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邀请到两位来自腾讯谷雨的非虚构写作作者，三位分别来自长短视频平台的创作者与三位曾任记者、现任大学教授的老师。他们有的是奔赴火场一线的消防员，有的在武汉封城后拍下 “武汉日记”，有的在大学里从事新闻教育。
姜思羽：我是写小说的，第一次写非虚构是因为我有两个前同事他们被公司暴力裁员了，经常往返于公司和劳动仲裁的地方。我当时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因为他们是程序员，曾跟着公司做着财务自由的梦。
程雪力：我想记住那些深刻的人和事。摄影能抵达非虚构写作到不了的地方，反过来非虚构写作也一样，两者可以互补。当然，虚构作品一样能抵达故事的核心，不同载体会有不同效果，它们都是讲故事的媒介。
程雪力：人的记忆会生锈，有些事情不记录下来，就会忘记，或者会变模糊。我想记住那些深刻的经历，如果一个人没有记忆，那他的一生就是空白的，这太可怕了。
姜思羽：记录的意义，意义我说不太好。对我来讲就是记录下重要或细微的人在时代洪流中命运和变化，让更多的人被看见或者说被理解。
程雪力：有一点。和朋友开玩笑时我会说自己是一个消防员、半个记者，因为没有记者证，也不在媒体工作。
程雪力：会的。我会持续关注与我有关的事情，比如森林、故乡、退役的战友等，这些题材是我长期进行的项目。
程雪力：那得先问问读者愿不愿意学习新闻素养。我觉得一些好的作品不受欢迎可能与时代情绪有关，但并不代表它不是好作品。
南京本地的风光摄影师，主要做的是航拍和延时摄影，现在正处于自媒体创业阶段，主要是通过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
南京大学文学院19级本科生，B站昵称：蓝小鲸MZ，平时踢踢球唱唱歌，不甘落后又不想太卷的学术菜鸡。
林文华：我从早年互联网时代（2002年左右）开始接触数码摄影，随着后来影像技术的发展，慢慢过渡到视频，最早使用的一台摄像机是JVC的一台mini磁带摄像机。在摄影时期就有对生活记录的习惯，后来改为视频记录，在我生活里的重要时刻都会保持记录，因此在武汉封城发生之际，我知道将要经历一场人生中的重要时期，本能地去做了记录。
Spring.sky：大约两年前开始拍摄，刚开始因为在抖音看到很多人发的视频就会想去学想去拍，也由此爱上了摄影。
尹慕泽：可能是平台的作用吧。之前有看到一些同学在B站上发一些自己的视频，我突然意识到原来除了我常用的朋友圈、QQ空间以外，还有这种更为立体和生动记录生活的方式。再加上有点机缘巧合吧，我后知后觉，原来学校买了Adobe全家桶，不用白不用的心态嘛。疫情期间闭门不出，就在站上找了pr和au的学习视频，开始自己边学边制作了。
Spring.sky：我觉得我是一个记录者，但是还做得不够。我觉得一个热爱生活，拥有发现美的眼睛，有毅力能坚持的人能够成为记录者。
尹慕泽：我觉得顶多算自己和周边环境的记录者吧。要说记录者的特质，要么当成热爱，要么当成工作，要是能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人，应该就是好的记录者吧，专业且热忱。
林文华：记录的意义很多，可以是为了分享让更多人知道，可以是为了作为时间记载，也可以用来表现真实。
尹慕泽：如果说我自己的记录，应是意在记下自己的时光，身边的人事，我曾经历过的那些重要节点。如果未来很远时有机会重温这些画面的话，怎能不让人热泪盈眶呢？如果宏观些看，记下我视域中的时代，也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就好比我拍摄的2020返校Vlog，现在看也只是很近，但却深深地烙上了2020这个特殊的时代印记。过些年岁这种记录也是时代的见证了吧，如果B站能活到很远的时候，那很多视频记录应该会是不错的史料。
Spring.sky：记录的意义在于看到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和生活，让时间在镜头下变得可见，记录美好的瞬间。
林文华：有区别，记者更多关注事件本身或者带来的影响，会给出一个结果或观点，而记录者仅仅呈现客观事实。
Spring.sky：记者更多的是以一种现场直播视频或者文字表述等形式，向大众讲述事实，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记录者更多的是在较长时间范围之内展示事物变化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尹慕泽：近些年，我们越来越发现人人皆可记录，人们在获取越来越便利的条件，以自己的方式和视角形成素材。但是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记者仍然很有必要存在，他们有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记录意识，这是专业和业余间的鸿沟。很多事只是娱乐消遣罢了，但还有另一些内容，如果彻底交由普通记录者传递给公众，难免有各方面的局限，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看到能有专业人士在一线报道和发声。
