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近代中国诸多所谓的“伟大”事件一样，一场助纣为虐、得不偿失、“热脸冷屁股”、以数十万中华儿女“为平局而死（年后的今天，受这场战争所赐，数百万朝鲜人民仍然生活在我们并不陌生的“天堂”之中，接受金家王朝的“皇恩浩荡”；中朝之间的“友谊”，早已沦为“恶邻相讹”当然，“中苏”友谊就更是令人贻笑大方了！即便在当时，那位“金刚山上的救世主”，也并未把“中国”和“中国领袖”放在眼里，连我们的“伟大领袖”都承认，在中国只有个半人支持参与这场“反侵略”的侵略战争。如今，随着历史面纱逐渐揭开，战争各方的“误会”“或许所有战争都是某种错误判断的产物。在朝鲜战争中，各方（朝、韩、美、中、苏）在所有重大决策上都无一例外地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对中国这个“第三方”造成的损失、影响包括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经济停滞、国际孤立和台湾问题的“烂尾”也都日渐清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战场战争一如既往的吹嘘和美化，前几年甚至还弄出一部不伦不类的电影《我的战争》，到躺满几十万同胞遗骸、至今仍有诸多阴魂游荡的“解放区”招摇、鼓噪，这到底是怎样的无耻和愚昧呢？是的，对那些视人民为草芥、视生命为“粪土”者而言，与他们的“面子”和“光辉形象”相比，几十万人命的逝去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极致的无耻，不仅真正的民主国家无法理解，就是古代的帝王秦皇汉武们，恐怕也难以望其项背！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伟大领袖”们还真是可以还不谦虚地“数凶残人物，还看今朝”了！
下面是《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的书摘。作者并没有因国籍而美化自己、丑化他方，而是客观描述了战争各方的真实表现，历史的脉络，便在其中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近七个精锐师一举越过三八线，扬言要在六周之内解放整个南方地区。在中国内战期间，这七个精锐师中的许多士兵都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效力。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朝鲜）战争中，面对敌方数量上的强大优势，兵力相对有限的美军与联合国军只能扬长避短，发挥自己在武器装备与技术上的过人之处。
朝鲜半岛不仅地势极为险峻，气候也十分恶劣，对于美军来说，最大的威胁与其说是朝鲜或者中国的士兵，不如说是这里冬季凛冽刺骨的寒风。
对后勤匮乏的中国“志愿军”士兵而言更是如此：他们有多少是在这场本可避免的战争中冻死的呢？
事实证明，朝鲜战争既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不是一场仅仅为了捍卫国家统一这样动机单纯的大规模战争，也没有完全相反，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就像数十年后的越南战争那样。反之，这是一场令人困惑的、阴云惨淡的、远在千里之外的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看似永无希望，永无止境。
据估计，朝鲜战争中美军有3.3万人阵亡，10.5万人受伤；韩国有41.5万人丧生，42.9万人受伤。但是，中国与朝鲜却一直都对自己的阵亡人数秘而不宣。据美国官方粗略估计，这一数字约为150万人。
朝鲜战争让两大阵营从“冷战”暂时转入“热战”，不仅加剧了美国与主义世界之间业已存在并且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也加深了美军与势力在亚洲争夺势力范围的鸿沟。美国一招不慎，让中国也卷入战争，在两极对峙的格局下，双方之间这种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态势愈演愈烈。
当（朝鲜战争）签署停战协定时，双方都宣称自己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实际上朝鲜半岛的局势与战前并无二致。
当时在军中，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戏谑之语讽刺（朝鲜战争）这种僵局，那就是“为平局而死”（Die for a Tie）。
正是美军远东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警兆的麻痹大意，一场小规模战役才会最终演变为一场大规模战争。
麦克阿瑟回到东京以后，华盛顿的一些高级将领认为他显然准备让美军继续深入北方。麦克阿瑟坚信，中国不会介入。
形势很明显，他（麦克阿瑟）志在挺进鸭绿江，直趋朝中边境，而对于华盛顿意欲强加于他却又不敢强加于他的那些步步紧逼的限令，麦克阿瑟根本就不屑一顾。就连参谋长联席会议（下面简称参联会）禁止派遣美军进入任何毗邻朝中边境省份的命令也丝毫没有放慢他北上的步伐。
众所周知，中国军队早已在鸭绿江的对岸严阵以待。对他们意欲何为，麦克阿瑟自认为要比杜鲁门政府的高官更了如指掌。他曾经在复活节岛上告诉总统，中国绝对不会参战。就算他们真的参战了，他也完全有能力把朝鲜战场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杀戮场
尽管华盛顿的高层大都对仁川一役赞赏有加，但是麦克阿瑟日渐增长的威望却让他们感到如芒在背。中国方面早已发出警告，扬言他们将要介入。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仁川登陆不仅让麦克阿瑟变得目空一切，而且让人们对他奉若神明。
这位一直以精通所谓东方心理学自诩的（麦克阿瑟）将军曾断言，中国一定不会参战。然而在“二战”前夕，对于日本人的参战意图与作战能力，正是这位专家做出了大错特错的判断。
后来，华盛顿的一些高官认为，在联合国军抵达平壤之后、北上云山之前，美国丧失了最后一次机会，从而使朝鲜半岛的战事升级为一场与中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情报员）汤普森直接向骑1师8团团长哈尔埃德森报告，说他认为该地潜伏有大批中国军队，但是埃德森和其他军官却认为他是在耸人听闻，因此对他的情报“置若罔闻、不屑一顾”。
汤普森完全有理由感到惶恐不安。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最初得来的情报准确无误：中国军队已经进入朝鲜，悄悄地潜伏在北方的群山之中，耐心等待韩军和联合国军一路北上，继续拉长已经吃紧的战线。
美军、韩军与联合国军之所以胆敢以有限的兵力深入北方、直捣鸭绿江畔，正是建立在朝鲜境内没有中国军队这一前提之上。
如果这时麦克阿瑟的总部突然对外宣布，美军已经与中国方面发生正面交火，那么此前一直不得不在后方静观其变的华盛顿恐怕就要趁机主动出击了，届时东京总部不仅会丧失主动权，而且再也不能一举到达鸭绿江边。这肯定不是麦克阿瑟想要听到的消息，而他想要听到的消息是，威洛比的情报要能够向所有人证明，他的决策有多么英明。
当第一次有报告说有大批中国军队在鸭绿江北集结时，威洛比（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只是对此嗤之以鼻。“这很可能是一种外交讹诈。”
当韩军捕获第一个中国战俘时，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证据，威洛比的情报部很快便传过话来：这名俘虏是一名中国的朝鲜族人，而且他是自愿参战的。这一说法相当古怪，其真正意图就是为了尽量淡化这名俘虏可能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这名俘虏不仅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与国籍，而且对自己所属部队与该部队的兵力更是一无所知。
在接下来的数周里，不断有美军或者韩军报告抓获中国俘虏，这些人不仅指认他们所在的军队，还承认已经有大批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然而，对于这些来自前方战地的最新情报，威洛比一次又一次轻描淡写地搪塞了过去。
绝不能让（发现中国军队）这一消息走漏到美军各部队中。尤其是正在从平壤向云山进发的第8骑兵团始终坚信，挡在他们前方的只是朝鲜人民军的一些散兵游勇，他们很快就可以抵达鸭绿江畔，然后对着江水撒尿以庆祝胜利。
在第8集团军的高级将领当中弥漫着一种极其危险的盲目乐观情绪。就像麦克阿瑟本人一样，他们没有对此进行过认真反思。既然美军身经百战的最高统帅都坚信他们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么各个师与军的高级将领同样应当感到信心十足才对。
在二战的战场上，美军不仅目标明确，而且防守得当。然而，在朝鲜战场上，他们却乱打一气，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侧翼有没有人进行掩护，因为那些韩军士兵很可能早就不见踪影了。
云山之战是中国人发出的一个警告，但是美军却没有注意到。在此前的数周里，美国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一直对于中国介入这场战争的意图大惑不解，而现在他们变得愈发惴惴不安。
对于华盛顿来说，中国究竟意欲何为再一次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而麦克阿瑟故伎重演，想要通过控制情报来获得做决定的主动权，于是威洛比将军就成为关键人物。他刻意缩小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字，有意淡化中国方面的参战意图。
