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卷福”Benedict Cumberbatch的脑残粉，笔者在电影《模仿游戏》网上片源早就出了的情况下，硬是忍着不看，总算是等到了它在国内院线公映的这一天。
第一时间冲进电影院，在大银幕上观赏“卷福”塑造的又一个天才，然而看完的感觉，却有些——如鲠在喉。
当然，电影还是挺好看的，卡司强大，画风精美，节奏流畅，情感细腻，既有英伦风格，又很“政治正确”，和同为韦恩斯坦全力打造的《国王的演讲》颇为相似。话说，这两部电影还真是“一脉相承”：《模仿游戏》片头图灵走进Bletchley Park的画面，就伴随着《国王的演讲》结尾处乔治六世宣战演讲的画外音。
有评论指出影片出现了一些史实错误。比如，当年英国二战期间的Enigma破译工作是整个Bletchley Park两百余人集体智慧和团队努力的成果，而影片则让图灵所在的“四人组”独臂擎天，甚至赋予他们生杀予夺的权力；在破译Enigma的初期工作中，居功至伟的是波兰密码学家Marian Rejewski,、Jerzy Różycki 和 Henryk Zygalski，而电影中，波兰人只是帮忙“走私”了密码机；至于丘吉尔独爱图灵、苏维埃双重间谍什么的，那基本上就是鬼扯。
但这些还是可以理解的。一部由人物传记改编的商业电影，你总要允许它为主角加点光环，为故事添些佐料。毕竟，这部电影的剧情主线，是Bletchley Park破译德军Enigma的过程；作为一部英美“主旋律”，它和《国王的演讲》一样，重在表现英国在反法西斯事业中做出的伟大贡献。
阿兰·图灵何许人也？一个先知。一个天才。提出“图灵机”和“图灵测试”。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和“人工智能之父”。当今世界计算机领域最负盛名和最崇高的奖项，即以他命名。
二战时在英国情报中心“政府编码与密码学院”服役，只是图灵一生光辉成就中的一件；影片以此为切口对图灵展开描述，并非不可，但将图灵这个人演绎得那么憋屈、那么无助、那么“高智低能”，就实在是有些过分了。
片中的图灵，口吃、木讷、举止笨拙、不懂最起码的人情世故。他年少时就有非要将青豆和胡萝卜分开的强迫症（什么鬼？），在团队工作时不能理解同事们叫他吃饭的意图，在质疑他的上级面前手忙脚乱，不知道什么是玩笑、什么是调情、连跟妹子求婚时都不会好好说线年公布于世的相关文件，在Bletchley Park工作的图灵，个人标签是“天才”与“毒舌”，并因为这两点赢得了一群“粉丝”。当时的图灵领导一个六十余人组成的专项小组，和团队成员相处友好，经常在午休时一起运动、娱乐。
要说“天才的怪癖”，图灵确实也是有的。比如他因为花粉过敏症而坚持戴着防毒面具上下班，又常常在睡衣外面套上运动服、用细绳一系就走进工作室。然而编导偏偏对这些有史实证据、又很适合影像表现的细节视而不见，而非要去生造出一些表现其“低能”的桥段。
有评论对此毒舌地表示：“一个人IQ高了EQ必然低成屎吗？就不能接受这个世界上有人IQ、EQ都很高么？……他们所描述的那些他们认为的低EQ行为，恰恰反映了他们自己的低IQ。”
那股潮流是从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当时的好莱坞推出了一批旨在贬低现代文明和批判精英主义的片子。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大概是《雨人》，达斯丁·霍夫曼在片中扮演患有自闭症的哥哥，该角色集“天才”与“弱智”为一体，为此后的同类银幕形象打下基本框架。
上世纪90年代的《阿甘正传》，则是好莱坞“反智主义”的高峰。阿甘是个智障者，却独享巨大的成功与饱满的幸福。
而取材于美国数学家纳什生平经历的人物传记片《美丽心灵》，让人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位数学奇才：他在学术上傲视群雄、不可一世，但在生活中却饱受着严重精神分裂症的困扰。与他的数学天才如影随形的，是他的臆想，他的疯癫，他事业的波折，他家人的痛苦。
到如今，好莱坞的叙事体系中，“天才”已陷入了某种定型化的刻板模式：他/她抑或心智不全，抑或人格分裂，抑或忧郁症，抑或强迫症，抑或自闭症，抑或艾斯伯格综合征……相关作品不断地巩固和加强着大众的某种陈见——天才和疯子之间只差一道线。
