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散文创作以其日渐庞大的创作群体，丰富多样的品类和各式各样的文体形态，以及令人应接不暇的散文现象或流派，呈现出杂树生花、方兴未艾、蔚为壮观之势。这其中，“学者散文”因其独特的写作姿态和深广的文化背景，因其溯通了中国文章学的传统，引发读者持续不断的关注和阅读的兴趣。究竟应如何评价学者散文？笔者打算从文体自觉的角度，考察学者散文与传统文脉的关系，探讨它的文体特征和话语方式，以及它给中国当代的散文创作注入了什么样的精神元素。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这里所指的“学者散文”，除了90年代以后职业的学术研究者所写的散文小品，还包括一些学术型作家的散文创作。
文体，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文学的体裁、体制、类型、体式、语言秩序的组合与风格的总和。文体是一个宽广的、既富于弹性又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它不仅指文章的体裁、类型与体制，而且包含作家特定的语体、风格、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与文化人格，等等。此外，文体还是笔调、气韵、味道、氛围等的呈现。就文体的“内”和“外”来看，语体文体、主体人格、精神气质、格调气韵等，属于“内”，是文体的深层结构；文学体裁、类型与体制，包括时代文体、民族文体等，属于“外”，是文体的表层因素。本文所研究的学者散文的文体，主要侧重于“内”方面的研究。
我国是一个十分重视文体的国度。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文学便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体现在文体方面，这时期的文学特别是散文的审美意识大大加强了。唐代的古文运动与宋代的诗新运动，尽管打的是“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反对骈体的形式主义等旗号，但那时的散文家并不是一味排斥骈文辞章的优美和修辞策略。他们在崇尚“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前提下，也讲究排比、对偶和用典，追求文辞的优美、鲜活与灵动有趣。这种文体上的自觉，一直延续到晚明的小品、清代桐城派的散文，及至近代和“五四”的散文。“五四”散文的成就之所以在小说、诗歌和戏剧之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五四”那一批散文家特别注重文体的选择与创造。他们一方面注重“文类文体”的建设；另一方面致力于寻找与现代散文的内容和主题相适应的话语方式，即在语体文体的选择上，现代散文作家自觉地追求在“新而不乱，奇而不渎”的话语方式中，让现代散文在中西结合中体现文体发展的可能性。其次，通过文学传统的转化，使散文的语体更加“漂亮”和“缜密”，从而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偏见。再则，借助作家主体“言与意”“形与心”的渗透互融，构成既和谐统一，又独具意韵和情致的语体文体。
学者散文承续了“五四”的散文精神和文体自觉。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追求主体文体的自由与独立，注重表现自我与生命的本真；一方面又服膺周作人的“美文”主张，并通过“聊天式”或“闲话体”这种体式，以从容舒缓的叙述语调，自由自在、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表达方式，给当代的散文创作注入了活力和生机，不仅有效地摆脱了旧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使当代散文的题材、主题、结构和精神指向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且提升了当代散文的文化品位和精神质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者散文在散文文体上的自觉与建树，既得益于“五四”散文精神的浸润，又是充分汲取我国古代文章学的有益养料的结果。学者散文的作者大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不但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而且都有良好的国学根柢，对于中国古代文章学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更难得的是，在此基础上，他们能顺应时代潮流，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并积极参与文化交流，同时将学者的理性思考和人生感悟融汇其中，并由此构成他们文章的主要内容和文体特征。正是在传统文章学的背景下，学者散文以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为己任，以文体自觉为标识，延续了中国散文绵延不绝的精神和文脉。同时，他们还自觉地追求散文的个人性和独特风格。比如汪曾祺，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其他学者散文家的创作，也可作如是观。
学者散文有一个十分可贵的品质，就是古人常说的“文道合一”。所谓“文道合一”，也就是“文质彬彬”，即做文也做人，文辞与思想要统一，不可扬文而忘道，亦不能显道而隐文；既不要徒有虚表，又不追求思辨盈篇。如能达到两者完美结合，就有可能抵达艺术的妙境。我们看到，在人与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与散文文体的有机结合方面，学者散文堪称当代散文创作的典范。与强调“文道合一”相一致，学者散文在文体上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用揶揄调侃的微讽笔调去写苦难与悲剧，并由此实现对于人性的深层开掘。学者散文的作者基本上都属于“老生代”。他们见多识广，阅历丰富，且大多人生坎坷，经历过生活的不公正待遇。即便如此，他们的散文体现出来的却是参透人生之后的大彻大悟，是智者的通达洒脱与会心一笑。像陈白尘的散文，既有揶揄调侃、嬉笑怒骂的一面，更有对于美好事物的赞美和美好人性的珍惜。