麦克阿瑟故伎重演，想要通过控制情报来获得做决定的主动权他刻意缩小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字，有意淡化中国方面的参战意图。11月3日，在他的精心处理下，美国国内只知道，中国赴朝军队的人数在1.65万到3.45万人之间实际上，当时在朝鲜境内的中国士兵已经有30万人或者30个师的兵力。
麦克阿瑟对这次（云山）袭击十分震惊，却试图敷衍过去，因此他对参联会主席电报的回复同威洛比如出一辙。他在回电中说，中国人之所以要开赴朝鲜，只是为了能够“在朝鲜拥有一处名义上的立足之地”，从而有机会“从废墟上进行掠夺”。
如果说一开始麦克阿瑟被中国军队的袭击吓坏了的话，那么当他们消失以后，这位将军又开始夜郎自大起来。
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将军在云山遭袭后向东京发出电报说：“我方遭到一股有组织、高素质队伍的伏击与突袭，其中有些是中国军队。”再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事实了，但是对于沃克的直言不讳，麦克阿瑟的总部感到十分不快。将军想让沃克尽量淡化与中国发生正面接触的危险，装作一切正常，然后继续挥师北进。
就在沃克担心麦克阿瑟很可能要将自己撤职的时候，这位将军质问沃克，为什么第8集团军在云山之战后就与敌军脱离接触，退缩到清川江之后。接着又逼问道，难道就因为有区区几个“中国志愿军”吗？显然麦克阿瑟想要沃克继续向北挺进，而他给沃克造成的与日俱增的压力远比那些此时深藏不露、静观其变的中国人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
随着美军继续一路北上，决定朝鲜战争最终命运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在自己征服朝鲜半岛的伟大梦想与在强敌当前的局势下置美军安危于不顾两者之间，麦克阿瑟最终选择为实现自己的个人梦想而将美军推入险境。
麦克阿瑟对云山战役后朝鲜局势的“操控”再次说明：人一旦成为“神”，就会罔顾甚至故意扭曲明显的事实，乃至不惜弃芸芸众生为草芥和尘埃，以维护自己一贯正确的“英明”形象
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我们起初寄望于中国人、后来又寄望于麦克阿瑟去控制战争。然而我们现在对前者无能为力，对后者也力不从心。
11月2日至4日，在朝鲜半岛另一端一个叫作“水洞”的地方，第10军所属海军陆战队一部在一场与云山之战规模相当的战役中遭到敌人的痛击水洞一役足以证明云山之战不是偶然巧合。这是美军停止北上、迅速南撤，从而避免与中国发生更大规模战争的最后一次机会
水洞一役足以证明云山之战不是偶然巧合。这是美军停止北上、迅速南撤，从而避免与中国发生更大规模战争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是华盛顿却无所作为。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当麦克阿瑟展开这场梦魇的时候，我们就像吓瘫了的兔子，坐在那里袖手旁观。”
（1950年6月）24日夜，天降大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朝鲜人民军约九万名士兵（至少七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旅）突然穿过北纬38度一路南下。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多路进攻，利用公路干线与铁路加速前进。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行动都异常敏捷，被围的韩国军队目瞪口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高举革命大旗，眼看就要一统中国时，金日成对斯大林的施压也与日俱增。的成功似乎加剧了金日成的挫折感已经一跃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强大的新角色，而他却只能困在平壤无所作为。没有苏联的准许，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统治半壁江山的他还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
他（金日成）所兜售的想法十分简单，听起来也似乎轻而易举：一场主义攻势就能让南方唾手可得。在金日成看来，只要朝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一次装甲攻击，南方人民就会立刻揭竿而起，一呼百应，战争在几天之内就能胜利结束。
在金日成看来，只要苏联人不再阻拦，同意他挥师南下，那么假以时日他就能所向披靡。同样，李承晚也认为，只要美国人不再令人生厌地对他指手画脚，攻克北方简直易如反掌。
在斯大林的要求下，与金日成面对面地就美国可能采取哪些行动进行了一次讨论，并且一致认为，美国人参战以拯救这块“弹丸之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无须中国派出援军。
1949年末，第一次与斯大林会面时，两人共同商讨了金日成的作战计划。斯大林暗示，可以让大约1.4万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士兵加入朝鲜人民军，对此表示同意。
“斯大林最终决定支持朝鲜的军事行动，但又刻意与他保持距离，不愿直接介入其中”。斯大林在这里玩了一个极其微妙的游戏，给朝鲜一个半绿半黄的暧昧信号。由于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并不一定会按照金日成的预言进行，斯大林可不想参加这次千难万险、代价高昂的冒险行动，或是在这次行动的批准书上留下指印。
1950年4月，为了打消斯大林的最后一丝顾虑，金日成在朴宪永的陪同下访问莫斯科。这位南方的领袖向斯大林保证，南方人民会在北方发出信号的第一时间内一呼百应，揭竿而起。然而南方人民并没有真的揭竿而起，白汉勇也为自己夸下的海口付出惨痛的代价。
从（1950年）4月10日到25日这十五天当中，金日成和朴宪永一共与斯大林见了三次面。金日成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稳操胜券，因为在他身旁的人总是说，他有多么受人爱戴，而李承晚又多么令人憎恨，南方人民早就对他的到来望眼欲穿，与李承晚听到的逢迎之词恰恰相反。
金日成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冒着与苏联和中国开战的危险对朝鲜进行干涉。至于，这位中国领导人历来都对朝鲜半岛的解放事业表示支持，而且愿意派兵支援。不过，金日成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不需要中国军队的任何帮助。
这是斯大林的典型做派。他既不出言反对，也不提供援助，而是把责任推给了一个眼下立足未稳但却对他感恩戴德的新生主义政权。一直想要一统中国，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却遭到美国横加阻拦，如果他想要收回的最后阵地，就不得不仰仗苏联的力量。因此，斯大林很清楚自己能够对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在北京秘密会见；第二天，收到斯大林来电，电文中确认苏联对金日成的进攻只能给予十分有限的支持。于是承诺要向金日成提供援助，并且询问他是否需要中国向中朝边境派兵，以防美国介入。金日成对此一口回绝。后来，对自己的俄语翻译师哲说，金日成的回答有些“自大”。
在金日成看来，朝鲜的统一大业无须中国人染指；他坚定不移地相信，战事不出一个月就会结束，即使美国想要出兵，届时恐怕也为时已晚。
在战争开始之前，朝鲜人民军的装备不仅远胜于韩军，而且也大大超过仍在使用从日军与军队手中缴获的武器的中国军队。
随着战事日益临近，金日成身边的高级顾问那些苏联将军逐渐接管策划战争的大权。他们认为金日成此前制订的进攻计划并不高明，并且根据苏方的意图进行修改。在历次高度敏感的战争计划会议上，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和朝鲜人民军中的亲华人士都被刻意排除在外；某些重型武器也是通过海路而不是铁路运抵朝鲜，为的就是绕开中国。
直到（1950年）6月27日，也就是朝鲜人民军越过北纬38度两天以后，金日成才通报中国当局；在此之前，中国只能依靠广播报道获取有关消息。
有意思的是朝鲜“入侵”前几周三方（苏、朝、中）的态度：尽管金日成一直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但这三国之间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出现相当程度的紧张和对立，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双方就不是势均力敌。朝鲜人民军骁勇善战，武器装备也相当先进。他们的武器大都是专为此次进攻而由苏联新近制造并运抵朝鲜的；他们的士兵训练有素，而且人数上几乎是韩军的两倍，其中将近一半士兵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经允许，大约有45000名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士兵逐步调入朝鲜人民军中。这批官兵思想坚定，多数人有十年以上的军旅生涯，并且在一场军事装备始终处于劣势的战争中幸存下来。
在汉城，作为韩国政治和军事顾问的少量美国人（对朝鲜战争）反应迟缓，很晚才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切，即有十万北方大军杀将过来了。
