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之眼》是艺术家徐冰首次执导电影。这部没有摄影师和演员、素材全部取自监控摄像的电影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在 8 月结束的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蜻蜓之眼》获得了费比西奖（国际影评人奖）一等奖、天主教人道主义奖特别提及奖、青少年评审团奖等多项大奖。
《蜻蜓之眼》的剧情主线是由一位名叫“蜻蜓”的经历整容的女人串起来的。“蜻蜓”这个名字一语双关，既是女主的姓名，也借助有上万只复眼的蜻蜓隐喻监控录像。之所以有整容发生，是因为它包含了变化的元素，能够弥补公共摄像资料中非连贯素材无法推进剧情的局限。
在评论道这部电影时，西班牙《世界报》发文称：“ 徐冰用他挑选出的这些影像的粗砺度震撼了我们，他的剪辑精湛无比，尽管用它们来形成一段叙述略显拙感，但它同时又展示出令人嫉妒的精细，特别是在那些指引我们反省和沉思的时刻：从个人在这个暴力的、不体面的世界的身份和沉重感，到作为整体的邪恶的边界”；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官方杂志《Pradolive》则说：“这部影片迫使观众去怀疑对真实的定义。”
“最早开始考虑故事的时候，就考虑写整容的故事，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电影没法推进，因为没有主演。”徐冰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说。“那怎么用不同的人构成主演的轨迹，是没有人证明过的。所以我就想写一个整容的故事，因为它有人物形象的改变，可以弥补这种特殊材料的局限性。另外，电影最核心的主题，是关于我们看到的部分和我们看不到的东西的关系，或者说外在与本质之间的关系，其实整容和这主题也是有关系的。”
虽然这是现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62 岁的徐冰第一次试水电影媒介，但《蜻蜓之眼》和徐冰之前许多其他艺术的思路和主题类似：它们创造力都是来源于对生活的关注，也都希望以提出问题的方式启发受众的思考。
徐冰的成名作《天书》，由 4000 多个他自己设计、刻制、印刷的伪汉字组成，这些并不存在的汉字读不出任何内容。他希望借此探讨、打破以及重建人们的思维方式——后来把英文用中文来表达的《英文方块字书法》也是如此。
徐冰的另外一部作品《何处惹尘埃》则是他在纽约生活时，对“911”事件的反应。“911”后的第二天，徐冰走出布鲁克林工作室的一刹那感到了世界的一种失衡，“我感到视线中缺失了什么，原来，已经习惯了的生态关系被改变了。”
徐冰随后到曼哈顿的下城收集了由于双子塔倒塌而引起的尘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诗句后来启发他用收集的那包灰尘制作艺术装置。他想借助双子塔的倒塌，探讨秩序以及变化。
“我一直主张我整体的创作思路或者说灵感的来源，并不是从艺术系统本身获得的，”徐冰说，《蜻蜓之眼》在创作上更多的只是媒介本身的转变。“因为艺术系统旧有的这些风格、流派、艺术表现的手法都是那个时代的艺术家用来说那个时代他想说的话而创造的语言。但是我们今天的人要说今天时代的感受，所以一定是过去人没有说过的话。要把说的话说好，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语言才能把今天要说的话说得更到位和更有感觉。”
“比如说到《蜻蜓之眼》，如果是比较习惯从艺术形式本身来判断艺术的人，就会质疑，徐冰怎么又做电影去了？但其实在我看来任何形式对我都是语言和工具。我觉得都是可以被借鉴和重新组装的，用新的方法使用的。”
早在 2013 年徐冰就有了用监控录像做电影的想法，当时他受到的是法制电视节目中监控画面的启发。之后他开始通过朋友收集影响资料。拿到的第一盘录像没有声音，画面发生在一个住院处的停车场。徐冰尝试着为影像中的人安插对话、编造情节。“从这之后我就非常兴奋地认定，这个想法一定成立，只要有足够的监控资料和画面。但是当时很难寻得，我就停止了。”
随着公共监控影响资料近年来的丰富，徐冰又重启了这个项目。他在采访中提到过这么些数字：截止至 2015 年的统计，世界上有超过两亿六千万监控摄像头在工作中，并以每年 15% 的趋势增长着。
相比其他的电影，《蜻蜓之眼》制作的过程变数更大，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现什么样的素材。剧本和素材之间是一个不断来回磨合的过程：有的时候是情节找不到视频素材需要修改，有的时候则是需要根据影像资料补充新的情节。
“开始我自己写剧本，但是后来我发现，剧本是电影中非常核心且专业的一环，所以后来请了张撼依来写剧本，最终是由翟永明完成的。”徐冰说。
除了监控与真实，影片中还触及到了很多社会话题，比如暴力、性骚扰、寺庙世俗。这些也都是徐冰希望借助《蜻蜓之眼》引发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对于这样一部前无古人的作品也不是没有质疑的声音。包括《好莱坞报道者》在内的一些影评认为，电影表现出来的方式并没有太多的可信度。
“实际上这个电影，我本身就是想提出很多问题，可能像影评说的观众会觉得不真实。但它的有意思的地方和其矛盾性在于，这个电影的每一帧画面都是真实发生的，而其他的电影（剧情片）每一帧都是拍出来的，演出来的，”徐冰说。“这个就让我们思考更深的问题，什么是真实？所有都由真实画面构成的电影真实感在哪？所有都是经过安排、被演出来的电影，它与真实的距离又是在哪？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关于这部电影的归宿，徐冰说团队正在争取让电影在院线上映，“我们现在在争取院线上映。这个电影不是用正常的手法制作的，而且它有一点戏仿正常电影大片的意思，如果它能有一个正常电影的去处或结果，这个电影的张力会更强。很多人，包括国际上，对这个电影非常好奇。我觉得这个电影主要的受众群体应该是文艺青年和年轻人以及做社会学的人。当然，与网络发生关系的群体，也有可能会对这个电影有特殊的兴趣和好奇。”
戏仿大片的元素之一，是《蜻蜓之眼》在开头就出现了“龙标”的片段，这也是从公开视频资料中获得的。