美剧《生活大爆炸》不就是如此么？片中四位男主角，均为理工科高材生，其中最聪明的Sheldon是典型的艾斯伯格综合征患者，Howard有恋母情结与“性狂”倾向，Raj不能和女人说话，相比之下最为“正常”的Leonard，也有着深深的、不知从何而来的自卑心理。
《模仿游戏》中的图灵无疑也符合这一刻板定型。真实生活中的图灵，其实属于尼采所赞美的“超人”那一类，不但智商超高，而且体力强健，从大脑到身体都无比健全。他在剑桥读书时是划船俱乐部的成员，成人后马拉松的最好成绩是2小时46分3秒，比194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成绩仅仅慢了11分钟。
当然，电影中也有图灵跑步的场景。但那些画面无法提示观众，“看，这是个世界级的长跑运动员”，而只是将跑步表现为图灵对于巨大压力的宣泄和疏解。那些压力，一方面来自于破译工作中的挫败感，更多的则是来自他的同性恋身份。
影片中，图灵对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是纠结而痛苦的。他是一个因为惧怕社会压力而“深柜”的同志，在“出柜”时紧张而无措，甚至为了继续隐藏这个秘密而没有揭发同事中的双重间谍。
但真实生活中的图灵，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性取向。他只要一有机会就向同事出柜，一看到漂亮男生就禁不住春心荡漾、求人引介。在他因同性恋身份暴露、接受警方调查时，不但详细列举了与涉事人三次“发生关系”的具体环节，还自告奋勇地写下了五页的陈述报告，那报告措辞优美、语句流畅，震撼了当时的警官：“他（图灵）是一个真正的异端……他真的相信他的行为无罪。”
当然，图灵因为同性恋身份受到极为不公的遭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同样是遭受化学阉割这样的酷刑，电影中的图灵与历史上的图灵，依然有着天差地别。
电影中，在接受化学阉割之后，图灵整个人完全垮了。他面色苍白，双眼红肿，萎缩在肮脏的睡袍内，脑力退化到连报纸上的填字游戏也做不出来。
而现实中呢？图灵面对警方的指控，一方面对自己的同性恋行为供认不讳，一方面坚持找律师对自己进行“无罪辩护”；他以同为同性恋者的王尔德的名言鼓励自己：勇者挥出锋利的剑。
在选择、接受化学阉割之后，在学术方面，他的生物理论工作仍在继续，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开拓（对于大脑的兴趣驱使他在二战后将研究领域从密码学转向生物学）；他甚至将自己在注射雌性激素后的身体反应详细地记录下来，形成一份珍贵的生物学报告。在因公开同性恋身份而身败名裂的处境中，他竟然还一直试图勾搭小男生，让友人发出“此人无药可救”的感慨。当他偶然发现一位女政客的儿子也是同性恋，就毫不犹豫地给那位素昧平生的官员写信，要求修改法律——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勇敢的斗士，而绝非待宰的羔羊。
怯弱与勇敢，是电影中的图灵与真实的图灵的最大区别。影片中的图灵，经常处于一种慌乱之中：他保护机器时慌乱，求婚时慌乱，发现同事双重间谍的身份时更是慌乱。这绝非现实生活中那个尽管孤僻、但时刻笃定的图灵；要知道，当警察因“严重猥亵罪”上门传唤图灵时，进门看到的一幕，是图灵托着小提琴演奏爱尔兰小曲，身边还有一杯美酒相伴。
更要命的是，影片中的图灵，似乎对科学本身并没有深入骨髓的热爱。如果说《美丽心灵》好歹还展现了纳什在数学世界中的沉醉与忘我，那《模仿游戏》则让图灵把一生最深挚的爱赋予初恋Christopher：他对于密码学的兴趣因Christopher而起，他创造的破解Enigma的机器也以此为名（事实上，这个机器名叫Bombe）。
如此改编也白瞎了“卷福”。这位当今欧美男星中最适合扮演“天才”的演员，在片中无处表现碾压众人的脑力，无法展示天才者的孤绝与傲慢，而只能在一种“悲惨弱受”的格局中飙飙演技。
拍一个天才的低能和疯狂，其暗示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小人物，虽然没那么聪明，但至少很幸福呀！”
拍一个同性恋者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纠结和痛苦，潜台词则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多么宽容，多么美好，多么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