一开始，传来的消息非常不利，可是麦克阿瑟及其手下却令人难解地漠然置之。6月25日，也就是攻击发生的周日晚上，麦克阿瑟在情况通告会上显得非常放松。他告诉杜勒斯与阿利森，之前的有关报道都是不确定的。他说：“这很可能只是一次武力侦察而已。如果华盛顿不在那里碍手碍脚的话，我把一只手捆在背后都能对付他们。”
前方的事实与麦克阿瑟总部的情报之间的出入似乎已经越变越大。美国驻韩大使穆奇欧下令美国妇女儿童要尽快撤离韩国。麦克阿瑟仍然摆出一副听之任之的模样，还暗示穆奇欧的做法有失妥当。他信誓旦旦地说：“没有必要在韩国引起恐慌。”
有些人会由此（朝鲜战争）而联想起当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同样措手不及。他低估了日本在太平洋美军势力范围内的打击能力，再加上各级指挥员的疏于防范，致使日本空军一举摧毁了美国在复活节岛上的所有轰炸机，而那时已是日军偷袭珍珠港九小时之后，他们在这段时间内竟毫无作为。
“二战”刚拉开序幕时，日本还只是一个奇特混合体：既有现代的经济和军事体系，也有封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为了进行土地改革、组建工会、维护妇女权利，麦克阿瑟一直在创造相互制衡的力量，并且取得巨大成功。他似乎是应运而生的这个国家在太平洋战场上一败涂地，天皇也因此威望扫地，日本正在寻求一个新的世俗领袖。
麦克阿瑟恰巧是那种喜欢受人崇拜的人，这（治理战后日本）正是他进行自我神化的绝佳机会。天性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麦克阿瑟在处理这个战败国时显示出令人惊叹的敏捷性。他审时度势，挟天皇以令诸侯，不仅无损天皇的神威，而且增加了自己的威望。
在美国，他（麦克阿瑟）本是个保守人士，与许多顽固的保守派政治人物过从甚密，但在日本，他仿佛象征着自由而现代的美国。
在这里（日本），他（麦克阿瑟）不仅极为热情地对待那些拥护新政纲领的年轻自由派人士，而且允许他们极为自由地重塑战后的新日本。自由派领袖查尔斯凯兹相信，他们当时的确拥有塑造日本的自由权力
朝鲜与美国既没有政治上的共性，也缺乏精神上的契合。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对中国兴致盎然，对在贫穷和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怀有强烈的父爱之感，其中还掺杂着好奇心。
韩国人认为，“二战”以及日本殖民统治的结束，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为他们带来自由的呼吸，也没有为他们带来按照自己的政治蓝图重建国家的机遇。他们认为朝鲜被一分为二的事实是让人痛心疾首的不公。他们不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国家的命运，相反却又一次沦为在他人阴影之下生存的国家。
朝鲜是一个面积虽小却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国家。不幸的是，它不得不在三个更大、更强的国家中国、日本与苏联之间求得生存。这三国都想把朝鲜作为自己攻击或者防御其他两个国家攻击的战略。1950年6月之前，朝鲜的这些强邻都曾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为了抵御其他对手的攻击，为防患于未然而入侵过朝鲜。
朝鲜是一个面积虽小却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国家。不幸的是，它不得不在三个更大、更强的国家中国、日本与苏联之间求得生存朝鲜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命运。关于这一点，李承晚更乐于引用一句朝鲜谚语：“群鲸相争，小虾丧命。”
1945年的朝鲜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政治制度与本土领袖的国家。当红军横扫北方的时候，苏联人将自己的政治制度以及一位新的领导人金日成强加在他们头上；而在南方，不管美国人喜欢与否，他们还是选中那位大半生的时间都在国外流放的李承晚。
那时的他（李承晚）已是一位75岁的老人，易动感情、自以为是、反复无常，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结，极端仇视主义；他曾经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可一旦掌握全国的民主制度后，所有的人都要对他唯命是从。
正是日本人与美国人造就了这样一个李承晚，他的一生都在背信弃义、铁窗生涯与政治放逐中度过，他的性格因此而改变，心也变得坚硬如铁。
那些无论赏识还是憎恶蒋介石的人都认为李承晚就是一个“小蒋”。与蒋介石不同的是，他是一个严谨的基督徒。
“二战”结束后，金日成凭借斯大林的力量与红军的强势大权在握。正是因为如此，从一开始他就借用苏联模式，他的身边围满苏联顾问。
到1950年春，金日成已执政五年之久。在其中至少两年的时间里，他反复向斯大林施压，要求攻打南方，并且一次比一次积极。他信誓旦旦地向斯大林保证，南方人民一定会揭竿而起，自发地支持他的进攻。届时，南方二十万人与爱国人士一定会拿起手中的武器，痛打李承晚这只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那个时代的流行语）。
他（斯大林）因苏联红军大败希特勒德国而赢得崇高的威望，虽然他曾经严重误判希特勒的意图，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在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的数月前，他还在军中搞大清洗。
不管斯大林犯过多大的错误，苏联人仍然把他当作卫国战争的伟大领袖。至于那些几乎让德国人击败苏联的错误，反倒让他在苏联人的眼中更具英雄色彩，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对苏联的控制，同时还为他的领导神话平添几分神秘色彩。
不管斯大林犯过多大的错误，苏联人仍然把他当作卫国战争的伟大领袖斯大林体现的不是苏军早期的惨败，而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浴血奋战与红军在柏林的大获全胜。这次胜利让他在苏联百姓心中变得分外伟大，使他成为现代的传奇“沙皇”
虽然金日成与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有着牢固的意识形态纽带，但是他们之间仍有巨大的民族差异，从而不可避免地相互猜忌。
像其他同时代的朝鲜人一样，金日成知道，朝鲜的独立离不开外援。对于身着苏联军装的金日成来说，他更倾向于让苏联人而不是中国人做自己的后盾，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对朝鲜的影响特别大。
“二战”戛然而止，让苏联人与美国人大感意外。朝鲜立即被从三八线处临时一分为二。苏联红军而不是朝鲜人，当然更不是金日成所在的第88独立狙击兵旅随即开赴朝鲜，由此赢得解放朝鲜的美名。
朝鲜不可避免地成为那些为苏联模式歌功颂德者的乐土，而金日成的经历就是一个现代传奇。为了宣扬他在战争中的英勇，为了宣扬他如何单枪匹马战胜困难、赤手空拳勇退日寇、游击战术无人能及，为了证明他不出手太阳在朝鲜就升不起来，任何手段都能派上用场。
有些朝鲜人曾经在的军中长期服役，并且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正是因为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过于密切，因此在斯大林看来不够纯洁。
金日成也像斯大林那样搞个人崇拜。在1948年出版的一本传记中，金日成就被说成是最英勇的抗日游击队长，是“我国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英雄，我们人民希望的太阳”。
在他回到朝鲜尚不满一年的时候，一首《金日成将军之歌》似乎就在向人们暗示今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满洲原野茫茫风雪请你告诉我/密密森林漫漫长夜请你告诉我/不朽的游击战士他是谁？卓越的爱国者他是谁？/劳动人民的解放者，我们的恩人/你是民主的新朝鲜，伟大的太阳。”
他（金日成）最大的希望莫过于亲自率领这支日渐强大的、经过苏联训练和装备的、纪律严明的军队去解放南方，而千百万南方人民正期盼着他打过来。他要一统江山。
6月25日，朝鲜人民军终于挥师南下，一开始连捷，似乎印证了金日成的预言。面对轻而易举的胜利，金日成及其高官们开始对中国的代表显得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
早在几天之前，周恩来就派自己的得力助手柴军武（即柴成文）赶赴平壤，以加强中朝之间的关系。7月10日，柴军武抵达后立即与金日成见面，但是后者却告诉他说：“如果你需要什么，随时都可以来找我。”随后，金日成专门委派一名高官每天向柴军武通报战况，从而将其排除在决策圈外。
华盛顿始终担心，如果他们按照李承晚开出的单子给韩国提供武器的话，那么他很可能第二天就挥师北伐。李承晚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心理，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对北方宣战（或者如有可能的话，诱使更加富强的美国代替自己向北方宣战）。
1950年，等级鲜明、高度集中的朝鲜人民军折射出该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同样，一盘散沙的南方军队也能够折射出韩国当时的困窘局面：一个压抑的半封建社会，正在与殖民历史和封建包袱作斗争，在一个自诩为真正民主主义者的喜怒无常的者领导下，笨拙、缓慢而又无力地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来。
