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出生，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1984年晋升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1982年4月至1983年3月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教师；1992年7月至1993年9月以及1998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1997年9月至12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学者。2004年9月至11月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9月开始兼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与北大联聘）。此外，还先后在日本爱知大学，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以及香港大学、台湾大学讲学。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合著）、《陶渊明研究》、《中国诗学通论》（合著）、《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主编）、《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陶渊明集笺注》、《唐诗风神及其他》、《中华文明史》（四卷本，主编之一）、《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主编）等。曾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个人），国家图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特等奖，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你是他的学生，上课之前你期盼着他的到来。他轻轻地推门进来，白发皤然，精神矍铄。他微笑着和你打招呼，询问你的学习、生活状况，你的每一丝忧虑或欢乐都可以和他分担或分享。一堂课下来，你有许多感想要对他诉说，他会耐心地听，同时启发你得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结论。
在我们的眼里，先生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他不会让你感到局促和紧张。他认为两个人之间--哪怕是晚辈和长辈，也应该平等地对话。他从来都是那样心平气和，那样波澜不惊。在先生面前你会以为这种气象的背后一定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我不是一个传奇性人物，没有什么离奇的故事。”先生淡淡地说。但是平实并非平庸，先生踏实质朴的经历如泉流山涧，没有惊涛骇浪，却于涓涓前行中别有一种潇洒的气韵和韧性的追求。
在他的老同学作家马嘶的印象中，先生首先是以勤奋好学、聪慧多思、成绩优秀和思维敏捷为同学注目的。那时，同学经常发现他在未名湖畔的绿树丛中捧书诵读，或掩卷沉思。先生还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人，他经常写诗，并以音质优美的朗诵受到大家欢迎。马嘶先生说：“袁行霈没有年轻人通常具有的心猿意马、轻佻浮躁、好高骛远那等凌厉之气，也从无生活懒散、读书不求甚解的郎当作风。他从不张扬夸耀、显示自己的长处，也从不干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之事。他于朴实无华的为人处世之中，时时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昂奋进取的朝气，表现出一个有志有为青年的高洁品质。”
1957年，他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58年秋先是带着学生到北京城子煤矿半工半读，每周三天下矿井挖煤三天上课，持续了两个多月。接着又到密云钢铁公社劳动了大半年，烧过锅炉，做过炉前工、木工、铸工。1959年夏他又下放到斋堂公社白虎头大队劳动，直到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在这段时间里，他以青春的热情投入新的劳动生活，至今还想念着那些和他一起劳动的矿工和农民，想念着那漫山遍野的桃花和梯田上一层层绿油油的谷苗，他曾两次回斋堂看望老乡们。然而，让他痛苦的时刻还是来临了。在1962年以后那段狠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先生被定为全校的“白专”典型。开始后，很自然地受到批判，下放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多，在一次翻车事故中，从波阳湖大堤上摔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在那种压抑的氛围中，先生感到动辄得咎，无所适从，“那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时候”。
袁先生说：“我的好运是从40岁开始的”，那是1976年。最令他难忘的是1979年，那一年，他连续发表了《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等三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他在中文系率先讲授了专题研究课“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他提升为讲师，搬进蔚秀园的两居室。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安定了，他的教学和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境地。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那门课讲得还算成功。”先生陷入对往昔的回味中，脸上的那种愉悦只有一个在内心深处和学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才有。他准确地记着一些学生的名字，那时的学生岁数普遍比现在的大，他们在期间耽误了很多年，一旦考进北大，便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当先生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水泄不通，走廊、窗户外面都站着听讲的人。此后几年间，先生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先后讲授过中国文学史基础课，以及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唐宋词研究等专题研究课。先生的课在80、90年代成为中文系学子和许多喜欢中文的学子心中的经典课程，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北大学者风度的象征，成为北大学子心中美丽的记忆。一位博士说：袁先生上课的时候，那种陶醉和潇洒，让你感到他还是个年轻人。
