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央视春晚，小品节目《正方与反方》开场前，随着主持人倪萍的介绍，“正方”演员以祝希娟为首，踩着“进行曲”的鼓点豪迈登场。“反方”演员则由陈强带队，配着“鬼子进村”的旋律鱼贯而入。因“情报处长”得名的演员陈述，干脆哈腰圈儿腿，拿了个端枪扫荡的台型，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笑声犹在，斯人已逝。彼时的“反方”演员陈强、陈述、葛存壮、王孝忠早已相继离世，就在上个月，80后们儿时的“胡汉三”刘江，95岁谢世。如果按坊间“五大反派”论，和王孝忠类似，另一位银幕上的“鬼子专业户”，老演员方化早在1994年《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回眸一瞥，不过两句台词“不看了，不看了……”便成永诀。
彼时，走在“反方”倒数第二位的演员刘龙，日前刚刚辞世。和刘江一样，两位八一厂的老演员，耄耋之年得以寿终，诚既悲戚，继以曹孟德的对酒当歌，可谓“恩泽草木”。由时代所限，亦有时势造就。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这些位反派演员，早已刻印进一代代国人的集体记忆。这一点，由我们日常开玩笑时一瞪眼，一吹须，一句“高，实在是高！”不经意间，早已活画进现实人生百态。
黄世仁的阴毒，情报处长的狡诈，地主乡绅的狠辣，外族侵略者的颟顸愚顽，他们的银幕形象各擅胜场。你可能永远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却一直忘不了他们的扮相。与同行相较，刘龙在上世纪80年代出演了不少带有商业味的电影，带给一代人的笑声，远没有他可怖的表演令人心有余悸。导演郑大圣曾回忆在上影厂厂区放映厅看片的经历：当年《405谋杀案》、《东港谍影》里面出现了电子乐，有跳接的剪辑，“从技法到观念上，有很多开道意义的探索，是难得的类型片探索。”
以此而论，1978年的电影《猎字99号》也属此类，放在今天看，那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Cult film。刘龙在里面饰演潜伏特务班德彪，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回忆说，“真是童年的噩梦”。刘龙后来自己也说，演完这部戏，八一厂大院一位化妆师的女儿，只要见着他就跑掉，“有一次我问她妈妈，闺女怎么见着我就跑啊？原来是怕我给她牛奶里下毒（电影中的情节）……”
这样的经历在那一代反派演员的人生遭际里不是孤证，却反证了他们银幕形象塑造的魅力。1943年，中学肄业的刘龙来到上海，投考左翼剧社苦干剧团。面试时就一句话，念一遍“石头、舌头、日头”，长在皇城根儿下刘龙自然不在话下。之后从剧务、场记干起，逐渐登上舞台，有了自己的角色。刘龙曾回忆一次排话剧《云南起义》，他饰演袁世凯的侍卫官。散场时，石挥拉住他说，“刘龙啊，你怎么老是耷拉着个脑袋？舞台上，演员是不能低着脑袋的，观众看不见你就麻烦了。打那以后我才明白，不能低着脑袋。”
此一句“不能低着脑袋”，是他舞台开窍的法门，亦是人生正道的提喻。“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这是那一代演员身上的矜贵。”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石川感慨道。
澎湃新闻：刘龙是山东人，生长在北平，为何要在上世纪40年代来到上海发展？不独他，一批类似生活背景的演员，彼时都集中在了上海。
石川：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上海是一个谁也绕不开的文化码头。刚好其时传统文明戏向现代话剧舞台转变，需要大量平津地区，有语言基础的演员加盟。类似从默片到有声片转变，演员也从浙江、广东为主体有所改观，1940年代影剧界的“四大名旦”，除了秦怡是上海人，白杨、张瑞芳、舒绣文三位都是生在北方，或是在北京有过生活、学习的经历，包括演话剧的石挥、蓝马也都是北方人，他们在语言上先天有优势。