实际上，正是朝鲜的这次“入侵”让韩国突然获得现代化的形式与目标。五十年后，当韩国发展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充满工业活力，甚至更加民主的国家时，朝鲜依旧还是一个贫瘠呆板的国家，与朝鲜战争刚开始的状况差不多。
在华盛顿与总统共商大计的政府要员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朝鲜的武装行动受莫斯科的直接领导，斯大林才是整个行动的幕后主使多年以后，当苏联的档案文件被公之于众，历史事实才清晰地呈现出来，原来年轻气盛的金日成才是朝鲜战争的真正推动者，一向谨慎的斯大林只不过是在极不情愿地默许附和而已。
他（乔治凯南）评论说，在考虑如何应对朝鲜人时，美国要意识到自己最大的危险不在欧洲，而在亚洲；苏联很可能会让中国作为代理人而卷入进来。这话表明凯南不认为更大规模的战争会爆发，而且认为美军应当对此慎重地做出反应。这的确是由美国最重要的苏联问题专家提出的清醒而有预见力的建议。
从朝鲜危机爆发开始，他就一直在考虑有关蒋介石的问题，当蒋提出介入战事的请求时，他并不吃惊，因为艾奇逊很清楚蒋介石的意图，那就是引发一场更大的战争，从而使得中共以某种方式卷入其中。这种想法与美国人把朝鲜战争限定为一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局部战争的目的背道而驰。
这位从西点军校走出的天才人物（麦克阿瑟）少年得志，一路青云直上，最终成为美军的高级将领。有人说，现在只有上帝的资历比他更深
新闻界众口一词地赞颂他（麦克阿瑟），并且塑造出一个圣人般的形象。这不仅因为他事业的辉煌与资历的深厚，更因为他始终煞费苦心地竭力维护着自身的形象。他无时无刻不在确保自己在每一场胜利中都能够获得最大的功勋与褒奖，反之，他的手下能得到的则越少越好。
他是美国军界中最矫揉造作的一位。让他席不暇暖的是，他不仅要处理将军的公务，而且要用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演绎一个将军的神话。伟大的麦克阿瑟将军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历史就是他的剧场，生活就是他的舞台，全世界的人都是他的观众。
朝鲜“入侵”事件发生后，1950年7月10日，麦克阿瑟一跃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在那个年代，能够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亮相是一件有相当影响的事情，而这已是他第七次在《时代》周刊封面上出现了，堪与蒋介石媲美。
“一位近视的参谋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抬起头来，不无骄傲地自言自语道：天啊，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啊。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阿尔蒙德也坦承：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此外，可敬的空军上将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则更直截了当地评价道：他是史上最伟大的人。”
史迪威在1944年说：“他（麦克阿瑟）在1918年得到第一颗将星成为准将，这意味着到今天为止他已经当了将近三十年的将军。让一群人在自己身边三十年如一日地溜须拍马，这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1950年的麦克阿瑟高高在上，所有人都必须按照他的指令行事。实际上，他不仅在规模庞大的军队中纠集了一支对他唯命是从的小部队，甚至还创造出一个由他一人大权独揽的小世界。华盛顿方面的任何指示、建议甚至命令，即便是来自麦克阿瑟名义上的上级部门，他都一概置之不理。
他（麦克阿瑟）营造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极其危险的小圈子。无论是从社会、政治还是军事方面来说，这个小圈子都将他自己与现实世界里的社会、政治和军事事务脱离开来，只对麦克阿瑟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对他的所有言论都奉若圣旨，只差把它们镌刻在石碑上名垂青史了。
根据东京司令部里不成文的规定，所有人都是麦克阿瑟忠实的听众；没有谁会挑战麦克阿瑟恢弘的言论，没有谁会质疑麦克阿瑟扮演的先知。他高谈阔论，大到全球时事，小到苏联和中国的动态。虽然他早已与真正的美国失去交流，而且几乎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这个国家，他也仍会大谈特谈美国时政。
他（麦克阿瑟）身上缺乏一种任何成功的军事将领都应该具备的关键品质，那就是倾听的能力，不过他根本就不想学会这种能力。
想要从本质上了解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除了要谈到他自视甚高、不可一世的父亲，同样也不得不提及他那深谋远虑的母亲。在那个年代，所有重要人物，即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受其极为强势的母亲的影响都远远不及道格拉斯。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位国会荣誉勋章获得者，在敌人的炮火面前即便是在自杀式袭击面前也毫不畏惧，但同时他一直是“妈妈的乖儿子”。
平尼克不仅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终生事业的主要设计师，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一手塑造了麦克阿瑟的个性和灵魂，使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我崇拜者。可惜的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反而掩盖甚至削弱了麦克阿瑟无与伦比的才华，她耗尽心血塑造的是一个令整个美国政府不得不与之辗转周旋四十余载的人。
她养育麦克阿瑟绝不仅仅是为了让他获得普通意义上的成功，而是为了让他不惜牺牲所有其他的个人品质为代价来获得成功。想成功就不能顾及他人，否则就会反受其累。平尼克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培养成了一个极端自我同时也因此而极端孤立的人。
她（麦克阿瑟的母亲平尼克）培养出的道格拉斯是一个天赋过人、才能出众、无人能及之人；他既是一个军事天才，也是一个人中之妖从不犯错、从不失败。虽然他才华过人，却有可怕而不为人知的人格缺陷。
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也许那个让麦克阿瑟与之殊死搏斗的劲敌既不是杜鲁门总统，也不是中国人，而是麦克阿瑟自己。实际上，整个朝鲜战争不过是一个聪明胆大、极富创造力的麦克阿瑟和一个虚荣自私、骄傲自大的麦克阿瑟之间的一场对抗。
麦克阿瑟究竟是一个圣贤伟人还是一个恶魔化身，人民很难去分辨。西点军校的军事史教授科尔金西德曾经把麦克阿瑟与英国的奥利弗克伦威尔进行对比。某个描述克伦威尔的句子似乎也可以恰如其分地用在麦克阿瑟的身上，那就是“他是一个伟大的恶人”。
麦克阿瑟一生的轨迹都与自己的母亲平尼克息息相关。平尼克教会他如何力求完美，或者至少做到如何看起来完美，教会他如何巧妙地掩盖内心的任何一丝懦弱。最重要的是，这位母亲还教他不能承认错误。成就完美不可避免地要与狂妄自大相伴同行。
他（麦克阿瑟）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当人们谈论起他时，只能想其他的丰功伟绩。即使在出现问题或者遭遇失败时，麦克阿瑟也绝不会从自身上寻找原因，失败一定是自己的敌人造成的，或是其他什么人的失误造成的，绝对与己无关。
在麦克阿瑟掌管西点军校时，平尼克还是他的女主人每当儿子似乎快要挣脱她的桎梏独立行事时，平尼克都会一次又一次地采取行动，重新赢回自己对儿子的掌控权。
当麦克阿瑟已经出任陆军参谋长时，平尼克还在背后掌握他的一切，当他正式的女主人。麦克阿瑟的第二次婚姻之所以能够维持，部分是因为吉恩费尔克劳斯是平尼克亲自为他遴选的妻子，同时也因为费尔克里斯这位南部女性对丈夫毕恭毕敬，而且满怀极端崇拜之情，也非常珍视自己作为将军夫人的地位。
在她的培养下，麦克阿瑟与同时代的将军们，甚至是同样高傲不羁的巴顿将军都大相径庭。其他的大部分军人，不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可以找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朋友一起并肩作战，共同忍受旷日持久、栉风沐雨的军旅生涯；他们肝胆相照、同甘共苦，彼此之间可以建立起至死不渝的友谊。但是麦克阿瑟没有这样天长地久的友谊；他有辉煌的军旅生涯，却没有知己。
“二战”结束时，麦克阿瑟的自我膨胀已经超越了他的军事才能，最终让他走上了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
麦克阿瑟要求手下必须对自己绝对忠诚。他认为部下理当要为自己赴汤蹈火。但是如果有人想要从麦克阿瑟那里分得一丝一毫的胜利荣誉，那就无异于自讨苦吃。
在来自太平洋战区的所有头条新闻中，都只能找到“麦克阿瑟的部队”这样的措辞；这仿佛是在暗示，无论是谁在真正指挥作战，无论是谁在真正流血牺牲，他们的成就只能归功于麦克阿瑟一人。他甚至规定，所有太平洋战区的胜利消息都必须以麦克阿瑟的名义对外发布。
