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是当代台湾散文家中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她的散文不仅涉及题材广泛，而且融入了达观开朗的人生态度，其中诸多寄托乡愁的篇章，文笔舒放自然，典雅隽永。琦君故里瓯海是道地的江南山水之城，文人辈出，在这里，诗人谢灵运曾泛舟塘河，登高眺海，留下“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的千年佳句；新文化运动前驱、弘一法师李叔同写尽“一生三变，万般从容”；散文大家朱自清为梅雨潭的“绿”深深折服；而作家琦君以故乡为背景创作的《橘子红了》，更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寄托乡愁的重要载体。
11月29日，临近岁末之际，琦君故里迎来了第五届“琦君散文奖”颁奖典礼。“琦君散文奖”由十月杂志社和瓯海区人民政府共同设立，意在奖励海内外公开出版的以书写乡情乡愁、地方文化、生态自然为主题的散文和非虚构类书籍。前四届获奖者包括黄灯、张炜、鲍尔吉•原野、周晓枫、李修文、苏沧桑、贾樟柯、沈芸、半夏、彤子等。
在浙江温州瓯海区三溪中学琦君文学馆，一个桂树环抱的雅致院落中，作家李敬泽、祝勇、刘大先分别凭借《黍离——它的作者，这伟大的正典诗人》《故宫六百年》《故乡即异邦》获得第五届琦君散文奖“作品奖”。已故作家胡冬林的《山林笔记》获得第五届琦君散文奖 “特别奖”。
身为中国作家协会，李敬泽曾经给很多人颁过奖，然而在桂树掩映的夜空下，在一个寄托着游子乡愁的院落中接受一个文学奖项，对他来讲还是非常特别的经验。
他的目光里有世界和万古，他的散文写作一直在起源处辨认中华文明的内在根性与外在风度。这一次，他从文明史的角度重读诗歌经典，以黍离讲述“华夏自觉”的发端与存续。怀天下而忧接千古，用阐释为世界再次安排秩序，现实与书写、他者与本地构成隐秘的对照。这是中国人情感与精神方式的朝拜式回望，自毛诗而下这每个人皆身处其中的意义之河，李敬泽蹚出一条“信”的路径，走在中华诗教与道统的前端，走过少年逞才与暮年变法，走过“人”与“仁”的无数分身，转身辨认文明的先知。
刊发于2020年《十月》第3期的《黍离——它的作者，这伟大的正典诗人》创作缘起于李敬泽在疫情期间阅读《诗经》中《黍离》的感受，短短数行诗句给予他无限想象和启发，“即使今天距离诗歌刚刚诞生的年代已经过去几千年，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读它还是能够感觉到强大的生命力，它与后来的人以至于现在的人，仍然可以发生强烈的对话。”受到文学经典中根性的感召，李敬泽开始写作这篇散文，一发而不可收，虽然“一开始并没想写那么多”，事实上却“越写越多”，最终写成洋洋洒洒15000余字的长文，由此李敬泽意识到，“那些原初的经典确实是有巨大空间的，也是有根的。”
无论是置于公众的视野之外还是读者的关注热点，故宫所铭刻的六百年沧桑从未变成过眼云烟。本篇《故宫六百年》是祝勇解密故宫的集大成之作《故宫六百年》的开篇之作，它以作家的专注和和学者的广博，娓娓道来，历数故宫的前世今生，赋予了伟大的故宫在中华民族历史中无可替代的文明和传承。
祝勇认为，“故宫六百年”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六百年当中有无数人在这样一个场域里经历生生死死、悲欢喜乐，这里包含了很多人生活过的痕迹和情感，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当回望六百年岁月，看到的不应仅仅是物质化的遗产，《故宫六百年》这个作品，是跟曾经在故宫生活过的人的一次对视。故宫作为一个在中华民族历史中无可替代的文明载体，仍然蕴藏有待阐释的空间。”
在李敬泽眼中，即使是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现在自媒体、融媒体极度发达的条件下，文字依然是、恐怕也将永远是人们基本的书写和交往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章之道可以说也是文化和文明之道。反之亦然，有文化和文明存在就会有文章，“假设我们现在问有朝一日还有没有小说？这其实很难讲，但是文章将是永远存续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散文是最宽泛最活跃也最没有边界的书写方式。”正因为无法确定散文确切的边界，李敬泽认为我们时代的文章之道正受到极大考验，“有时‘媒介即信息’表现得非常突出，互联网的传播方式势必影响人们表达和阅读的某些前提条件。文章不外乎叙事、说理、抒情功能，因此在这样一个媒介即信息的时代，如何说理，如何抒情，如何叙事，都面临着考验。”
写作时的李敬泽是安静甚至寂寞的，在颁奖现场，他提到诗人谢灵运到瞿溪曾写下“清霄扬浮烟，空林响法鼓”这样的诗句，而他这次写作经历也如同诗句中所描写的一样，清寂安然，“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大的动静和热闹”，他决心永远做个学生，“永远向着山月、树木、溪水敞开，向着这个世界的复杂变化敞开，也向着无穷无尽的知识和思想敞开。”
