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中叶的时代剧变中，在外界强大的压力刺激下，沈从文一度精神崩溃，后竟发展到自戕未遂，已不能在北大当教授了。待渐渐平复后，1949年8月，在老朋友郑振铎的协调下，他被安排到冷僻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对于这番变动，沈从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且对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新事业满怀抱负，用他自己的话讲——我的“目的远得很”，要“走一条崭新的路”，进行“学术革命”。对于放弃写作，他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提到工美史的研究，他说：“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
沈从文刚到历史博物馆时，被分在陈列组，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如抄写当年7月在京召开的全国文代会的时事橱窗图片说明。而他的本职工作是在库房里清点登记馆藏文物，也参与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有时还负责清点古币、在草地上拔草。
虽然有副研究员的身份，但沈从文是一个边缘人，始终处于底层“小职员”位置。沈的上头有无数领导可以对他发号施令，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在本馆中上面有馆长，有本部主任，有组长，都可算得是我上司。每天我按时签到，一离办公桌必禀告一下主任，印二寸大照片作资料，必呈请主任批准，再请另一部主任批准，才能行。”
除了个人住房紧张外，沈从文也拿不到所需要的办公材料，甚至要不到一个办公室，只好在午门城楼一条走廊的小角落放了一张办公桌。此时的他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衰弱，累极时想休息又不可能，实在只想哭哭”，以为“并不妨碍别人”，但回头也只能强忍着，因为“见什么人吓怕”。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和曲折后，沈从文反而变得安静而自省，他对张兆和说：“我温习到16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工作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沈从文刻苦地学习业务，大约过了两年，估计能力“合格了”，便主动申请去陈列室作讲解员，还常去故宫讲解。
当讲解员很辛苦，据沈从文在1968年所作的检查《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中回忆：“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作说明员。一面学，一面讲。工作当然比坐办公室谈天、看书为辛苦。可是，知识或基本常识，便越来越落实了。加上入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常识一会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有些新问题，我慢慢的懂了。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实好些，基础踏实些。”
那时北京的冬天很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气温常在零下10度以下，而且“上面”还不许烤火。在工作了个小时后，天色渐暗，观众散去，沈又渴又累，还伴有一点气喘，常感觉胸部和腰部都仿佛被束缚得极紧，“只想在任何一级砖道上坐下来稍停停”。间歇时，他也站在午门城头看万家灯火，听远处杂乱的歌声和眼前太庙松柏林中黄鹂鸟的鸣叫，感觉自己孤独而陌生，不禁喃喃自问：“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谁？我究竟是为什么这么下去？”
沈从文对待讲解工作认真而充满热忱，讲到动情处，他常会压低声线，不由赞叹：“美极啦！美极啦！”从事工艺美术设计、电影、戏剧的工作人员，常需要用到古代服饰花纹、道具等方面的知识，对他们提出的各类问题，沈从文总是不厌其烦，尽可能满足。有时他甚至担心别人听不清湘西口音，讲完后又叫对方留下地址，再写十几页的长信寄去。
沈从文待客平等，他很会因人施“讲”——给政府高级干部们讲历史上的大事，其中包含着治理国家等寓意；跟一般文化人，讲得深入浅出；跟普通工人，则说大白话。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常书鸿先生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他（指沈从文）自告奋勇，每天都去，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一次，沈的多年好友萧乾陪外宾参观故宫，恰好碰上沈从文负责讲解，不免唏嘘：“……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一位西南的朋友来京开会，到陈列室找沈从文，看见他弯着腰，声音嘶哑地在讲解，不禁流下眼泪，久久不能平息。后来沈从文陪他到公园里喝茶，反过来安慰他很久，两人才分别。
同沈从文50年半师半友的萧离曾说，一次，考古研究所的几个人准备去故宫陶瓷馆学习参观，想请沈从文给他们讲解一下。年过七旬的沈欣然应允，坐着电车，还抱着十几斤重的几大册图录。在陈列室里，他边看边讲，同时用图录作补充，整整为他们讲了一个下午。萧离说，搞文物这行有个“知识私有”的坏风气。沈从文恰恰相反，从不藏私，有人来求教，必定倾囊相授。他全凭记忆写成几十张几百张卡片，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纸袋里，上面注明“内××材料”“××有用”“此供××参考”，放在桌上、窗台上、箱子上、书架上，到处都是。有时在陈列室也会碰到尴尬事。上世纪50年代中期，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市里一位领导同志。他早早动身去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原来是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事后馆里召开批评大会，指责沈从文无组织、无纪律：你为何中途来了，又跑了？”无奈之下，沈从文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对待我——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如也。”并解释吴晗曾当过他的学生。但对这件事，他的小姨子张允和是这样解释的：“当时三妹兆和是蛮疯的女孩子，活泼，爱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老拿第一。很多人追我们的三妹，沈从文的情书最多，吴晗也写过一些。”