他（麦克阿瑟）所谓的忠诚是条单行道，所有人都必须效忠于他，而他却可以明目张胆地违背总统的旨意，大张旗鼓地和华盛顿的上级分庭抗礼。
那些真正了解麦克阿瑟的人都很清楚，麦克阿瑟的意识形态是第二位的，他真正为之全力以赴的，是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他唯一的政治观点，就是一切都要围着他转。
他（艾奇逊）策划的外交政策使美国顺利地成为西方国家的领导者，他设计的对苏政策也让美国在制衡对手的同时能够与其和平共存。
大约四十年之后，自身体制的僵化和国民经济的衰退使苏联走向穷途末路。美国媒体下意识地将苏联的解体归功于罗纳德里根而更确切地说，这一“功劳”实际上应当归属于制定美欧关系政策的政治家们，是他们的外交政策有效阻止了苏联在欧洲的扩张，而艾奇逊就是这些人中的主角。
当MZD及其领导的人将要接管中国大陆的初期，艾奇逊并没有将新中国视为苏联的傀儡，也不认为美国有朝一日会与中国交锋。
钱伯斯好走极端，一度是一名笃诚的员。后来他幻想破灭，退出，对别的信仰更加相信。青年时期的钱伯斯相信世间所有的真理都源于主义信仰，而年长之后，当幻想破灭时，他转而相信世间所有的谎言都来自。
1943年，当华盛顿的官僚们仍然沉浸在盲目的乐观中，妄想美国在战后可以跟苏联和睦相处时，凯南却出人意料地提出异议。他竭力向自己的上级们表明美国即将面临的艰难道路：出于种种历史原因，苏联将在“二战”之后成为美国难以招架的竞争对手
凯南的这封电报简直就像是为华盛顿大多数不明就里的官员量身定做的，向他们解释了莫斯科之所以难以对付的原因。这封电报与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演讲不谋而合，在这次演讲中丘吉尔也宣称，铁幕已经覆盖半个欧洲。这正是凯南提出了后来被称为“遏制政策”的对苏战略。
凯南甚至预见到，由于完全迥异的历史背景，中国和苏联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紧张关系。他断定，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无论是不是由领导，在刚刚赢得革命胜利后，正处于自信满满、百废待兴的状态，它绝不会甘心长期做苏联的卫星国，任由苏联人摆布。
国务院的其他专家，例如约翰戴维斯也对凯南的观点表示支持。正如他在1947年写的那样，“克林姆林宫的人们一直以为自己牢牢掌握着中国的革命。可是他们会突然发现，那些由散兵游勇和小打小闹换来的革命果实，早已悄无声息地从他们的指缝间流失殆尽。除了中国人礼节性的鞠躬和微笑，俄国人什么也没得到”。
没有人真正了解杜鲁门，即使是1944年支持他竞选的人都不清楚他的伟大之处。他们推举杜鲁门为副总统候选人，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更看得上眼的候选人。他既是一个普通人的缩影，也是这个国家制造的现代美国总统的缩影。
杜鲁门是一位表现出色的政治家，总是考虑到普通大众的利益。由于他出身平凡，也曾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因此他能真真切切地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
如果需要他、人民需要他，他将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参加1948年的总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杜鲁门出来都不会被困难击倒，他就像一只公鸡那样顾盼自傲，这不仅让美国人民看到了他的伟大，也让他们用自己的选票回报了他的努力。
杜鲁门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在夺得党对农业州掌控权的同时，还巧妙地控制了的各个派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反对者甚至没有回过神来，直到杜鲁门离开白宫以后，他们才真正明白这位总统的高明之处。
MZD让周恩来向金日成转达美军将可能在仁川登陆这一消息。与此同时，朝鲜的一些苏联顾问提出同样的警告，但是金日成却不以为然。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在战场上取得天下的，而是依靠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中艰难求生的能力以及对苏联人的态度。
他（MZD）甚至指着地图对李相祖（朝鲜驻华代表）说，仁川是最有可能遭到攻击的目标。然而出乎中国人意料的是，金日成对此满不在乎，没有在仁川港埋设地雷。
中国人很清楚前线正在发生的大事，但是朝鲜领导层却浑人不觉。在朝鲜制度下，最大的问题就是坏消息很难从前线准确地传到指挥部。尽管其他国家同样也发生过此类事情，但是这一点在朝鲜尤为明显；不利的消息往往会在传递的过程中逐渐变为有利的消息。
8月初，当中国军队开始在鸭绿江北边集结时，中国派出高级将领邓华约见他的朝鲜同行。邓华过江来到边境的安东县，发现这是他能走到最远的地点，因为朝鲜方面不想让他接近战区。
在离开北京时，蔡成文（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治参赞）认为，中国领导层已经做出参战决定。蔡成文猜对了，但决策者不是中国的领导层，而是MZD。在整个9月，中国只有两项重要任务：一是向东北集结部队，二是让领导层中的其他人接受MZD的观点。
大多数中外人士都认为，如果中国出兵朝鲜，元帅将担任总司令。实际上，在朝鲜战争的绝大部分是建立，由于中共方面一直严格保密，而联合国军的情报来源又极为有限，因此美国高层一直以为对方的司令员是。
让部下暴露在美军的炮火之下，这种想法让很难接受。有一次，他问蔡成文，朝鲜是否具有与敌人进行长期游击战的能力和意愿。这个问题表明，他对中美正面对抗犹豫不决。其他一些将领也同样表示怀疑，政治局内也有人私下这么认为。假如他当时知道中方得不到苏联承诺的空中掩护的话，他会多么激烈地反对。
在7月初到9月底的这三个月里，MZD和其他领导人反复和谈话，希望由他指挥作战；但每次提到这个话题时，都说自己身体状况欠佳（原注：关于此问题有多种说法）。在很多人看来，这表明对这次军事干预行动持保留态度，不愿意参与。
但MZD在中央政治局内的绝对权威至关重要。尽管各个委员在表面上是平等的同志，但MZD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就是新中国领导集体的化身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一点，并服从于他。
他（MZD）后来开玩笑地说，在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支持出兵朝鲜，这一个人就是他自己，那半个人是周恩来。
一场微妙的游戏在三个国家之间进行着。一向慢待中国的朝鲜现在绝望地求助于中国。MZD的政治信仰促使中国决定出兵参战，但中国不想立即摊牌，他们希望在和苏联的博弈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尤其是在空中掩护问题上。
作为从蒋介石垮台到朝鲜战争爆发之间阵营中最重要的人物，斯大林一直巧妙地操纵者两个主义盟友的需求和顾虑。
在这场人与猎物的对抗中，斯大林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并成为胜利者，是因为他从不幻想他对这个体系看得一清二楚，并深知它的本质：敌人无处不在，你要在它们张嘴咬你之前消灭之，最好在它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敌人之前他总能比其他人更早地理解这一点，并能更冷血地贯彻执行，毫不手软。
在斯大林的眼中，MZD或许可以算作主义者，但更有可能还算不上，因为他缺乏与无产阶级的联席，而中国本身也缺乏工人阶级，他太像一个农民了。斯大林在“二战”期间曾说，他们很像萝卜：红皮白心。
冷战结束以来，很多被公开了这些文件表明，MZD和斯大林之间的早期裂痕远比人们想象的大。
或许最具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外交界当时居然惊人一致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阵营是铁板一块。更重要的是，对方对局势的误判让阵营更加像“铁板一块”。
斯大林绝不会拿苏联的资源、苏联的国家利益或是苏联人的鲜血，去追求所谓主义大家庭的伟大事业；他只相信用军队征服的东西，一旦被武力征服，他就用秘密警察去控制它。
1948年底，MZD又多次提出访苏事宜，但每次都被斯大林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回绝；但是到了1949年1月，斯大林却派自己的心腹之一米高扬秘密访华。斯大林仍担心美国人会在最后时刻横插一腿。当斯大林提醒MZD在跨过长江后务必放缓脚步时，MZD感觉到了斯大林的胆怯。
MZD那时非常清楚，斯大林根本就不信任他。他在私下里曾开玩笑（如果这是句玩笑话的话）地说，他不在乎斯大林是不是信任自己他还被认为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MZD根本就不是苏联领导人想要的那种人。他对自己的成就太骄傲，太以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为荣，思维太独立。通过领导这场革命，他认为自己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乞求者。
和苏联一样，MZD的胜利也是为了寻求独立，但同样的胜利却让莫斯科感到如坐针毡般不安。随着MZD最后胜利的日益逼近，两个国家领导层之间的矛盾日渐升级。莫斯科一直怀疑MZD是秘密的铁托分子，只要时机成熟，他就会变成最大的铁托分子。
1949年10月2日，即中华人民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中国合法地位的国家，但斯大林私下里仍然不想给中国人任何其他形式的友谊。