林文华：相比那些跟自己相关的生活记录，我对现实社会里的人和事更感兴趣，过去我的作品算是练习与积累，后面会做一些更严肃现实的题材。
尹慕泽：说不准咯，受限于课业负担，我开学之后已经长期拖更了……说不定我闲下来的时候就会想出什么新点子，目前暂时还是记录生活，或者做一些我喜欢的足球、音乐之类的内容。
林文华：现在我们很容易看到网友们对一些事件的两极化反应，往往会陷入非黑即白的激烈争论，每个新闻都不会只有我们所看到的那一面，我们需要从更多不同面来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得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普通人需要具备新闻素养。
曾任东方文化周刊记者，担任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主播、时事评论员，江苏新闻广播、江苏交通广播网特约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新潮：过去只有记者可以记录新闻事件，而现在全民都是“记录者”，老师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关于这种变化您有什么切身的感受？这其中会产生哪些问题？
张宁：“公民报道者”、“自媒体”等等，都是技术赋能的结果。一方面，技术确实在赋予了公民一定的表达权、传播权，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种种不那么合理与健康的传播现象，信息泥沙俱下，意见趋向极端，本就不够宽广和完善的公共领域更趋逼仄、日益撕裂等等。
在这种情境下，一方面，我们要对技术及其应用、运行有足够的警惕，另一方面，作为记者，面对冲击，最核心地一点是必须始终坚持自己的专业性，在可能的限度内，最大程度地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真相”的时代内，但记者们和未来的记者们应当秉持这样的信念：“后真相”时代不是真相不再重要，而是真相往往被遮蔽了。越是这样，越需要专业报道者们的对专业主义的坚守，就像《纽约时报》曾经做的一个巨大的广告上写的那样：Truth! Truth! Truth!
周海燕：我觉得（这种现象是因为）记者的权威性在下降，职业边界在逐渐的被消解吧，当然是由于新媒体环境带来的变化。我觉得从整体来看，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当然这对于新闻行业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其他人也拥有更多的发声的权力、记录的权力和利用媒介平台互动的权力，这应该看做是一件好事情。
但这样也就对记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你不仅仅是拿着一支笔去记录街谈巷闻，然后加以求证，你可能还需要一些更多的知识去解读这个新闻内在的一些意义，也就是说，你要有足够的技能以至能够比（直接经历事件的）记录者更好地来理解这个事情，这个是有难度的。所以今天的记者可能要学得更多，比如说数据方分析的技能、对于事件阐释的技能等等，这些都对学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白净：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昔日记者从事的工作，现在普罗大众每天都在做。记录当下发生的事件，或琐碎，或重要，以文字、声音、视频等多种形式，通过社交媒体、长短视频平台，这号那号发表。
这一切的背后，是拜技术所赐，技术赋予普罗大众拥有制作内容和传播内容的能力，其中一些机构和个人甚至拥有控制传播进程、影响传播效果的能力。
周海燕：记者节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作为时代的记录者的责任吧，可能你会觉得说有很多人都在记录某件事情，那么，记者的存在，还有什么样的价值？每一次到这一天我们都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但我对于那种抒情式的过记者节的方式不太感兴趣。
张宁：记者节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以职业命名的职业，另一个好像是护士节。意义之一是体现了记者这个职业的重要性，二是让整个社会能够了解记者、尊重记者，三是反过来也可以让新闻从业者有更高的使命感。
记者节设立在2000年，20年过去了，国家与社会在变，媒介也在变，今天的传媒业、新闻业面临着各方面的巨大挑战。因此，在理解记者节的时候，我更宁愿将它看作是一种提醒，提醒现今的传媒人不要忘却往日荣光（虽然也并不太大），同时坚持一些东西，不要轻易放弃。
