的内部是孤独，或者说，那最初的心情，正是从这深处的孤独里长出来的，只不过我不知道而已。”
应该承认，一些年来，因为写作，我越来越多地触摸到内心深处的孤独，在白日喧嚣而沸腾的日光下——我是那么容易感受日光，在夜晚寂静而深远的漆黑里——我是那么容易体会漆黑。或许正因为对白与黑太敏感，太善于感受和体会白与黑了，孤独感便纷至沓来，潮水似的，一浪又一浪，于是，毫不犹豫就拾起笔来，就像一个落水的人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读了这段渗透着作家血痕的文字，我们也就知道孙惠芬过人的艺术感受力来自哪里了。也才能懂她的那句话：
孙惠芬的散文语言，很朴素，但又饱含激情，那种朴素是“清水出芙蓉”的朴素。她不像很多散文家，一拿起笔，就装做学富五车的样子，引经据典，甚至抄录史料。其实，这种所谓的文化大散文的写法，是很可怕，和无聊的。学问要来自生命深处，像曹雪芹、鲁迅那样，那种学问是真正的学问，是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的学问，那也是“自然”。像钱钟书的《围城》就已经有点不太自然了。何况别人呢？周作人批评唐宋八大家，就是因为有点“装腔”。中国古人填词做赋，也是忌讳掉书袋。唐人诗歌的妙处，就在于自然，而不是所谓的学问。宋代学者严羽就严厉批评了宋诗的学问化。他说：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
孙惠芬的天分，是一般人难及的。她的语言很自然，读起来，非常舒服。她的写作，完全是生命的自然歌吟。她说：“在这个海洋里，语言被感觉击成一串串泡沫和碎片，捕捉这些泡沫和碎片让我快乐以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