诸多历史力量阻碍着国与国之间的真正联合，而斯大林的自大以及这两个人（斯大林和MZD）在各自国家的无上地位，又让他们之间的联合变得难上加难。
苏联的个人崇拜始于1929年12月斯大林的50岁寿辰。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列昂诺夫对伟人的定义是：“终究有一天，全人类都将对他顶礼膜拜，历史将把他而不是基督耶稣视为时代的起点。”
尽管MZD最初可能还对个人崇拜持怀疑态度，但他很快就认识到个人至上的真谛。像很多其他领导者一样，他也发现，有利于领导者的东西，往往也有利于革命。而且，随着他日益显著地成为中国的唯一领导人，他开始有唯我独尊之感。
事实证明，MZD在某些方面又非常像斯大林。于是，他开始不断清除周围的潜在“敌人”。随着个人崇拜的膨胀，随着贫苦农民对他的崇敬与日俱增，他在生活方式上开始发生变化。正如拉克尔（历史学家）所说的，MZD游长江这么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也被宣传成历史的转折点。
“他不仅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天才。他从来不犯错误，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理，而且一句话顶别人一万句。”中国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
在此前几个月里，斯大林对MZD即将全面胜利一事保持缄默，苏联的报刊也几乎只字不提此事。“《真理报》在最后一版登过零星消息，《消息报》上有过几小段报道。除此之外，很难看到中国一词。”即使是在MZD已经踏上奔赴莫斯科的路程时，人们看到的依旧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冷漠。
在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时，他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把世界最大的国家带上主义道路的领袖，而是像历史学家亚当乌拉姆所说的，“他似乎和保加利亚领导人没什么区别”更没有什么大型欢迎仪式或是庆祝典礼之类的事情。似乎MZD此行的目的就是来学习如何在斯大林的世界，或者说主义宇宙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如果他（MZD）是斯大林的主义兄弟，那就应该知道，在这个宇宙里，只有一位主义大哥，而且这个大哥的地位至高无上。
赫鲁晓夫的一个助手告诉上司：“莫斯科来了一个叫MZD的人”。“谁？”疑惑不解的赫鲁晓夫问。“你知道的，就是那个中国人。”助手回答。这就是莫斯科对MZD的说法：那个中国人。
这就是莫斯科对MZD的说法：那个中国人。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这个中国人的。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欢迎仪式并不是在克林姆林宫举行的，而是被安排到老市政厅。用乌尔姆的话说，“这里通常是招待那些无足轻重的资本主义国家达官贵人的地方。”
当斯大林和MZD终于会面时，他们之间自然表现得互不理解。“你为什么没有迅速占领上海？”斯大林问，因为解放军进入上海似乎有点不紧不慢。“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MZD回答，“一旦占领这座城市，我们就要为600万居民的生计着想。”听后，本来就担心MZD关心农民胜过工人的斯大林大为震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的首次出访几乎没有换来任何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答应五年内提供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每年只有6000万美元。
MZD身边的一些人认为，他对这场战争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并不在意，因为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即使美国人动用，MZD也不为所动。有一次，他把比作“纸老虎”，这让尼赫鲁大惊失色。
麦克阿瑟身边的马屁精和献媚者比任何人都多，他们在和麦克阿瑟说话时，语调“几乎只有颤抖和敬畏，我一直以为，这些献媚行为终将把他绊倒”。
到1950年秋季，他们（麦克阿瑟）的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反复无常。如果麦克阿瑟笑，他们就跟着笑，如果麦克阿瑟皱眉，他们也跟着皱眉。如果事情顺利，那是因为他们的上司是个伟人；如果不顺利，那是因为华盛顿那帮不共戴天的死敌。
他（沃克）目送麦克阿瑟的飞机离去，然后走到泰纳和林奇面前，只说了一句：“放屁！”两人吓了一跳，首先是因为沃克从来没有质疑过麦克阿瑟，其次是因为沃克从来不说脏话。
他们（中国军队）没有重武器，弹药和食品的配给也少于美国人，轻便、快速是他们的最大优势（但最终也称为他们的最大劣势）。
这些已经登陆朝鲜半岛三个月的美国人对韩军的第一印象就是：遇敌即溃，实际上是直接跑回本部，几乎从不反抗。这也是东京司令部那些制订作战计划的人和前线作战人员之间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
就在克鲁拉克向阿尔蒙德介绍这种装备（履带式两栖登陆车）的巨大威力时，阿尔蒙德突然插了一句：“这家伙能浮在水上吗？”“我马上出去把这句话告诉了十个人，”克鲁拉克说，“因为我可不想忘记这么令人汗颜的事，一个在仁川指挥登陆部队的人居然问我，这家伙能浮在水上吗？”
在这场（长津湖突围）战役中，中共方面估计阵亡4万人，受伤约2万人。从11月27日到12月11日，在于中国部队进行的正面作战中，该师（陆战第1师）阵亡561人，失踪182人，受伤2894人，非战斗减员3600人，主要为冻伤。
阵亡4万，受伤2万，干掉对方561人，这是怎样的一种“胜利”呢？
还有一种危机好像只存在于麦克阿瑟的心里：他一直想让周围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现在他在战场上输给了一支农民将军领导的亚洲军队，因此对他失去信心的不光有自己的部队，还有他本人。
1950年12月23日。当时，沃克和他的驾驶员、助手以及贴身警卫挤在一辆吉普车里，沿着公路边的狭长通道向南行驶，道路挤满了南下的车辆。突然，一辆运载武器的韩国军车闪进他的车道，事故就此发生。吉普车被撞翻，连车带人一起滚下路边的沟渠；其他三个人活了下来，沃克当场身亡。
李奇微是少有的能同时得到华盛顿和东京（麦克阿瑟）认可的人物，两边都认为李奇微是接替沃克的合适人选，实际上也是唯一的人选；在得知沃克去世的信息后，麦克阿瑟就要求李奇微到任。李奇微在华盛顿的地位更高，如果杜鲁门和参联会能在开战初期选择他们自己的人，你们李奇微无疑就是那个获得远东司令部指挥权的不二人选。
他（李奇微）是美国陆军最优秀的将领，甚至在接管第8集团军指挥权之前，他就成为衡量其他军官的标准：你是否和李奇微一样优秀？但他还是那个年轻的李奇微吗？他精力充沛、不屈不挠，而且从不容忍错误，因此，对于这场发生在错误时间和错误地点而且又突然从错误沦为不可救药的战争，他无疑是最佳的指挥官人选
李奇微是最强硬的人，毫无幽默感，极端进取、从不退缩，既严于律人也严于律己。他是一个天生的战士，除了“斗士”之外，你找不到更适合他的称号但绝不是和平时期的战士。他没有麦克阿瑟那么夸张和浮华，但绝不缺少魅力。
在第一次听到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的时候他马上告诉助手，密切关注苏联在世界各地驻军的非正常移动。与此同时，李奇微还提醒他的上司布莱德雷和柯林斯做必要准备，至少应该调遣一部分兵力。“如果我们采用这样的措施，战争也许不会发生，我们会赔掉一点钱。但是我们不做准备，战争肯定会发生，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他（李奇微）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负责的是这个国家最高贵的资源年轻的生命，父母的挚爱。“在战场上，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他曾说，“一个士兵的死和一个将军的死，在上帝的眼里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条伟大生命的结束，个人尊严也正是西方文明的基础，每个指挥官都必须牢记这个事实。”
砥平里战役之后，中国军队最终也遭到沉重打击，美国人的飞机、打炮导致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几千人在战斗中丧生。一个连长形容当时的惨状说，战场上覆盖着“中国人的肉酱”。
李奇微对领导权的理解则更适合于平等主义时代。他从不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因为他认为让手下人自己去发现可以使他们更自信，成为更有责任心和意志力的战士。只有相信自己（而不是他李奇微），才能让自己更勇敢地战斗，他的工作就是教导他们挖掘这种潜质。
和麦克阿瑟一样，李奇微也知道神话的力量，也擅长创造关于自己的神话。他的外号是“老铁蛋”，因为人们都说他胸前一直挂着两颗手雷（实际情况是，一个是手雷，另一个是急救包）。这个信息很清楚：我李奇微随时准备战斗。
李奇微从不参与军队内部的任何派系，可他绝对是马歇尔的人李奇微在回忆朝鲜战争的书中把马歇尔奉为自华盛顿以来最伟大的美国军人。