剧团不以营利为主，专事严肃的话剧创作。骨干以平津一带演员为首，石挥、张伐都是，刘龙的师父崔超明那时就演反派。迫于生存环境，当时剧团和电影公司的演员人数大都相对固定，这就造成一个演员演什么就会一直演下去，类似京剧中的行当划分，于是就出来了很多“专业户”型演员。延续到1949之后，葛存壮演地主、方化演鬼子也可以视作一种“定型”。
总演一类角色，就会反复琢磨，于是造就了一批“小角色、大演员”。比如陈述、程之、白穆都是如此，谢晋导演当年称他们是“黄金炮架子”。“红花”可以走马灯似地换，“绿叶”永远是这批人。包括牛犇，他年轻时就饰演这类角色，演到现在还是如此，几乎没演过什么主角。《假凤虚凰》中的主演是石挥，苦干剧团当时那拨男演员几乎都在里面，刘龙只有两三场戏，几乎是一晃而过。
石川：刘龙等一批演员，他们面临着新旧社会的转换，文化观念也发生了转变。按照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定位，革命的文艺是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所以演员表演一定要追求爱憎分明，演反派坏分子，那就一定要让观众看完恨上你，某种程度上演员就要做出牺牲。举个例子，陈强在延安演黄世仁，做了很多研究，把当地的“秧歌步”结合进自己的台型。有场戏是黄世仁喝醉了酒，哼着小曲儿迈着秧歌步出场，结果演完就遭到领导批评，不少女性观众看了戏，对这个地主心生好感，嗓音婉转、身姿翩翩，好帅啊！
这哪成，你（陈强）这是体现你个人，而不是角色，角色是要让观众仇恨的。这让陈强得到了教训，他后来再演黄世仁，台下参军不久的小战士切齿痛恨，举枪就对着台上射击，幸亏班长眼疾手快枪口一抬，才躲过一劫。这两个事儿一正一反，说明那个年代的表演观念，就是要把自身爱憎赋予角色。
没有接受过审美训练的人，往往不能把角色和演员分开，这是一种可爱的幼稚病。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表演观念开始改变，不管是反派还是正派，作为一个人，人性的复杂要演出来。孙飞虎饰演蒋介石，开始把他当成一个“人”来塑造，他有自己的一套家国情感。相应的，观众也开始接受这样的表现。
澎湃新闻：刘龙在1960年的电影《勐垅沙》中，饰演少爷帕嘎而为人所知，能否介绍下他获得这个角色的机缘？
石川：当年的要求是故事发生在哪里，要尽量用当地的演员。拍《阿诗玛》时，阿诗玛是白族人，杨丽坤是彝族，上影厂力主她来演，电影当然很成功，但就这一点，后来遭到批评，甚至抬到“有违民族政策”的高度。刘龙那时还名不见经传，能觅得这个角色，和他是昆明军区话剧团演员的身份分不开，虽然是汉族人，他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少爷帕嘎那句台词，“给我拿九千九百九十九粒米，多一粒不要，少一粒不行。”可能就来自当地民间传说。这也和当时提倡走群众路线“下生活”分不开，民间采风得来。
澎湃新闻：刘龙一代反派的集体谢幕，先于他们的，是一代表演观念的终结。回过头来看，如何评价他们的艺术价值？
石川：他们作为那个时代最后一批亲历者，是我们很大一笔文化财富。举个例子，陈述在《渡江侦察记》中演情报处长，就那么几场戏，举手投足现在谁也无法复制，非常符合人们对那一类生活经验的记忆与想象。80年代拍《日出》，饰演陈白露的方舒，向民国时代的老演员讨教——那个时代风尘女子的站姿要像个“茶壶”，右手夹烟，手腕外撇，左手掐腰。再后来谢晋拍《最后的贵族》，把卢燕老师从美国请回来，教潘虹、肖雄那批女演员穿上旗袍怎么走路。
澎湃新闻：李安拍，也请卢燕老师来教女演员们牌桌前的仪态。说到底，那个味道学不来，是时代赋予的阅历和经验。
石川：没错，这就涉及到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一代的表演范式。有些人认为陈强、刘龙那代演员的表演早过时了，是历史的遗迹，但这就像是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儿时穿开裆裤的照片，你是要嘲笑自己的过往，还是加以呵护怀念？现代人应该就这个问题有基本的立场：不能就表演谈表演，抽离时代环境。
