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诺奖颁发百年之际，瑞典学院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50年：提名和选择（1901－1950》一书，根据诺奖评选情况50年保密制度，解密了前50年的全部内幕，包括中国作家被提名的情况。
诺奖与中国作家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台湾作家李敖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把他被提名诺奖的新闻炒作得沸沸扬扬，《北京法源寺》卖了个洛阳纸贵。李敖留下的不少破绽没有立即被人识破，表明李敖本人和许多读者都不了解诺奖提名的时间、评选机构及其评选机制。
根据诺贝尔章程，诺奖提名人应当在每年２月１日之前递交书面提名，逾期的提名留待次年考虑。提名截止后，瑞典学院诺奖评委会将被提名者的名单编号整理，然后向学院提出评述报告。近几十年由于提名人数激增，委员会首先遴选出前二十名左右，供学院进一步选出前五名左右作为“终审名单”。这些名列前茅者的作品要求每位院士必须阅读，以便讨论和投票表决。委员会主席和学院常务秘书在抉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权提名的人，包括瑞典学院院士、各国类似学院的院士、社科研究所的研究员、美学或文、史、哲方面的大学教授、前届诺奖得主和各国作家协会主席等。
了解上述方面，就不难看出李敖炒作诺奖新闻的破绽。任何作家，只要有一个有推荐资格的教授或作家的推荐，就算“提名”了。但是，瑞典学院绝不会通知被提名者，更不会在２月１日提名截止前去通知李敖本人。假如推荐者寄发要求回执的挂号邮件，推荐者会收到瑞典学院的一般秘书作为收件人签字的邮件回执。李敖炒作的根据，就是这样一份邮件回执。
首先，让我引用新京报特派记者吴永熹2012年11月03日发自上海的报道：记者：外界有很多传闻说中国作家鲁迅、老舍和沈从文都差一点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能和我们具体说说背后的故事吗？
埃斯普马克：是的。我们确实讨论过鲁迅。问题是，在二战以前，没有来自东亚国家的提名。后来赛珍珠提名了林语堂，还有一个很好的中国学者、人道主义者刘半农也被提名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人们并没有将他看成一个作家。
我们最先考虑的是鲁迅。当时瑞典著名的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是后面的推动人。他们找到刘半农去问鲁迅，鲁迅说我不想得奖，我还不够格。鲁迅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后来他去世了。
埃斯普马克：他没有被提名，是我们去问他的。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提名不够，许多好的作家都没有被提名。所有的教授、笔会、作家协会、前诺奖得主都可以提名候选人，但是许多好的作家没有被提名，然后诺奖评委会自己会提名候选人。
后来，沈从文被提名了。沈从文差一点就得了奖。诺奖有一个50年保密的政策，但很幸运的是，总是会有一些秘密被泄露出去。几年前马悦然告诉上海的一家媒体沈从文差一点就得了奖。我想如果他没有在1988年去世，他会获奖。在5人名单上他是评委最喜欢的一个。
首先“在二战以前，没有来自东亚国家的提名“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二战是在1939年9月1日爆发的。这一年，胡适是1939年由斯文·赫定提名，提名必须在是年2月之前送达才能有效。胡适的被提名是有效的。
1939年共有33位作家获得提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德国作家赫尔曼. 赫塞（后来于1944年获奖），芬兰作家希兰帕(Frans Eemil Sillanp)，法国诗人瓦莱里(Paul Valry)，意大利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以下是委员会给瑞典学院的报告中关于胡适的讨论：
编号14，胡适。关于这位中国改革家（实际上无法依照有关专门知识作出判断），我们的意见是，他力求描述人的意义，也许进而描述世界历史的意义，但他还很难属于诺贝尔奖所要求的作家之范畴”(卷二，页199)。这一年，漏选了早已于1930年首次被提名后来多次被提名的杰出诗人瓦莱里，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希兰帕。
“后来赛珍珠提名了林语堂”，准确地说，是1940年，由赛珍珠和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分别提名林语堂，两部提名作品为英文写作的《吾国与吾民》和《京华烟云》。这一年，瓦莱里同样榜上有名。此外还有后来于1945年获奖的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等人。
评委会关于林语堂的评议如下：编号9，林语堂。高本汉教授已经在其权威的意见书中评估了这位作家的作品的价值，尤其是提名作品《吾国吾民》和《京华烟云》。他以一种相当有说服力的方式使得长期对中国无知的普通读者足以大胆地肯定其作品的意义。评委会也不怀疑这两本书是我们时代有价值的“俯瞰中国生活和精神的文献”。林语堂的叙事艺术甚至可以让业余读者把握其生动、活泼和幽默的幻想王国。小说《京华烟云》具有精到的严肃的针对比风格更重要的现象的批评。这部广阔的作品提供了更为写实的环境描写，但缺乏独特的个性刻画，只有纯粹的类型描写，因此显得冗长单调。中国社会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发生变迁这一题材，没有得到有力的充分的处理。宜于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杰作，关键因素在于小说的纯艺术含量。要把新的中国小说呈现给西方世界来欣赏，应当选择美学上有意味的引人入胜的作品。