“在战争期间，很少有几个前线指挥官能决定性地改变战局，但是李奇微在朝鲜就证明了自己是个例外。他的睿智、勇敢和不屈不挠的领导风范，让这场战争成为美国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战争，一场只属于李奇微一个人的战争。”
华盛顿希望不在朝鲜投入太大资源的情况下把中国人拉到谈判桌前，艾奇逊曾对布莱德雷说过：“我们正在同错误的对手交战，我们打的是第二梯队，而真正的敌人是苏联。”
中国军队是非常优秀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们毕竟不是超人，毕竟只是来自一个资源有限、极端贫困的国家的普通人。他们的军事装备极端落后，在物资补给和通讯联络方面也极为薄弱。他们发起进攻时吹响的军号和长笛，在夜间确实让人胆战心惊，但事实上缺陷也很明显：他们不可能仅凭这些乐器对战场上的突然变化做出及时反应。
他们（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时吹响的军号和长笛，在夜间确实让人胆战心惊，但事实上缺陷也很明显：他们不可能仅凭这些乐器对战场上的突然变化做出及时反应。即使已经冲进对方阵地，他们也没有能力立即摧毁美国人的防御体系；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自己反而可能会遭到重大伤亡。
他们（中国军队）的每一场战斗都面临着物资补给问题，因为他们能携带的弹药和干粮非常有限；而美国陆军的重新补给能力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因而在任何一次战斗中，美国人都能坚持更长的时间。
他（李奇微）认为，战争不应再以夺取领土为最终目标，重点应放在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采取拉锯战，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最大限度地制造人员伤亡。因此，最关键的作战词汇就是“杀戮”。
李奇微现在的想法是，始终与中国军队保持接触，持续交战，并在每一场战斗中给中国军队造成人员伤亡。总有一天，即便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也会因精锐部队大量损失而无力支撑。他希望尽早实现这一策略，以便让敌人知道，按自己挑选的战场去赢得胜利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出其不意进行偷袭也不再现实了。
李奇微认为，中国人在军隅里采取的战术和他们在内战期间对付的战术如出一辙，可始终没有人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
尽管美军远在朝鲜的北方，防御能力很弱，但如果能在夜间保持紧密阵型，各部队之间能形成交叉火力，并有侧翼掩护（而不是指望韩国军队给他们提供掩护），那么那场战役的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即便是在军隅里，美军的补给也没断，后来反倒是中国人挺不住了。
长期的空降训练与作战经验，对李奇微现在的战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这种战术的关键所在。他的想法是首先建立一个强大的堡垒，并以猛烈的火力维持各个部队之间的一体性，然后让敌人首先发起进攻。
这将是一个全新战争阶段的开始，也就是战争的转折点。一支完全不同的美国军队和联合国军来到朝鲜，这全因一个人（李奇微）的到来而改变，而中国军队的领导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实际上，早在1950年9月和10月，就在MZD考虑是否实施军事干预时，中国的军方与政治领导人就出现过明显的意见分歧。坚决反对出兵朝鲜，他担心中国无法抗衡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他认为，美国一个师的火力就相当于中国的十个甚至二十个师。
和其他军方人士还提出另外一点：中国的工业基础很极其薄弱，因此，两个国家在维持现代战争的能力上存在极大差距，即便是武器的供给和更换，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后来以身体抱恙为由拒绝指挥志愿军，这确实反映了很多中国军方人士的极度不安，而政治领导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政治挂帅，军事服从于政治。
在那场（中国内战）战争中，他们始终坚定不移地以政治为出发点，但不得不指出的是，那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在那里很容易就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掩护和支持，正是长期受压迫、没有基本人格尊严和基本经济权利的农民，让他们在蒋介石面前拥有了无坚不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能否再国外的土地上继续发挥作用，恐怕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彭德怀这样的军事家不仅了解政治，同时也意识到战争有其特殊的内在规律。尽管政治规律和战争规律在中国的内战期间完整地合二为一，但是到了朝鲜，它们将会一分为二，因为大多数朝鲜人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只不过是一支外国军队而已。
在清川江战役之后，MZD变得更加自信，而彭德怀将军则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走入了自己挖下的陷阱。在中国军队继续南下时，他开始变得顾虑重重，因为他毕竟没有空中掩护，而且从一开始，后勤补给的困难就摆在眼前。
在志愿军向南进军过程中，MZD多次要求彭德怀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但每次听到这些，彭德怀都会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彭德怀的观点一直较为保守，他认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军队将在以后的战斗中遇到更大的困难。
彭德怀的观点一直较为保守，他认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军队将在以后的战斗中遇到更大的困难。仅仅是这支大部队的吃饭问题就够让人头痛了：在1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基本上就是靠美国人剩下的食物充饥。他感觉到，现在部队实际上已经处于半饥饿状态，如果继续南下，口粮和军火的补给将更加困难。
在清川江战役中，他面对的是一群毫无准备的美国军队；在对所有美国部队成功地实现分割的情况下，他们发现还是很难将敌人全部歼灭。美国的空中垄断显然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军的空中火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地面部队的高机动性，让他们随时能对被包围的部队实施援助，这一点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更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即便是在军隅里地区，虽然美国人对中国军队的进攻毫无准备，而且美军指挥官的无能表现极端令人失望，但逃出包围圈的美军部队还是大大超乎中国人的预料。然后，在进入中国人所说的第四次战役或是战争的“第四阶段”后，中国军队的劣势尽显无疑。这也导致高级指挥官和政治决策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趋于公开化。
现在，是MZD让自己的军队深入战场、远离大本营的时候了。他也许会像麦克阿瑟那样，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想象出发来看待战局。
在朝鲜北方取得的胜利蒙蔽了MZD的判断力，但他的战区指挥官们已经意识到，这样的胜利也许很难重复了。正如历史学家余斌指出的那样，现在的MZD“深受初期胜利的鼓舞，开始追逐更大的目标，但这个目标显然超出了部队的实际能力。”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猛烈反击让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军队的战斗力有了新认识。在对高级军官讲话时，彭德怀时不时会略带讽刺地说到“某些自封为深谙战争艺术的专家”“某些军事专家”以及“某些以教条主义思想看待战争的人”等。
当苏联和朝鲜在12月强烈要求他的军队加快追击步伐时，彭德怀勃然大怒：苏联人压根儿就没派一个人到朝鲜；至于朝鲜，是中国把他们从致命的失误和拙劣的军事指挥中挽救出来。最让给他不能接受的是，苏联并不是把压力直接加到他的肩膀上，而是推给了MZD
彭德怀对参谋人员抱怨最多的就是后勤正像他预料的那样，物资补给真的变成了梦魇弹药和食物的供给已经成为整个部队最大的瓶颈。
严寒使得中国军队不可能在当地找到足够的食物来源。MZD有一句注明的语录：“军民鱼水情，军队就是游在农民海洋的鱼儿。”但实现在，志愿军却变成了游在刺骨冰水中的鱼。看到中国军队的时候，朝鲜农民依旧惊恐万分，他们以为，中国人和美国人、韩国人都是一样的。
自开展以来，他们就没过一天好日子，很快，营养不良就变成志愿军的一个严重问题。彭德怀的部队是忍饥挨饿地继续战斗，用他们当时的话说，“嚼一口炒面，吃一口雪”；活着的人往往会取走牺牲者剩下的子弹和干粮。
当志愿军在1950年新年发动第三次战役时，来自中国大陆的食物仅能满足四分之一官兵的最低生存需求。整个部队始终处于极度的饥饿和疲劳之中。