也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学者风范开始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1982—1983年，先生应邀赴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一年，他是首位受聘于东京大学的北大教授。时间刚刚过半，东大中文系主任就给北大发来公函，称赞先生“学识渊博，人格高尚”，并希望先生延长一年。1992—1993年间，先生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又引起了巨大反响。先生回国时，许多学生自发到机场送行，有的学生家离机场太远，就在头一天晚上赶到距机场近的同学家里落脚。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在显著的位置对先生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和热情洋溢的赞美，文章的题目更散发着浓郁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京城来了人》。直到现在，每当遇见新加坡学界的朋友，他们还会津津有味地谈起先生当年的风采。
先生上课很有自己的风格。他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课堂上总是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国学研究院2002级的博士生曹胜高说：“袁行霈老师很有雅量，尽管他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学者，但是他非常虚心，非常坦然地倾听同学的不同见解。”只要是袁先生的学生，或听过袁先生课的人，你只要问及他们的感受，他们首先想到的词多半是“如沐春风”。“上袁先生的课你经常有这样的体验，不知怎么，咦，一节课就过去了。”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袁先生对学生不严格要求。国学研究院每一届学生开学典礼时袁先生都要在讲话中提到：这里的学生要提交两篇论文，一篇是学术的论文，一篇是个人品德的“论文”。他要求学生做到学问和道德的统一。先生对学生交的论文，大至谋篇布局，小至遣词用字和句逗，都不放过。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一个博士生正在写学位论文，但是又不能像往常一样跟老师面对面地交谈。于是先生就利用电子邮件进行指导和批改，等到论文定稿，电子邮件已经积累了一大堆，最紧张的时候，先生一天改了三次，发了三遍，以至于最后大家都说，出一本论文的批注版都绰绰有余。先生上课的板书俊秀飘逸，每当他转身写字时，那气度，那字迹，总是要激起一阵感叹。他习惯竖写，一行行地从右到左，一节课下来，黑板上就完成了一篇书法作品。他的学生中也有不少擅长书法的，于是一个误传不胫而走：要考先生的研究生首先得书法好。前两年先生还收到考生的一封来信，询问此事。
由于教学和研究成绩斐然，1979年先生在做了22年助教后成为讲师，第二年即1980年升为副教授，1984年国家教委组织全国部分老教授审核后特批为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先生微笑着说：“我大概是做助教时间最长的人，”应该再加一句，大概也是做讲师时间最短的人。由于在教学工作中的突出贡献，1989年先生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个人）；1991年获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1993年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公众推选的十佳教师)；1995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他担任了多项社会职务时还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亲自指导的研究生有些已成为国内外相当著名的教授，或担任着一些部门的领导工作。他常说：“我的本职工作是教书。”先生对教学相长的古训深有体会，他说，好的学生固然和老师的培养分不开，能成为好的老师也跟学生分不开。先生深深眷恋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老师！”
先生走上学术道路和他从小所受的文化熏陶有很大关系。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培养了他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启迪了他对文学的慧心和妙赏。
1953年，先生考进北京大学，从此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1957年毕业，被林庚先生留做助教。在1960年至1964年的几年间，他和陈贻焮先生一起跟随他们的导师林庚先生主编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还参加了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的选注工作。做这些工作需要阅读大量的作品和史料，为他今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纵通”与“横通”》，文章不长，却是先生第一次公开地表白自己的学术追求，预示着他学术道路上一个新的开始。文章指出：所谓“纵通”是“就文学论文学，着重研究文学史上各种现象、体裁、流派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研究一个个时代和作家的成就，及其承上的作用和启下的影响；力求将上下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所谓“横通”就是力求将文学和史学、哲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努力从他们的关联上，从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的关系上，寻求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他认为将“纵通”与“横通”结合起来，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观察和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甚至开拓出一些新的学科领域”。
1987年他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出版，此后在日本又出版了此书上编的日文译本，在韩国出版了全书的韩文译本。此书于1991年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授予的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学界对于这一专著的认可令先生感到欣慰，然而谈及这本书的时候，先生屡屡提及的却是林庚先生所作的序言，其中显示了两代学者心灵的脉脉相通，特别是他对导师的感恩之情。林庚先生在序言中说：“人之会心，或囊括宇宙，或隐于针锋，灵犀脉脉，若相问答。行霈为学多方，长于分析，每触类而旁通，遂游刃于群艺，尝倡边缘之学；举凡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维所至，莫不成其论诗之注脚。本书上编盖由浅入深，沿波以探源；下编则青山历历，峰峦自见。仿佛两条坐标轴构成一幅坐标图，交辉映照，互为表里。话固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譬喻又总是跛足的，不知其可耶非耶。多年来行霈时叩我柴扉，每纵谈终日，乐而忘返；盖习以为常，亦性之所近也。”