现在很多影视作品“有演员，无角色”，人们记住的是片中明星，不会记得他饰演的角色。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影片，我们脱口而出的是角色和台词，像“刘江”、“刘龙”（这样的名字）本身很大众化，演了一辈子戏，观众看着脸熟可能就叫不上名字。
澎湃新闻：这些配角演员，反派演员舞台上的生存空间不大，往往一两场戏，甚至一句台词就让几代观众念兹在兹。
石川：这批演员可能没有受过完整的学院教育，像刘龙，可是通过一次次舞台上实践，石挥、崔超明等人就是他的老师，演完一场复盘提点意见，他听进去了，慢慢参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体系和绝活儿。石挥就特别擅长结合中西方表演程式，比如演《大雷雨》，还没出场，耳幕后先就咳嗽一声，这是京剧里老生出场样式。这些“先声夺人”的技巧在西方表演体系里没有的。另外他们善于观察生活，比如揣摩旧社会上海白相人的做派行止。黄佐临是萧伯纳的学生，石挥说自己的大学“就是北京天桥”，两套不同的体系相互参照融汇，出来一批大师。
澎湃新闻：相较于那几位经典反派演员，刘龙先天条件“较好”，是否意味着他必须在角色选择和塑造上更得别出心裁？
石川：刘龙的反派形象和自身长相间没有特定的关联想象。他典型的国字脸，亦正亦邪，演反派就需要先在精神状态上找到“坏”在哪里。所谓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一场戏的表演层次要叠合得更细密，看不到针脚才好。刘龙给一代人留下的印象，“怕”的成分居多。刘龙在《三个失踪的人》中饰演独眼龙敌团副，几乎是我儿时的噩梦。《猎字99号》等一系列电影，着实吓大了一代人。
这可以拿谢晋对演员表演的三个境界来说，首先是对人物的理解能力，没有生活理解不了，比如《牧马人》里牛犇演郭扁子，“去去去，没见过你爸跟你妈结婚啊？”一句台词就特别传神。其次是对角色的呈现能力，能通过举手投足把角色特质呈现出来。第三层要求更高，赋予角色独特的魅力。那批老演员至今依然值得我们尊重，表演是带有时代痕迹，谁也无法否定他们的角色魅力。
石川：1989年《开国大典》，刘龙在里面饰演毛人凤，那个前倨后恭某种意义上就带出了滑稽的味道。2009年《建国大业》，姜文饰演毛人凤也让人发噱，两者感觉完全不一样。姜文面授机宜，交待人去“把张澜、罗隆基做掉”，完全是黑帮教父的做派。刘龙则是在电话里传达，说到“就是那一批，张澜、罗隆基……”时还手掩话筒，压低声音，这都是戏。
能否转型，还是要看机遇的眷顾。陈强晚年转型成功，《瞧这一家子》后和儿子陈佩斯合作了“二子开店”系列，葛存壮也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儿子，却没有遇到合适的角色。刘江、刘龙晚年参与的影片多是客串，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在80年代就基本结束了。
澎湃新闻：饰演反派的演员生活中口碑往往很好。这当然有个体内因，当成为一种整体性口碑时，是不是带有社会性的原因？
石川：这批演员都是传统教育出身，所谓温良恭俭让是有的。在舞台上甘当绿叶，生活中也分寸自知，做人都很低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刘江上街还被一群小孩子围着起哄，“胡汉三！胡汉三！”那他能怎么办？只好一笑置之，悻悻而返。听说刘龙八十年代上街也要戴墨镜，也是不想招致无谓的麻烦。他们那代人共同的修养或者说智慧，就是“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同时革命教育又让他们秉持集体主义观念，在革命集体大家庭中，遇到荣誉往后退，碰到困难往前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