这是一首父与子、个体与故乡、死亡与承续的抒情多重奏，也是一则时代大流动背景里的乡土社会学观察。每个亡灵都会经历两次安葬，一次以现实，一次以言语。大先以梦境打开封存的记忆，情感的暴风雨消声为雾气氤氲的低语，伴之以抽丝剥茧的理性分析。在故乡陪伴父亲度过最后时光的亲情体验，与地方道德生态、传统礼仪细节、新农民的生活追求等观察相牵连，于新与旧、我与他之间呈现千姿百态的乡土形态。经由缺失与离别成为有故乡的人，成为背负着乡土幽灵的最后一代人，是这代书写者的命定。
刘大先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青年评论家，正如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的，“自己并非一个专业作家，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故乡的人。”他感到，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当中，人们与故乡的感情，那种内心充满的难以割舍的情绪，跟琦君的散文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刘大先此次的获奖篇目《故乡即异邦》正是一次对原乡的回溯。——即便他早已敏锐地察觉到，几十年间发生的变化使个体生命遭遇了强烈的冲击，无论是对人本身还是对人之情感的认知，都已经完全与“乡土中国”判然二分了，“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流动性特别大的社会，我们的身体在流动，信息在流动，技术在流动，一切都在不停流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外部世界不断的变化，个体很难形成对世界的稳固认知。当下，唯一能够让我们重温稳固感的恐怕只有一个人的过去和来路”，尽管事实上人们不太可能返回原乡，“原乡”大多时候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和想象当中，而对原乡的书写仍然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在刘大先笔下，书写“回不去的故乡”是“对自己过往的理解和告别”。
除却自己的获奖作品《故乡即异邦》是更为直接的对原乡的回溯，由评论家视角审视此次获奖篇目，刘大先认为，另两位获奖者祝勇和李敬泽的文章，分别从物质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温情地记述和回溯了古典中国，而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传统再认知的过程，“一切关于过去事物的回想和书写都是跟当下息息相关的，我们不可能书写一个纯然跟当下不发生关联的过去。当我们回想过去，一定是某一事件、某一事物、某一文化在当下的心灵中激荡出了它的回响。这种回溯指向一点，即传统在当下意味着什么？可能意味着她仍然滋养着我们当下的生活，这个时候作家的发现和书写也就应运而生了。”
散文可能是与当下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文体，但人们对“什么样的散文才算是好散文”的看法仍然莫衷一是。在刘大先看来，价值判断，尤其是对文学做价值判断充满了主观性，“我没办法说什么样的是好的，什么样的是坏的，因为散文文体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最日常的，语文课本上大部分篇目是散文，生活中我们读的最多的是散文，写的最多的也是散文，这些日常令这个文体看上去似乎特别容易上手，几乎人人都写过散文，但是要写好散文，达到公认的好其实特别困难。正因为似乎人人可行，而对文学的判断又是特别主观化的，因此对什么样的散文是好的很难获得公众一致的认知。但是新世纪以来，也涌现了很多名家，从刘亮程到李敬泽、周晓枫、李修文、李娟，他们各有特点，有的人才华横溢，有的人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储备，有的人则一片天然。”
“修辞利其诚”，刘大先认为，散文最宝贵的，也是它与虚构的小说或理论性强的论文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散文“是真诚的，需要自己先投入感情，才可能激发其他人心目中的感情，散文是以情动情的。”刘大先坦言，他本人的审美趣味并不钟情那些过分情感化的处理甚至泛滥的抒情，在试图保持客观、冷静、中立的态度同时，他也注意到了散文“有节制”的情感流露，“我喜欢的是培根和蒙田式的随笔，具有知性魅力的散文，尽管超然释怀显然是无法达到的境界。同时我想写东西一定是动了感情的，无论何种情感都不可能打动所有人，但是一定会触动某一部分人，这似乎可以认为是优秀散文的初步门槛，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冰冷的机器或者完全理性的个体，一定在某个时刻某种境地有情感流泻出来，而散文的动人之处就在于这些情感的出口和缝隙之中。”（文/中国作家网记者 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