1987年他应邀到日本爱知大学讲学，此后不久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就是这次讲学的讲稿。1994年，先生与弟子孟二冬教授、丁放教授合著的《中国诗学通论》出版，随即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随着学问的精进和学术成就的积累，先生对做学问的见解愈加高屋建瓴。他认为做学问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明白；另一种是对简单的事情，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先生认为，学问也和诗歌一样具有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弘，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而形成这种气象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敬业的态度，对学问十分虔诚，一丝不苟；第二是博大的胸襟，不矜己长，不攻人短，不存门户之见；第三是清高的品德，潜心学问，坚持真理，堂堂正正。先生说，具有大家气象的学者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学术的格局和视野开阔，能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他们的学问都具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垂范后学；他们都是学问和道德并重，用正直、诚实、刚强成其宽容、独立之气象。
1995年，教育部请袁先生主编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他约请了19所高校的29位学者，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气氛，大家团结一致，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完成了全部书稿，共四卷。他不但将这部书定位为教材，也定位为学术著作，因为好的教材都应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并有独到的见解。他为这部书花费了大量心血，从组织班子、草拟编写要点、确定全书体例、拟定编写工作条例、统改编写大纲，直到全书初稿完成后对全书进行统改润饰定稿，以及看校样，他总是事必躬亲。他还亲自撰写了总叙论、第三卷叙论，以及第三卷的两章。他利用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的机会统改书稿，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夜以继日辛苦了将近四个月。他手提着一箱子书稿，从中国到美国，又从美国返回中国。他说自己从不做挂名主编，这部书就是证明。关于这套教材的编写方针，先生提出“守正出新”四个字，先生还确立了撰写文学史的三条原则：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这与先生关于诗歌艺术研究经验的总结（博采、精鉴、深味、妙悟）同样有其个人特点，即强调会通化成。傅璇琮先生认为该书“打破传统概念，开拓研究视野，展示了学术发展的新方向”；杨义先生认为全书的总绪论和各编的绪论，“从文化学的大视野考察了文学与政治社会、宗教信仰、学术、传媒和受众等诸因素的联系，荦荦大端，层次分明，有些地方写得非常大器”。该书在1999年8月出版，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1年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又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已经印刷了多次，被许多高校采用。这是对他们这个集体的高度肯定。
无论就人生追求还是学术兴趣而言，先生生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部分是他对陶渊明的挚爱。他对陶渊明的研究从80年代初就开始了，前后持续了20多年。2003年他出版了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项目、厚达900页的《陶渊明集笺注》。书中内容包括校勘、题解、编年、笺注、考辨、析义，并附有和陶诗十种、陶渊明年谱简编等。为了整理此书，先生广泛调查研究了国内外《陶渊明集》的各种善本，选择汲古阁藏宋刊十卷本为底本。这是各种善本中最好的，也是现有各种注本从未用过的孤本。所用五种校本都是宋元刻本，并参校各种总集、类书、史书。其中所校陶集异文多达七百多处，校记中一一注明，并对多处重要异文作了考辨。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底本以及其他各种宋元刻本的面貌。先生此书兼采各家之说，其中多有散见于各种书籍、报刊而从未被人注意者，也包括海外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对各家之说必详加考辨，择善而从，且断以己意。先生此书既带有汇校和集注的性质，又有很强的独创性，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可谓一种新的尝试。先生认为，陶渊明的作品看似平易，实则含义深邃。对于此书的笺注，先生在字词、典故、史实的解释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而又不满足于此，对许多含义深刻而被人忽略的地方，必旁征博引，加以阐释。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多有自己的说明，对一些史实也不放过。先生曾在东京大学、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系统地讲授过“陶渊明研究”课程，并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就陶渊明作过专题演讲。所发表的多篇论文，在1997年汇集为《陶渊明研究》一书出版。这些研究成果都吸收到《陶渊明集笺注》一书中，使此书不同于普及性的注本，而具有学术性。书中所附和陶诗，对于深入研究陶渊明接受史有重要意义。有的和陶诗十分罕见，是根据手迹和孤本整理的。《陶渊明集笺注》在2004年获得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先生《论和陶诗的文化意蕴》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对北宋以后大量的和陶诗作了深入的阐释，并指出陶渊明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符号。可以说和陶诗是先生所开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先生从小就喜欢喜欢陶渊明，在追求自然和朴实的生活中，他一方面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单纯和宁静，另外又向往和追求哲人的那种自省、自觉。他用两句诗总结自己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表里俱澄澈（张孝祥词句），心迹喜双清（杜甫诗句）。”先生说，对陶渊明的研究过程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愉快的过程。他曾经为陶渊明纪念馆撰写了一副楹联：“质而绮，真且醇，自可传之千古；樽中酒，篱下菊，岂甘了此一生。”显示出他们心灵的相通，也表达了对于前贤的理解和尊敬。夜深人静，喧嚣散尽，先生每每披衣于他的书房中，与陶渊明衷心交契。很多人把先生看作是一个具有陶渊明风范的人，先生自然反对，但在他身上确实可以感受到陶渊明的清高。