白净：每一种节日的诞生，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记者节也一样。就像妇女节诞生在男女不平等的时代，今天，男女平等了，我们依然过妇女节。
今天我们过记者节，更多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将记者所秉持的原则，变成全社会所有记录者共同坚持的原则，例如报道事实，辨别是非，为公共利益发声，尊重他人，遵守法律，不夸大、不缩小、不歪曲事实，不违背常识，出了错及时更正道歉。
白净：狭义理解，记者是指受雇于专业媒体机构参与新闻采访、拍摄、写作的人。与记者直接相关的职业是编辑。从广义来理解，记者和编辑都是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又简称为记者。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给新闻机构的新闻采编人员颁发新闻记者证，记者变成采编人员的泛指。
张宁：我做记者的时间并不长，要说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记者的工作非常辛苦，但亦很快乐。跑过北京、上海、南通等等地方，基本上是出差回来，去杂志社交稿、冲洗照片、和版面编辑对接好稿件的事宜，紧接着就又接到任务，家也顾不上回，就接着又出差了。见不同人、经不同事，再加上稿件的反响不错，还是挺开心的，挺有成就感。
周海燕：原因在那个文章（）里讲的挺清楚的了，但是似乎也不宜公开，反正它对我非常重要，它塑造了年轻时代的我和现在的我。
白净：新闻记者这份工作，可以让年轻人接触更多的人和事，见识更广的世界，认识更复杂的社会，在实践中锻炼“四力”（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这是其他很多工作难以做到的。
周海燕：年轻的时候更多的把记者看成是一种职业，就这个崇高的理想和目标的一种职业，今天我觉得可能那个就是当年我们的老师，裴老师，裴先生所讲的那个“无冕之王”的那个光环早已褪去了，但是平时的在时代的洪流中间记录下自己，哪怕是身边的点点滴滴，或者说大时代中间的个人的遭遇，我觉得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张宁：记者两个字，意味着理想主义，也正是这种理想，这种西绪弗斯式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是记者这个职业的魅力和价值之所在。我自己从小就想当记者，大约初二的时候吧，我的老师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记者，记得老师还表扬了我，因为她觉得我文笔还可以吧。那时候，其实对于“记者”这个职业肯定是不大懂的，就是觉得如果将来能当个战地记者，很酷。不过，此后倒真是一直没放弃这个理想，就这么一路奔着新闻去了。高考填志愿的时候，6个志愿，全填的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的时候，本可以进报社，但当时有个保送硕士研究生的机会，就继续读书了，一读就这么一路读下来了，职业也变成了老师，不过，毕竟还是没有离开新闻。
白净：“新闻专业主义”其实是个中性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制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就是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要求。虽然，准则针对的是新闻记者，但其中部分规范同样适用于普罗大众，例如遵守法律，尊重他人隐私，尊重，不诽谤他人，不传播谣言，尊重版权等，这些规范，不仅是新闻记者的规范，也是所有记录者应当遵循的规范。
周海燕：当然，记录者和阅读者都需要媒介素养，因为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媒介去反映和塑造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时候素养显得特别特别重要。
张宁：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是对技术要有清醒的认识，作为专业报道者，一方面要警惕技术所带来的乱象，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技术可能提供的哪怕是不多的空间与可能，比如现在一些非虚构类的写作，其社会影响主要就是依靠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达成；二是要在“公民报道”时代，做到专业、专业、更加专业。这几年来“专业主义”被不断提及、讨论，其实也是很多专业报道者意识到了面对“公民报道”的冲突，专业是职业报道者们的出路所在，我们必须更加专业，才能领先、超越“公民报道者”，也才能使新闻发挥它本应发挥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