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的这部《简·爱》拍摄于1970年，1979年在国内上映。影片的音乐以及对白深深打动了那个时代的观众。为罗切斯特配音的邱岳峰在一场戏中喊了6次“简”，将人物的感情循循推进，层层爆发，让邱岳峰的声音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简·爱》中的这段台词，让当时的许多观众倒背如流：“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整理/实习生杨越童
若时间倒回30年前，有观众会说，“我心里的英国人形象，大概就是罗切斯特吧”；也有姑娘觉得，“侠客就该像佐罗那样潇洒，还拥有迷人的嗓音”。好听的声音会“骗人”，以至于当年曾有人写信到厂里，表扬这些外国演员的中文讲得真地道。那时，很多人的攀谈都会用到电影中的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又或者，“往前走，你就会融入蓝天中去”。
对许多观众而言，关于国外电影的记忆，是从上海电影译制厂开始的，尤其是从这群多数时候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配音演员这里开始的。若是用数字记录一下，那便是：从1957年4月1日成立以来，自打开山之作《小英雄》之后，上海电影译制厂在成立至今的60年间，译制了1500多部外国影片。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翻译和配音，为几代中国观众塑造了不曾消逝的声音记忆。
童自荣的声线潇洒又华丽，年逾七十，依然听着如同年少。“我们都叫他‘小童’。”刘广宁这样打趣。所以，能够想见，1978年上译厂引进法国和意大利合拍片《佐罗》时，老厂长陈叙一该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才敢让这副提琴般的嗓音安在男主人公的身上。上译厂现任厂长刘风告诉记者：“阿兰·德隆其实是一把‘大烟嗓’，符合西方粗旷的那种审美。但老厂长觉得，中国观众心目里的侠义之士就该是玉树临风那一类型。所以拍板，定了与原声大相径庭的声音。”按中国的审美、中国的文化进行二度创作，塑造一个个人声合一的角色，这许是上译厂经典流芳的重要因素。而当饰演佐罗的阿兰·德隆听见童自荣的声音后，说自己“再也不想在中国亮嗓”，以免破坏观众心里完美的形象。
年届九旬的中国第一代译制人苏秀依然记得，1982年她担任英法合拍片《虎口脱险》配音导演时的情景。剧中主角哼唱小曲在土耳其浴室内接头时，所唱的“双人份的茶”起初被译成“情侣茶”，但配音时用中文唱起来，总觉得不对味。老厂长陈叙一反复琢磨，发明了一个新译法———“鸳鸯茶”，很是中国化。
另一部史诗级制作《战争与和平》，几乎出动了当时上译厂的全部人马。乔榛的彼埃尔、杨成纯的安德烈、尚华的老包尔康斯基公爵、毕克的库图佐夫元帅、盖文源的拿破仑都令人难忘。但绝大多数人会把《战争与和平》的经典台词记忆留给这一句：当大平原上的小花开始生长，孙道临的声音穿过云层和雾霭，来到耳畔，“如果不道德的人能聚集在一起，形成一股力量的话，那么善良的人也应该这样去做，道理就这么简单”。
随着视听习惯的改变，译制片不再是观众看世界的唯一途径，这些年，“译制片落寞”的话题被反复提及。对此，刘风更愿意面向未来，“昨日不可追，但老师们留下的匠人匠心却能放之任何时间”。
说起上译厂的传家宝，陈叙一倡导的14字厂训是其一，“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这是译制片不变的法则。还有前辈琢磨归纳出的创作流程也值得借鉴。“从集体看原片、翻译初稿、导演和口型员核对翻译稿开始，直到鉴定补戏、修改、混录，总共约10个步骤。”刘风告诉记者，正因为创作的流程早早定下规矩，上译厂的出品始终质优且稳。
这两年，上译厂探索实现“演员声音、形体的同步抓取录制”，规划为中国影视作品直接配上英语台词等。现在的配音演员们，可能会是银幕上的哈利·波特、蝙蝠侠，也可能是功夫熊猫、愤怒的小鸟……从2015年起，上译厂连续两年举办了国家级的培训项目“中外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让世界通过影视作品
声音，是门古老的艺术。过去，上译厂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外面的世界。而现在，声音同样能助力中国的影视作品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