评议得出的结论基于这位专家的意见，他本人不倾向给奖。颇富吸引力的候选人已有多位，他没有觉得现在就要把他推荐的人列为首选。（卷二，页312-313）由于1940年处在二战期间，瑞典学院最后决定该年度不予颁奖。评奖中断几年后，1944年重新颁奖时，林语堂未被重新提名。1950年赛珍珠再度提名林语堂时，在54名高手林立的候选人角逐阵营中，林语堂已处弱势。最后选择的是英国哲学家罗素。评委会对林语堂的评价是这样的：
编号 34，林语堂。这一提名早先已引起关注，当然是因为有意味的想法而引起的，即中国文学已经带着其特色出现了。可以说，要达成这个目的，或多或少只能靠林语堂，可是，林语堂以英文写作，因此在实质意义上不能视为中国文学的代表。评委会跳过这位候选人。（卷二，页418）这一报告的荒谬之处在于，当时的评委会要求获奖作家呈现的不只是他或她自己的文学创作成就或特色，而且必须是某国文学或某一语种的文学的代表。东方作家以英文写作就不予考虑，这就否定了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可是，东方语言又是他们不懂的，只能借重翻译。这样一来，中国作家自然会被长期排斥在诺奖评选范围之外。
根据有关资料，直到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时，林语堂被选为笔会会长，大会全体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该年诺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埃斯普马克说“还有一个很好的中国学者、人道主义者刘半农也被提名了”，这里纯属埃斯普马克误记，实际上是胡适在林语堂之前被提名。后来，埃斯普马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朱又可的访谈（发自斯德哥尔摩2012月12月14日）时，没有再说刘半农，而是说“胡适则在1939年被斯文·赫定提名。”一个西方人，弄不清记不住谁是胡适谁的刘半农，还是情有可原的。
另据“人民网斯德哥尔摩（2010年）2月28日电”(记者陈雪霏)，“马悦然教授28日透露,根据他获得50年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情况看，五十年前真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是林语堂（1895-1976）。马教授是在瑞典的中文报纸《北欧时报》编辑记者斯德哥尔摩聚会时透露这一消息的。”
由此可见，马悦然先生没有读过或没有认真读过瑞典学院编辑的《五十年》一书，也没有查阅过关于前五十年提名的全部档案，漏掉了同样“真正”获得提名的胡适，把在瑞典早就公开解密并且有书可查的事情作为秘闻来“透露”。在中文领域，这样的“秘闻”，我早在《百年桂冠》一书中作了简要评介。这一次更详尽的译介了有关胡适和林语堂的讨论文字的全文。
关于鲁迅，马悦然先生在《诺贝尔文学奖与华文文学——马悦然在新加坡的演讲》（《联合早报》2008-12-19）中，作了这样的解释：“为什么鲁迅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呢？第一，没有人推荐他。我知道大陆出了一些谣言说瑞典学院院士斯文赫定1930年代初在中国的时候问过鲁迅他愿意不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说的是鲁迅拒绝接受。我查了瑞典学院的档案之后，敢肯定地说这只是谣言。瑞典学院从来没有问过一个作家愿意不愿意接受奖。第二，鲁迅的文学作品是去世后才翻成外文。”
马悦然所说的“谣言”，根据他自己在《瑞典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明报月刊》2001年2月号）一文中的说法，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的一个“传闻”，实际情形是：同时探险家的斯文赫定曾经就推荐中国作家一事征求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先生的意见。高本汉于1924年写信给当时的北大青年教授刘半农，问他能不能推荐一位中国作家。结果是如所周知的，鲁迅复函台静农先生，谢绝半农的好意。
关于鲁迅作品的翻译，马悦然先生说得太离谱了。鲁迅的文学作品并是他去世后才翻译成外文出版的。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翻译的英译本《阿Q正传》由鲁迅亲自校阅，1926年出版，1933年再版。法文节译本《阿Q正传》由法留中国学生敬隐渔（Jing Yinyu）翻译，由罗曼罗兰引介并高度评介，1926年发表。《野草》英译本由鲁迅自己写序。此外还有一些作品的英译和俄译，都是在鲁迅生前出版的。这些方面，从来就不在瑞典学院的视野之内。
后50年提名的情况，仍属瑞典学院保密范围，难于求证。只好听埃斯普马克和马悦然去说了。但是，当他们两个人说的有矛盾时，就得靠我们自己的常识和另一些佐证来推测。
老舍先生之子舒乙曾称老舍差点获诺奖，证据是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专程到中国向老舍家属透露这一情况。对此马悦然先生澄清说，老舍的确曾由法国的保·贝第等汉学家联名提名，此事当在1966年2月以前，当时马悦然先生尚未被选入瑞典学院，他没有答应法国汉学家的请求，无意提名老舍，因为他心中已另有所重。马悦然认为，当时老舍被译为英文的作品仅仅只有《骆驼祥子》和《离婚》等少数几部作品，而且译本不佳，甚至扭曲了原作。马悦然断定老舍没有进入终审名单。
