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的《普通一兵》开始，新中国译制片始终伴随着新中国电影同步成长，携手走过七十年的时光。50多个国家的3000多部影片，造就了从无到有的电影配音事业，造就了长影译制厂和上影译制厂两座声音的殿堂。几代配音演员的心血，再造出无数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译制片经典。这是用声音雕刻的历史，观众听觉的盛宴。那些曾感染过我们精彩绝伦的对白，因生动的配音变得回味悠长。这些富有灵魂的声音，让东西方文化在银幕上水乳交融，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永远驻留在观众的记忆和心中。
“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这句出自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经典台词，上世纪70年代末的观众人人耳熟能详。
小时候看这些外国电影，总以为里面的外国演员都会说中国话。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些说中国话的外国电影，都是由咱们的配音演员配制出来的，叫译制影片。但是你们也许不知道，译制片的历史，其实和新中国电影的历史一样长。这要从“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也就是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说起。
1948年9月，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翻版组，由袁乃晨任组长，负责译制当时市面上流行的苏联影片，由此开始了新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初创历程。
1949年5月，一部反映苏联近卫军战士马索特洛夫英勇事迹的影片《普通一兵》在国内上映，标志着新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的出现。该片译制导演袁乃晨也因此被称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
《普通一兵》最初的翻译脚本没有考虑配音的要求，台词与口型完全对不上，导演袁乃晨与翻译孟广钧、刘迟想出了一个新办法：由孟广钧读俄文原词，袁乃晨读翻译台词，根据所差的时间，再增减虚字，最后由刘迟记下确定的译文。这就是东影首创的“对口型”译配法，成为此后译制片工作者共同遵循的配音原则。原片中的“乌拉”就被翻成了“冲啊”，既符合国情又生动传神。
潘淑兰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片分厂 配音演员：我们“啃词”那个阶段，就是“对口形”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很关键的。那个时候导演的要求比现在要严格很多，导演要跟我们讲解一部片子的国情、前因后果、剧情的来龙去脉。等到复排的时候，演员就要丢掉剧本。经过这么多个阶段以后，我们才能进录音棚。
我们那时候用磁片录音，要一本一本（剧本）录。所有演员都要把一整部翻译剧本的内容掌握下来，练到熟得不得了，才能进录音棚。所以我们压力很大，有的时候感觉口形稍稍有点差误，已经没有办法修改了。不像现在，一下子就可以抠掉。那时候不行，谁错了都得重来。
有趣的是，由于当时的配音演员大多出身东北，使得原片中的人物说话时都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自然朴实、毫不造作，十分符合影片中苏联红军的工农身份，令观众倍感亲切。
《普通一兵》1949年5月3日开始录制，28日完成，历时25天，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以《普通一兵》为代表的东影译制片的问世，最终形成新中国译制片的“长影学派”。
潘淑兰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片分厂 配音演员：因为我们那些老同志都是东北文工团的，一些人没有受过语言方面的专门训练，所以东北口音就比较重，但是很亲切。因为大家不注重语音、语调，更加注重人物、感情。
后来周总理到我们这儿来视察。当时总理就说：“你们的工作很艰苦。大家看不到你们本人，但是你们的工作使得大家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帮助大家）了解了国外、了解了世界，所以很有意义。你们是无名英雄。”哎呀，总理说完以后，我们简直兴奋得不得了，特别高兴，觉得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长春电影译制厂在与新中国电影同步成长的70年间，共译制了苏联、朝鲜、日本、东欧等50个国家和地区、十余个语种的2400余部经典外国影片，培养出白景晟、向隽殊、孙敖、徐雁、陈汝斌、李真等优秀的配音艺术家及译制导演。
就在东影译制《普通一兵》的那年冬天，上海电影制片厂派翻译片组前来取经。队长就是后来的上影译制厂厂长、被誉为“新中国译制片事业奠基人”的陈叙一。
他们回去后仅用27天，就译制完成了上影厂第一部译制片、苏联电影《团的儿子》。这部电影1950年3月上映后轰动全国。
在陈叙一的倡导和努力下，一批优秀的话剧和电影演员加入到配音队伍，如《列宁在1918》中给列宁配音的张伐、以及高博、程之、中叔皇、仲星火等人。其中最出类拔萃的，当属孙道临主配的《王子复仇记》，已成配音艺术的颠峰之作。
“上天入地紧追不舍，拐弯抹角亦步亦趋。”这是陈叙一对电影译制艺术的凝练。他强调翻译要做到信、达、雅，非常重视配音演员队伍的建设。
改革开放之后，译制片也成为时代的风向标。人们发现，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日本等国家的影片逐步增多，不再是以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影片为主。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的《简·爱》《尼罗河上的惨案》《虎口脱险》《追捕》等一大批影片几乎部部经典，脍炙人口，风靡一时，创造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译制片最为辉煌的巅峰。
我记得陈丹青先生曾写过：“当我在美国看到《简·爱》和《凡尔杜先生》，那原版的真声听来竟像是假的，我无助地想念邱岳峰，在一句句英文台词中发生‘重听’。”某种程度上，译制片可以说重塑了我们这一代对外国人和外国文化的印象，真正促进了交流和开放。
上海电影译制厂是新中国唯一一家专门生产译制片的单位，在厂长陈叙一“翻译要有味，配音要传神”的原则指导下，诞生出许多经典名作。到上世纪80年代，上译厂共译制700多部外国电影，形成了与长影译制厂风格不同的“南腔北调”，也培养出观众如数家珍、耳熟能详的三代配音人才。
乔榛电影《叶塞尼亚》奥斯瓦尔多 配音演员：一进入译制厂以后，我就感到耳目一新。他们那些老前辈们在话筒面前，简直就是在重新演，去塑造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我们的宗旨就是“还原”这两个字，让观众们体会到、品尝到电影的原汁原味。译制片的创作其实就是四个字——“魂的再塑”。我们是一种再创造，以我的“魂”，去融入到作者、演员、角色的“魂”。
“别再问了，别再犹豫了，就这样定了知道吗，这样肯定了知道吗，这样决定了知道吗，去跟我结婚吧知道吗？！”
我太喜欢《魂断蓝桥》这段台词了，曾经模仿过无数遍。译制片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和快乐，现在的观众很难体会得到。
毕克的沧桑内敛，让一代少女痴迷硬汉高仓健。尚华、于鼎的淳厚幽默、珠联璧合，让人永远怀念《虎口脱险》里絮叨的指挥小老头和油漆匠。童自荣华丽潇洒的声线，让佐罗的扮演者阿兰·德龙再也不愿在中国亮嗓。这些配音大师们独具韵味、极富魅力的金石之声，让人们如醉如痴，让单调的岁月生动起来，成为难以忘怀的银幕回响。
丁建华电影《茜茜公主》茜茜 配音演员：德语是很硬的。所以德国专家在译制厂看了《茜茜公主》之后，就众口一词地说：“中国演员的声音真好听！”
曹雷电影《爱德华大夫》康斯坦斯 配音演员：我很崇敬英格丽·褒曼。尤其是褒曼晚年也得了跟我一样的癌症，恶性肿瘤。我每次看到她的银幕形象的时候，总有一种被触动的感受。
不知道为何，我觉得我跟她很有缘，我特别能够抓住她的角色、她的心理。在舞台上，我受到自己的形象限制，不可能演很多类型的角色。但是在幕后，我可以单单用我的声音，去塑造无数的人物。
我从事配音事业60年左右，感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语言艺术，是全世界最优美的、最简约的、最灵动的，也是最有韵致的语言。所以我们有责任把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传承下来、弘扬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