先生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一是承传中华文化，二是沟通中外文化。在承传中华文化方面，既注意高深的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又注意向大众普及。
1992年初，北大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任命他为主任。中心章程规定：为了充分发挥北大文史哲考古等学科雄厚的学术实力，发掘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学术事业的发展，经学校领导批准，成立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在袁先生的主持下，中心编辑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先生在发刊词中说：“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不是一潭止水，它宛若滚滚不尽的江河，不断纳入支流，或直或曲，或速或缓，或涨或落，变动不居。国学也是这样，汉有汉学，宋有宋学，今后则必有以今之时代命名的学派。历史悠久的国学只有不断以新的形态代替旧的形态，才能永葆青春。”“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国学，必将抖落身上的尘埃，吸取各国优秀文化的营养，以其扶疏的枝叶向全世界展现旺盛的生命力。”先生站在中国学术承传的高度，站在振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站在古今和东西融通的高度，审视中国文化的前途，其新锐精到和宏放激切让人感奋。至今，《国学研究》已经编辑出版了17卷，成为国内外很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中心还组织并资助了30多项研究课题，已出版十多部高水平的研究著作，编辑为《国学研究丛刊》。中心还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摄制《中华文明之光》150集，每集三十分钟，一百多位北大老师参加讲解。根据《中华文明之光》改编的少儿读本《中华文明大视野》2003年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提出来特别讲一讲：一是《中华文明之光》播出后，各界人士好评如潮。九十多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亲自打电话赞扬这套节目格调高雅，深入浅出。国务院副总理则在贺信中指出：“你们利用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把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把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去陶冶人的情操，鼓舞人的斗志，这种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在同志逝世后举国哀悼的那些日子里，《中华文明之光》曾是中央电视台每天连续多次播放的主要节目。二是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庆之际，中心主办了有17个国家的著名学者参加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中外学者进行了广泛和很有深度的交流。袁先生在会上作了开幕辞，题为《文化的馈赠》，响亮地提出一个处理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关系的主张。馈赠的关系是双向的，既把自己的好东西馈赠给别人，也乐意接受别人的馈赠。馈赠的态度不是彼此对抗而是彼此尊重，馈赠的结果是多种文化互相交融、共同繁荣。提倡“文化的馈赠”，意在通过互相交融，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化的高度昌盛。“馈赠”的主张得到广泛的注意，这次会议也被誉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
2001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改名为国学研究院，袁先生又出任院长。在袁先生和他的同事的共同努力下，2002年国学研究院招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博士班，目前已招收了五届学生，第一、二届已经毕业，取得博士学位。有的博士一毕业就被一所重点大学聘为副教授。国学研究院还组织北大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院系的36位教授和副教授，共同撰写多学科交融的学术著作《中华文明史》。袁先生把这项工作当成承传中华文明的一件大事来抓，他和其他主编亲自参加撰稿，大家齐心协力，经过六年多的认真钻研、反复讨论、多次修改，今年四月《中华文明史》终于出版。全书共分为四卷，约160万字，400幅插图。初版印了一万一千册，一个月后就加印了七千册。
14年来，这个虚体性的研究机构出版的各类著作约两千万字，为学术研究特别是跨学科研究做出了贡献，为学者们施展才能搭起了舞台。
先生现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这些职务中的任何一个职务都足以让人敬慕，但先生说：“我只把这些看作是我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袁先生的头衔和职位，没有一个是他自己主动谋求的。1992年3月，先生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天，经别人提醒，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全国政协常委里有自己的名字，才知道自己今后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了。1996年他被民盟的前辈领导人提名，当选为民盟中央。2003年，先生又被河北省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接着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先生来说，法律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先生为了很好地履行一个代表的职责，除了参加各种会议之外，还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对提交常委会讨论的法律草案，先生像做学问那样认真推敲，提出意见和建议。