Q：看到过您之前的讲座，谈到说艺术家就是创造力来源是对生活的关注。这次的电影作品是延续了这个思路，只是换成了电影这个媒介？
X：对。我一直主张我整体的创作思路或者说灵感的来源，并不是从艺术系统本身获得的。因为艺术系统旧有的这些风格、流派、艺术表现的手法都是那个时代的艺术家用来说那个时代他想说的话而创造的语言。但是我们今天的人要说今天时代的感受，所以一定是过去人没有说过的话。要把说的话说好，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语言才能把今天要说的话说得更到位和更有感觉。这个其实是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出现的一个来由。
所以我主张艺术家不要只是在艺术形式本身弄来弄去或者说分辨来分辨去。我觉得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意义。我觉得那样的艺术家不会太有出息。我觉得这个系统本身没有的东西一定是这个系统之外的。这个系统之外就是世界和社会的现场。我总觉得，艺术家应该懂得如何把社会现场所聚积的创造力和能量转换成你自己创造的灵感。因为社会或者世界现场的定义是永不停止而且是无限的。比如说到《蜻蜓之眼》，如果是比较习惯从艺术形式本身来判断艺术的人，就会质疑，徐冰怎么又做电影去了？但其实在我看来任何形式对我都是语言和工具。我觉得都是可以被借鉴和重新组装的，用新的方法使用的。
X：电影确实是我过去没有做过的，是第一次。体会还是很多。因为电影性质和当代艺术不同。比如说，电影是一个流动的表述，它给观众规定了一个时限，在这个时间段你能看到什么就看到什么，如果你没看到，它就过去了。所以在和我的团队、编剧的工作过程中，我也一直在发现他们工作的方法和着力点。艺术是放在那里，观众想看多长时间就看多长时间，所以在创作时候的着力点更注重在这个状况中的材质和表达本身。
另外一点是，这个电影确实在电影史上没有人使用过的一个方法。所以即使我们的团队有包括电影在内很多领域的专家，但他们也没有现成的经验来处理这样制作的电影。比如我们的电影没有一个摄影师、没有演员，而怎么样没有摄影师和演员来做一部剧情长片（他们并没有经验）。再有就是，虽然没有摄影师，但是只要是上传到网上的监控录像其实都成了我们的摄影师。这些丰富的材料怎么使用，怎么推动剧情向前，都是特殊的课题。
X：常年做电影的人都有一个总结，就是电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它一定是有遗憾的和没有到位的部分。但是就我们几年下来为此工作的这个电影来看，我觉得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让遗憾降到最低。
我对作品一直是非常苛刻的。我喜欢做有挑战和难度大的，别人可能认为不可能，但如果我看到中间有一线缝隙可以通过使之成为可能的时候，我就会全力以赴，而且会抓住各个方面对此事有帮助的因素，每一个部分都不要浪费，让它相互启发、提示和补充，从而让整体走到最远。这里面有遗憾，因为电影和个人的创造是不同的，它牵涉到各个环节。
X：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够计划的。国外的评论也提到，在监控网络更发达的下一个阶段，这种手法能不能成为一种被更多人使用的方法，这个他们认为是不得而知的。我个人来说，如果有更多想表达的，那也是有可能的。
我在做电影的同时，也一直在做其他艺术的创作和展览，在国际上有 20 多个展览同时进行，不光是个展，还有联展等。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说一个希望一直保持创造力的人，我其实一直在活动。制作电影的过程，同时是我们思想不断开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对下一个阶段工作和去向的考虑。
但这个（计划）现在还没有做，没有做的话，说就没有意义。艺术家要做的东西，或者要探寻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明确和清晰，但是他会意识到有东西在吸引他。这个东西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从而才会去探寻，用艺术、视觉或者其他去表达。
X：总的来说，我觉得当代艺术这个新的表达是非常了不起的。当代艺术比起其他的艺术形式，比如油画或雕塑，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领域，因为它的发展历史并不长，而且以自身不断变异的方式不断向前滚动。其实目前人类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验来判断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
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并不成熟，还在不断发展的领域，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领域与整体艺术的关系，是囊括在旧的、古典的艺术体系之中的。不管它是多当代的艺术，最后都要进入古典的、美术馆的展示体系，比如双年展。这种体系，是一个古典的、城堡式的、以地方为中心的体系。它与当代人和未来的方式有点相互违背。未来的方式是发散状的。
这里面有很多值得考虑的东西，比如我们概念的当代艺术是不是能平行地成为表达当今这么复杂的世界的一个有效手段。事实上，当代艺术系统本身的创造力，要我看远远跟不上时代和社会的创造力，虽然我们都认为当代艺术已经是最有创造力的了。
我一边做着当代艺术，一边在反省当代艺术和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关系和它的局限性。为什么我对《蜻蜓之眼》那么感兴趣，是因为我在寻找一种与当代文明相匹配的工作方法。比如我一直说，我们没有一个摄影师，但全中国只要上传到云端的人，都成为了我们的摄影师。这就像滴滴打车的系统，这个系统没有一辆车，但是全城的车都在给它工作。这就是与当代文明相匹配的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