学者散文在文体上还有一个特征，即采用对话的言说方式。对话的言说方式是古典散文的文体形式之一。对话言说方式的作用，一是可以更自由自在地表达不同的观点；二是直接入题，无须客套，简洁明了；三是可使文章更有趣有味。学者散文继承了古典散文这一优良传统又有所创新。由于学者散文的作家大多贯通中西，知识丰富，学养深厚，加之心态放松，因此采用这一文体形式，可以说是得手应心、左右逢源。在这方面，运用最多且最为成功的是金克木。
关于学者散文的文体问题，可供研究的方面很多。笔者此前曾写过一篇文章，主要从语体文体的层面谈学者散文的文体。在本文中，我拟从另一个方向——文笔、文气、氛围来探讨学者散文的文体。
文笔这一概念源于南北朝的“文笔说”。即有韵的文章为文，无韵的文章为笔。按今天的理解，“文笔”可以理解为文章独特的体制或笔法，其另一层意思，笔者理解为“闲笔”的意味。我国古代有文章需有“过枝接叶处”之说，这“过枝接叶处”正是文章的“闲笔”。学者散文家深谙“闲笔”的妙处，并努力在文章中加以实践。于是我们看到，在张中行、季羡林、汪曾祺、孙犁、杨绛等的作品中，在“正笔”之外又摇曳出许多“闲笔”。这些溢出主体人事的“闲笔”，或是从另一个角度补充前面的故事情节；或是调节叙述的节奏；或是增添作品的情趣。总之，学者散文对于“闲笔”的重视和运用，不仅扩展了作品的想象空间，也丰富了文章的意蕴。
文气论是中国文论的一个源远流长的重要的范畴，汪曾祺有他的独到理解：“‘桐城派’提出，所谓文气就是文章应该怎么起，怎么落，怎么断，怎么连，怎么顿等等这样一些东西，讲究这些东西，文章内在的节奏感就很强。”这显然是深谙文学三昧的经验之谈。其他学者散文家，虽没有像汪曾祺这样全面深入地阐述文气，但在一些创作谈中也多有涉及。学者散文家不但对文气做一般创作论意义上的阐释，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自觉地在创作中灌注进一种文气。因此，读汪曾祺的散文，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沾着家乡水气和烟火味的散淡之气。读张中行的《顺生论》，我们体味到的是一种乐天知命的平和之气。而金克木与萧乾的散文，流露的是一股通达与反讽之气。孙犁与杨绛又有所不同。孙犁的散文简古朴实中有奇崛之气。杨绛的散文自然沉静中有内敛之气。
氛围对于文学创作包括散文的叙述同样十分重要。小说中的叙述氛围与散文的叙述氛围的表现特征是不尽相同的。小说中的氛围与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展开和生活场景的转换结合在一起。而在散文的叙述中，氛围往往同特定的情调、心理契机和意象意境融合为一体。散文中的叙述氛围一方面形成于文本的形式层面，另一方面超越了文本形式的限制。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它与作者选定的内容、场景、结构和话语方式必须保持一种统一的对应关系，但由于氛围既属于时空范畴又是心理范畴，因而有较大的随机性和可造性；加之它还体现出作者与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因此叙述氛围常常能够直接获得出人意料的诗的审美效果，尤其在优秀的散文家那里，这种诗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笔者以为，文体乃是作家的主体人格、文化观念、个人心性、审美偏好与韵致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学者散文有文体的自觉，并在语体文体方面既倾向于在“文道合一”中开拓当代散文文体的发展空间；同时，又通过“言与意”“形与心”的和谐组合，以及独特的文笔、文气与氛围，构成独具东方情调的语体文体特征。因此，学者散文在文体上的特征与成就，值得散文研究者做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
从散文本体的角度看，学者散文是散文的正宗，也是散文文化精神的有益实践，它代表了当代散文发展的正确方向。首先，中国散文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即先秦散文，便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杂文学”，学者散文的一个文体特点便是“杂”，其中既有记叙描写、介绍说明，也有历史哲学、小说和诗歌、戏剧的因素杂糅，这正好对接上了先秦散文的源头。其次，散文的本质是自由自在、不拘一格、“法无定法”，而以“聊天体”“闲适体”为主要文体特征的学者散文，正好符合散文的本体。最后，散文的生命是真实，而学者散文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以真实、坦诚为原则，他们拒绝虚构，也不屑于粉饰雕琢。总之，正如巴金所说，他们是把心交给读者。正是这种生命本真的投入，才使学者散文受到广泛的欢迎。笔者以为，学者散文在文体上的自觉，对于当代散文中出现的空疏空洞、虚假做作、抒情泛滥，以及人格分裂、文道分离的创作倾向，无疑能起到正本清源、匡正风气的作用。
学者散文承接了中国的文章学传统，打通了古今散文的文脉。学者们的创作自由自在，率性任心，不受任何规矩的束缚，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文体自觉。还应看到，学者散文贴近散文本体，它不但可以促使当代散文摆脱唯抒情的羁绊，拓展当代散文的文体天地，而且有助于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与文体创造相融合，将文体的意义直接与文化自信相对接，从而使散文写作更具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