2001年4月，袁先生在北大文科全体教师的大会上的演讲至今仍经常被人谈起。他演讲的题目是《学术的风气与学者的风范》。他说：“目前,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和商业上的投机心理侵蚀着学术，一些学者忘记了学术的目的，或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或媚于世俗，热衷炒作；有的人甚至丧失学术道德，以抄袭剽窃的手段换取一时的名利。这简直就是学术自杀的行为！”他呼吁“树立学术的气象和学者的风范”。在2002年秋举办的北大文科论坛上，袁先生做了题为《多元与自主——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人类文化生态》的主题演讲。他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化的进程，但不应当也不会导致民族文化特色的消亡。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到来的，既不是单一的全球文化，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化多元的繁荣和文化的自主。一切有良知的学者，应担负起文化馈赠的任务，寻求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我们欢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文化交往，同时认为中华文明应当更主动地走向世界。”这篇演讲继《文化的馈赠》之后，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我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性思考。
先生在这段时间从事社会活动最有成效的事情是，2003年3月8日上午在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大会发言：《关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几点建议》。袁先生多年来深感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先是在这次全国政协的联组会上就如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如下建议：要建立适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靠长期的社会实践，靠科学地总结前人的知识、智慧而取得的，积累性比较强，知识更新的速度比较慢，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容易引起争议，难以很快得到公认成为定论，需要较长时间的考验。所以，要特别注意防止短期行为，切忌急功近利，不能助长浮躁作风”。要提倡和组织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的研究既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各个分支相互的交叉和融合，也包括文理之间相互的渗透。他建议制定国家级的攻关计划，类似自然科学方面的863计划、973计划，集中人力财力解决一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问题。他呼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这是提高国民素质，实现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重要途径。他认为，提高国民素质要“双管齐下”，既需要普及自然科学知识，也需要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要像组织院士写作科普读物那样，组织社科领域内高水平的学者撰写面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和机关干部的社科普及读物，也可以充分利用电子网络开展工作。”要合理地开发和配制研究资源，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力度。他提到“大学的文、史、哲、考古等系的录取分数呈下降趋势。在中国这样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文明古国，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社科方面的投入，对于缺少其他经费来源的人文学科，例如文、史、哲、考古等，政府应当给与更多的扶持。他还建议由中央就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起草并下发一个文件，以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过了几天，袁先生又被选为大会发言人，仍然就这个问题在全体大会上进行了阐述。由于这次发言很有针对性，所提的建议也很中肯，不仅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在媒体上公布后还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在采访中我始终都怀着一个问题，由于担心会不会触及先生的创痛而没有发问，但最终还是问了：“先生既然在这个地方曾经遭受过不白之怨，为何还是一往深情，并且老而弥笃？”“我的气质和学问都是北大给的，没有北大就没有我的一切成绩，为北大做贡献是应该的。再说，比较起来我还是十分幸运，真没有什么委屈。”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甚至觉得这都不应该成为问题。
袁先生说自己“常怀感激之心，常存惭愧之意。”这并不是过分的谦虚，而是他的真情流露。他说：“我能做出一点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大家的帮助和成全。本应做得更好，但没有做到，留下许多缺陷。”常怀感激之心，表明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周围人的善意。常存惭愧之意，是一种可贵的反省精神，表明一个人智性的健康和完整。惟其通过反省，不断看到生命中尚需充实的空间，生命才具有不断走向充实的可能。
我急切地想知道袁先生在学生期间都受了哪些人的影响和鼓励，他告诉我：亲自教过他的老师就有：杨晦、游国恩、浦江清、吴组缃、林庚、冯钟芸、魏建功、王力、袁家骅、高名凯、周祖谟、林焘、曹靖华、季羡林、金克木、李赋宁、周一良、邓广铭等。林庚先生是他多年追随的导师，林庚先生是以诗人和学者双重身份而受到尊敬的大师。如前所述，林先生在给袁先生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自然地流露了他对这位弟子的赞赏，他们师生之间不仅有着学术上的师承、深厚的师生情谊，还有着朋友似的默契。难怪袁先生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版中将他和林先生的合影放在正文之前，也难怪在袁先生书架的一个明显位置上，摆放着袁先生和林先生的合影，林先生清癯而坚毅，袁先生充满敬意和幸福。袁先生每逢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国学研究院这14年来的工作成绩时，总是由衷地感谢跟他密切合作过的一百多位老师，感谢副院长兼秘书长吴同瑞和秘书处的其他老师们。他说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有限，只不过能够体谅人、团结人而已。的确，跟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觉得心情愉快。
先生写过一篇散文《我心中的北大》，在文中说：“北大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气象，有一个不可测其深浅的底蕴，唯有大海才能比拟。”先生正是在这样的大海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智慧，获得了宽容，获得了勇敢。惟其如此，面对人生的各种考验，先生才显得那样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