寒冷当然也不会对中国士兵开恩，他们的情况更糟；他们脚上穿的就是帆布鞋，冻伤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敌人。有时候，很多中国士兵由于冻伤而无法穿鞋，于是他们干脆就用破布包住脚，继续战斗。
如果说MZD最初决定出兵参战是为了让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长期被苏联为首的主义阵营注意到，这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中国，而是一个全新的中国，那么，他现在追求的远远不止于此。
战争初期出人意料的大胜正在慢慢转化为彭德怀的压力。迄今为止，中国军队的表现异常出色，超乎人们的预想，但苏联人还在不依不饶地通过驻朝大使敦促彭德怀继续前进。一想到苏联在开战前违背提供空中掩护的承诺，彭德怀就感到不舒服，这自然让他对苏联人的训诫鄙夷不屑。他觉得，苏联人的建议只能说明，他们是在用中国人的生命去证明自己所谓的勇敢战斗精神。
第三次战役似乎让中国人再次尝到胜利的味道，但这也给彭德怀取得下一次胜利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这让北京的领导层意识到他的谨小慎微毫无道理。苏联认为中国人胆小怕事的看法激怒了MZD。
（弗里曼）认为，对付中国人最好是先侦察到他们，同时确保自己始终处在本方炮火的覆盖半径之内。然后，只要有可能的话，一定要让敌人向你靠拢，而不是主动进攻敌人。智勇双全的李奇微也设计出一套类似的战术，后来法国人称之为“诱敌摧毁”。
中国人在猛烈的空中打击下开始撤退，进攻被彻底击溃，战斗就此结束。弗里曼所部有225人伤亡或失踪，他们在阵地附近找到了1300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据估计，在此次战斗中，中国军队的总伤亡人数约为3600人对手是志愿军第125师，由此可以推算，本次战斗的伤亡人数约为该师的一半兵力
（砥平里之战）是整个战争中最关键的一场战斗，因为正是在这里，美军才真正学会这样与中国人作战。多年之后，史密斯的战术被写进利文沃兹堡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的教材，成为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中国人不可战胜的神话被终结了。
砥平里之战结束后，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士兵，都对战术有了一种新的感悟：只要能占据有利地形，再加上正确的火力和正确的指挥，战斗的压力就会转嫁给缺乏重武器的中国军队。中国人在战斗结束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此时，哈泰尔中尉还在中国军队的上方飞行，这就为地面炮兵准确调整射程提供了便利。之后，炮兵开始井然有序地将一批批炮弹倾泻到中国人的行军纵队中。但中国军队仍然继续前进，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的脚步，即使是如此无情的弹雨。此时，这种无畏精神反倒成了他们的弱点：一旦战斗打响，他们很难根据战局发展做出调整。
正如科尔曼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后勤优势对敌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只需要几个小时，他们就可以把更多的弹药空投在原州的守军阵地，而中国人则需要几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才能把弹药送到战场上。
（原州炮击）是整个战斗的转折点。据估计，此次炮击导致5000名中国士兵死亡，还有数千人受伤。随后双方又打了几场恶仗，不过原州毕竟是保住了。中国军队在中央走廊地区损失惨重，伤亡人数可能高达两万人。
战事进行到这个阶段，中国人最大的弱点逐渐显现出来中国军队的指挥结构极为僵硬，命令自上而下传达，基本没有弹性，下级军官缺乏自主决策的空间他们与美国陆军的决策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美军强调前线指挥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的能力是他们的一大财富。
中国人可以高强度连续作战两天，甚至三天，但有限的弹药、食物、医药补给乃至体力，加上美国空军的强大火力，肯定会影响他们的作战能力，不仅让他们无法充分利用已有的优势，而且会增加失败或全盘崩溃的可能性。每一场战斗，只要打到第三天，他们就会耗尽一切，不管局面是否占优，他们都会就此撤退。
砥平里和原州的失败对彭德怀来说是破坏性的。他动用志愿军的一线部队，也就是最精锐的部队，却伤亡惨重，被迫撤出战场。中国方面一直没有透露伤亡情况，按照美方估计，仅砥平里一战，中国的阵亡人数就有可能多达5000人。
麦克阿瑟开始越来越挑剔李奇微的战略，他甚至在公开场合以极端蔑视的口吻把李奇微的所有成功称作“手风琴式的战争”。在进攻时，联合国军只前进二三十英里，一遇到中国人的进攻便立刻退回原地。虽说在华盛顿没人认为这是理想的战争，但大家都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让中国人付出的代价更大，美中双方的伤亡比是1比10或者1比15
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后来提到父亲当时的愤怒：“他的声明让我们无法向中国人传递任何（和谈）信息，他（麦克阿瑟）阻止了马上即将开始的停火和谈进程。我真想一脚把他踢进黄海。”
麦克阿瑟作为第一证人参加接受了三天的（听证会）质询，表现得绝不像个名家大师他的事一天比一天站不住脚，他的形象一天不如一天伟岸；而他的敌人，或者说他以往拳头下的沙袋，比如艾奇逊和马歇尔，则越来越有深度，越来越有基础。
布莱德雷的发言把听证会推向了高潮，他说如果他们执行麦克阿瑟扩大战争的计划，那就会让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远东司令部的低级军官麦卡弗雷说：“如果他（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成功的第二天退休，那么美国每个城市都会出现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但是，他留下的时间越长，说得越多，对自己的伤害也就越大。”
它演变成一场残忍的、代价巨大的战争，一场少有突破的战争，一场所有战略旨在对敌人实施最大程度的惩罚而基本上不改变战线的战争。最后，每一方都不能取得大胜，只有双方互不满意地妥协。
1951年春，中国军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势，损失惨重但收效甚微。他们在前线万大军，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战斗之一，结果是人员大量伤亡，战果却微不足道。
1953年3月，美国与中国恢复停战谈判。一直怂恿中国采取更强硬手段的斯大林在此时去世，这为双方最终寻找及方案开启了一扇大门。在中国，MZD也不必担心斯大林再对自己指手画脚了。
MZD产生影响，又担心中国与美国成为盟友，因此当MZD决定和美国人战斗到底时，斯大林不会不高兴。
他（金日成）不但没有成功地统一朝鲜半岛，还诱使美国提高了对韩国的军事防卫等级；他不但没有以武力夺回韩国，还刺激了韩国战后的经济增长，让它成为朝鲜难以企及的经济强国。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苏联人只会说大话，人后躲在一边看热闹。朝鲜人流于浮夸，过度相信自己的能力，在关键时刻溃不成军，是中国人拯救了他们。
在中国人的眼中，无论是在朝鲜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记录中，还是在讲述这场战争的博物馆里，普遍不愿称颂志愿军的丰功伟绩是一件可以理解和并不令人惊奇的事。朝鲜不喜欢被人拯救的感觉。
年，“”带来的后果已经有所显露，中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饥荒。但人们看到的农业产值却高得离谱，唯有谎言和虚假的统计数字，才能支持“”的成果，而无人敢于直面现实。
立即让人将此信（彭德怀庐山会议期间给M的信）打印成文，并分发给所有与会人员。此信的性质由此面目全非尽管所有与会者在心里都认同他的观点，却没人敢公开支持他。正如史景迁所说：“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支持彭德怀。大多数人认为，元帅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的。”
正是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庇护，才让韩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首先是军事现代化，然后是工业现代化，但唯独不涉及政治现代化。如果三十年后再去回顾那段历史，人们会惊奇地发现，韩国经历了一次不可思议的社会民主化进程。出人意料的是，这场政治变革完全是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副产品而出现的。
现代化进程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阶段性：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应该是教育现代化，而后是社会现代化，然后是经济现代化，最后才是政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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