沈从文本属于博物院的研究人员，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等，但他却走出办公室，去当讲解员，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是一位从农村、旧军队、底层走出来的人，对社会和人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1974年，他给巴金信中曾提到当讲解员的经历：“我深深欢喜这个名分，因为学习的进展都和它分不开！”1976年，在回复许杰的信中说：“名分上虽为‘研究员’，事实上一切研究，都是在‘说明员’工作上推进的。”沈从文认为，当讲解员是他“唯一与人民碰头”的机会，可以与年轻人的生命相互“照耀接触”。
沈从文与美术、工艺美术的渊源，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开始。他20岁在“湘西王”陈渠珍身边时，就曾为其保管书画、青铜器、古书，从湘西来到北平，青年沈从文方向未定，历史、文物、美术等书籍却是他的阅读之重。抗战时寓居云南，他对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也情有独钟。及至来到历史博物馆，他的专门性研究更是拓展到陶瓷、漆器及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与服饰、《红楼梦》衣物、龙凤艺术、马的艺术和装备等。通过做讲解员，沈从文可以接触到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陶瓷、丝绸、雕刻、刻玉等各类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和制作上的困难，从而“古为今用”，向他们提供资料和帮助，当好生产一线的“后勤杂务人员”。
文物研究要为生产服务，要为提高产品特别是工艺美术的艺术质量服务，是沈从文的一贯主张。1952年第一批烧制、供北京饭店举行国宴及驻外使馆招待国宾使用的“建国瓷”采用的两种图案“一青花，一豆彩”，就是沈从文提供的。1974年沈从文在给巴金信中说“这件事就值得纪念”，又说“事情太小”。改革开放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有时到基层工艺美术工厂视察，他不断地问情况，提建议，给资料，交朋友，还曾带了两箱子旧绸缎，在南京、苏州、杭州之间辗转了四个多月。
因为声名在外，沈从文在东堂子逼仄的陋室不断接待来自各地的来访者，其中有不少是专门找他咨询、解决难题的工厂技术员和老师傅。以至于妻子张兆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去屋檐下搭的简易厨房中躲避。因为担心沈从文“可能会招惹祸害，身体会垮下来”，老两口还闹起了矛盾。沈从文说张兆和计较的是“小处”，他以为，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
听了沈从文的讲解而对文物产生兴趣的大有人在，其中一位叫孙机。孙机1929年生于青岛，19岁来到北京，当过坦克兵，新中国成立之初，他调职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文艺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上班。那段时间，恰巧沈从文常会到午门给游客义务讲解，孙机也跟着去听，时间长了，两人就熟悉起来，于是孙机提出要向沈从文拜师学艺。一天中午，他给沈从文拎着包，一同到中山公园围墙外，两个人坐在窄板凳上喝豆花（当时叫老豆腐），沈从文指着碗里或聚或散的白点说：绞缬的效果就是这样的。孙机晚年回忆说：“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风，他讲起文物来不疾不徐，娓娓而谈，生怕你听不懂；即使听者略有领悟，先生仍要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你往深处想。”沈从文还让孙机读原田淑一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三本书，即著名的“原田三书”。受老师的影响，孙机改变了人生道路，日后也成为著名的文物研究专家。
1953年夏，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访问团参观历史博物馆。一位叫王序的青年战士随队走进文物展览大厅，铜镜展柜中摆放了几十面唐宋铜镜，可他对文物所知实在很少。一位50来岁、举止儒雅的工作人员笑着朝他走来，细致耐心地给他讲解，“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王序听得入了迷，也非常感动。
出于礼貌，王序一直没有问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一次握手告别之际，他觉得这次非问不可了，便说：“这么多天你都陪着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我是沈从文”，一句话让王序顿时愣住了，甚至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是30年代即蜚声文坛的老作家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沈从文不时带着王序去听学术报告，请他到家里吃饭，渐渐地，他们成为了忘年交。以后王序只要到北京出差，都要去看望沈从文，向老师请教；王序返回朝鲜时，沈便送给他们团部一些书籍，以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
这次偶然相逢，竟改变了王序的命运。1958年王复员回国，请沈从文帮助挑选工作单位，在沈的建议下，他最终选择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从文从此有了得力的研究助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有了一位重要的传承人。沈从文对王序赞叹不已：这个小朋友多可爱，工作又多负责！”1975年8月15日，沈偶然在过去杂乱的文稿里，发现1949年2月在“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中写下的绝笔，看了非常难过，当天他就将手稿郑重地交给王序，并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要把它收到我的全集里。”沈从文的一生中，只有两次提到要编自己的《全集》。一次是1947年后，在1934年生活书店版的《边城》封面上的批语，而亲口嘱托他人的，唯有这一次。
1986年5月10日，沈从文突发心脏旧疾，病重不起，王序第一时间赶到，陪伴在恩师身边。据沈从文另一位助手王亚蓉回忆，沈从文在生命最后时刻，“静静地看着……王序，好像轻轻地有个笑意，慢慢合上了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王序受到沈从文亲属的最大信任，组织主持了恩师简朴庄重的告别仪式。
据沈从文回忆，在当讲解员期间，前后接待了“约卅万观众”，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曾这样坦承：“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的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在漫长的岁月里，沈从文经历了困苦、劫难和颠簸，却默默地，含辛茹苦地立起人生的又一座高峰。一个强大的生命是压不住的，像涓涓细流，不是从这里流出，就是从那里喷涌，总能实现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