2000年10月，香港明报月刊在发表萧乾夫人文洁若女士的《老舍差点获诺奖？》一文之前，曾传来手稿要求笔者设法求证。该文谈到挪威汉学家伊丽莎白·艾迪曾于1981年到北京萧乾寓所，以英文谈到：“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笔者和朋友陈迈平先生就此先后打电话找到当时在意大利的艾迪女士，艾迪回答说她从来没有与萧乾伉俪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我曾在《明报》报道过这件事。后来，我仔细琢磨文洁若和艾迪两人的不同说法，觉得艾迪的记忆是否有误，也是值得质疑的。
文洁若女士在《明报月刊》（2006年8月）发表的《纪念老舍逝世四十周年》中对此作了解释，她说：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在《灿然瞬间迟迟去 一生沉浮长相忆》（邵华强译，见《长河流不尽――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一文中提到：“1982年，一个国际汉学家委员会提名沈从文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此外，王元化先生在《1991年回忆录》（2001年1月6日《文汇报读书周报》）谈到，“刚刚读到文洁若的一篇文章，提到1978年挪威汉学家艾迪访问萧乾时曾说，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已决定颁发给老舍，但就在那一年八月，查明老舍已去世，此事遂寝。我可以证明这是确实的，因为马悦然先生也向我说过同样的情况。”文洁若指出：王元化说艾迪到中国访问萧乾先生是1978年，也有记忆之误，实际上是1980年10月。由于1982年国际汉学家委员会提名沈从文，作为这一委员会成员的艾迪想必记忆犹新，因此把她1980年谈到的老舍误记为沈从文。我认为，文洁若的这一解释比较符合情理。
马悦然先生另有所重的作家也是沈从文。他表示：对沈从文的钦佩促使他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提名，并于1987、1988年连续进入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颁奖给沈从文。1988年如果沈从文不离世，沈从文很可能在是年10月获得这项奖。
此后，马悦然先生着力翻译和推荐的作家一直是诗人北岛。据说北岛在1996年以前曾多次进入终审名单，有一次投票表决时，只有一票之差。北岛一再落选，据说是评委中有人认为，北岛深受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影响，既然多次被提名诺奖的特朗斯特罗姆尚未获奖，那么，北岛也只好搁置下来。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一个世纪以来，为何中国作家长期缺席？原因当然很多。归纳起来，大约有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评奖机构及其机制方面的问题。欧洲中心主义是瑞典学院长期奉行的政策，或由于其有限的能力而难以突破的范围。
瑞典学院的院士们，由于长期身处相对和平和宁静的环境中，缺乏对苦难的感同身受，对第三世界的文学比较隔膜。而且，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光怪陆离的艺术现象面前，某些失去定心力的现任评委比较看重“实验性艺术”而轻“理想倾向”。他们不懂得，评判第三世界的文学，仍然应当把人文关怀或“理想倾向”摆在首位。
马悦然先生认为，假如２０年代，有人将鲁迅的《呐喊》或《彷徨》，或将沈从文的《边城》译成很好的外文，两人都有可能获奖。等到马悦然将《边城》译为瑞典文，为时已晚。在老舍被提名的时候，《骆驼祥子》只有Evan King的英译本，其中意译很多，错误不少，并且任意增补删节，甚至重写、虚构原作中没有的人物，最后祥子与小福子结为美满夫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当然有碍于他竞争诺奖。
现在，从颁奖高行健和莫言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许多评委不但没有评判中国文学的语言能力，而且缺乏审美鉴赏力。
1968年颁奖给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瑞典学院为了评判他的文学成就，曾历经七年，先后聘请四位国际专家协助工作，足见学院评判非欧洲语言的困难和慎重。按照这样的速度，如果老舍健在，他也许会在70年代初期荣获诺奖。
由于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尤其是十年浩劫，像老舍、沈从文这样的作家的创作力都曾被环境窒息。后半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成就很难与上半个世纪媲美。在二十世纪下半世紀以來，中国作家少有波兰作家或俄罗斯作家的那种对苦难的深厚的人文关怀，缺乏在逆境中凛然不屈的风骨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
中国作家总是想抄近路走捷径，寻求旁门左道，拒绝自我诘问。中国文坛一个更大的弱势，是缺乏伟大的人文学者。他们倡导的是知识分子“退回书斋”，回到“象牙塔”，与这种口号相呼应的，是所谓“最最文学状态”（刘再复语）。
与这种“最最”状态有所不同的，是一种值得中国作家推崇的“海明威状态”。海明威是公认的最能实至名归的诺奖得主之一。那种既具有个人的人格魅力，又富于文学的艺术魅力的海明威状态，是一战中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车驾驶员状态，是二战期间战地新闻记者状态，是身上带着两百多块弹片的战士状态；在业余生活中，海明威是猎手状态，是垂钓者状态，是拳击者状态，是斗牛士状态凡此种种，都可以激发创造性想象，化为动人的小说，壮丽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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