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人生》的前半部分，就是个纯正的意大利浪漫爱情，而它的喜感，来自于她对传统爱情剧的反叛，即：道出爱的偶然、情的绵长，并提升性在爱情中的纯度。
传统的浪漫爱情，惯于在男女主角若即若离的关系里，制造矛盾和冲突，借此来营造喜感、升温情感。但《美丽人生》不同，它更直接、更赤裸、更直奔主题，甚至到了离经叛道的程度——每次圭多与朵拉相遇，都会发生拥抱和躺卧：第一次是在农场，当圭多说自己是迎接公主的王子，朵拉就从二楼跌落草垛，压在了圭多身上；第二次是圭多骑车奔逃，刚转角就倒在沙堆里，压在朵拉身上。
不仅如此，他甚至让自己的表白都是破天荒的：「除非严刑逼供，否则我根本不会告诉你，我有多渴望和你！」（这段台词在国内公映时，都做翻译时做了技术性处理）
这就是《美丽人生》里，爱情作为喜剧部分而出彩的缘由。它对爱情高度提纯，把还没进入状态的观众震得一脸尴尬，却还要给出一脸坏笑地嘲弄观众：思想又不纯洁了吧？所以圭多和朵拉的爱情，有着童话般的纯度，也因而显出异于寻常的浪漫。毕竟，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在雨夜里给她铺上红地毯，也不是每个女人都敢在婚宴上跟另一个男人在桌底下接吻，甚至坐上他的白马当众私奔。
《美丽人生》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悲惨的集中营生活，抱持着与它对爱情同样的态度：高度提纯，令其失真，继而催生喜感。
在爱情的部分，电影就已经对此埋下伏笔。比如电影开场，圭多汽车刹车失灵一路狂奔，路过夹道欢迎的市民时一路摆手让他们散开，结果人们更加狂热地挥手回礼。圭多的那个手势，像极了纳粹的军礼，而他在车上疯狂挥手，被人们误以为他就是前来巡视的检察官。
所以在直面集中营之前，导演让逐渐抬头的纳粹主义，显出影影绰绰的喜感来。比如让体态臃肿样貌可笑的官员去宣讲种族主义的好处，把叔叔家的白马涂成绿色，在圭多书店门口喷涂「犹太佬」字样。
最直接的面对，是儿子在蛋糕店门口问父亲：「为什么牌子上写着犹太人与狗不得入内？」圭多告诉儿子，这是店主各有喜好，除了表示尊重，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从这里开始，撒谎就成了最日常也最暖男的生活习惯：
圭多给儿子的童话编织得越逼真，电影试图在掩藏中揭示的残忍就越凶狠。为了用更直白地暖男的谎言来反衬纳粹的凶残，电影甚至安排不懂德语的圭多，在德国大兵宣讲集中营条规时，主动担任翻译，硬生生把惨无人道的集中营教条，翻译成了欺骗儿子的游戏规则：这个捉迷藏游戏，哭闹、找妈妈、要吃的或被人发现，就攒不够1000分，赢不到真坦克。
用贝尼尼的话说，这种喜剧化的戏剧冲突和张力，才是抵达深层痛苦的最好途径。它先让你感受到主角置身于生活时的荒诞或喜感，借此放低电影和角色的姿态，让你觉得轻松愉悦；但当你真正觉得轻松愉悦时，他们就把主角的生活真相抛给你，那是真实的，也是极端痛苦的，关键还让你猝不及防。
对导演贝尼尼和电影《美丽人生》而言，他用谎言为儿子编织童话的温暖，都不过是为了展示最后的残酷真相。就是说：他暖男的一面，针对的是电影内的妻子与儿子；而这背后掩藏的残忍，则给的是观众——这中间错位的裂缝，就是要让观众知道集中营和大的灭绝人性。
一次是大前夜，圭多趁夜色抱着儿子奔逃，意外撞见「尸山」——一具具骨瘦如柴的赤裸尸体呈现出青紫色，他们的面部因痛苦而扭曲，眼球突出、目眦欲裂，像垃圾般堆砌在旷野里，在昭昭雾气中若隐若现骇人惊恐；
一次是那个不停与圭多交换谜语的德国医生。进入集中营之前，他就是个对谜语就废寝忘食的人，圭多也因为足够聪明与他成为朋友——这种朋友的关系，让圭多和观众同时产生错觉：在集中营碰到医生时，觉得他肯定会对圭多一家施以援手。但结果并非如此：医生把圭多安排进宴会，不过是想借机向他请教那个令他寝食难安的谜题。
《美丽人生》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它是喜剧的，但却不是肤浅的；它用圭多身为丈夫和父亲的暖男行径，反衬着集中营和大的惨绝人寰。正是在这个思路下，它才贡献了电影史上最温暖却也最残忍的经典桥段：圭多被负责清剿的德军士兵发现，用枪逼着他前往枪决地点；路上他看到儿子藏匿的铁箱，就再次挤眉弄眼地走出夸张的步伐以逗乐儿子，直到他永远地消失在银幕外。
面对硕大无朋的残忍和血腥，《美丽人生》选择的是背过身去，用具体而微的父爱亲情，去赞颂光辉人性：你感受到的温暖越多，你要对抗的残忍也就越狠。
当然，也得承认，军医的态度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他想伸出援手，但糟糕的现实令他无计可施——关于德国医生是否愿意帮手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所有跟《美丽人生》相关的话题里，最极端对立的一个。
应该说，对医生态度的理解，取决于观众对人性的期许。如果你对人性还残存信念，就会觉得医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如果你觉得人性深渊深不可测，甚至到了你都快彻底失望的话，那你多半会得出跟我相同的结论：军医就没在乎过圭多的求救，而是沉迷在未解的谜语里无法自拔。
坚信人性良善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吉迪恩·格雷夫，最开始也感觉难以置信。但当他得知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居然有个由犹太人组成的，专门负责搬运、焚化尸体的「特别工作队」时，他再也坐不住了。
从1986年起，他采访了全球31名「特别工作队」的成员，力图用最真实的经验和回忆，寻获人何以会堕落得如此残忍，以及他们内心是否还有挣扎。这就是他的《无泪而泣》。
他的心理活动，很可能就像幸存成员雷布·朗非回忆的那样：「我们也是拥有正常人性的普通人，既没有嗜杀的倾向，也绝非道德沦丧。但由于被迫从事着噩梦般的工作，通常3到5天后，我们就不得不习惯了这项活动，逐渐漠然地接受身边发生的一切。」
假如不这样，而是不停积蓄力量，组织起义愤而反抗呢？他们不是没做过，而且是借着工作机会，组织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历史上唯一一次武装起义。结果呢？当然是惨败而归，绝大部分成员被。之后又有新的犹太囚犯被抽调出来，组成新的「特别工作队」。
无论电影《美丽人生》，还是格雷夫的著作《无泪而泣》，都没有要控诉德国军医，或是特别工作队。他们不是要给受众一个标准明确的是非观，而是在竭力呈现道德的困境，以及人处于这种困境中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