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谍战片热播，都会引起人们的热议，大家会纷纷揣摩谁是片中主人公的原型。《风筝》中男主人公郑耀先的原型在电视剧的结尾已有所暗示，依次是潘汉年、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阎宝航、熊向晖、朱枫、张露萍、沈安娜、黄慕兰、陈琏等，他们都有一些与郑耀先类似或更加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除此之外，从现在已经公开的出版物和网络媒体上还披露了我党打入到军统和中统的情工人员有王化一(1937年8月，戴笠在南京以抗日为号召，成立“军统局”。王化一受聘为设计委员，军衔为少将)，李茂堂(1945年秋天，亲自批准，由中社部罗青长、介绍，发展中统陕西调统室主任李茂堂入党。这种党员称为“特别党员”，必须经由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批准，入党后不暴露身份，秘密为党工作)，余乐醒(曾，后又入党，是戴笠的智囊，沈醉的姐父)，葛亦远(1940年奉命打入军统系统，深受器重，戴笠死后向我党提供了军统组织的变化和人员名单)等。解放后，因工作需要，仍然没有暴露员身份的情工人员有傅作义的机要秘书阎又文，还有许多至今仍然不能公开身份的秘密党员，他们的事迹除了极少数知情人掌控外，连他们自己的亲属子女都不知晓，甚至死后也不能公开，但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陈毅元帅曾经有诗云：“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但我们的一些情工人员直到雪化时，仍然沉默不语，大爱无声，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事实证明，我党的情报工作在、周恩来的运筹帷幄之下，如水银泻地般地渗透到敌人的各个部门，是世界情报史上罕见的奇观壮举。原高级将领张治中在得知熊向晖是我党派到胡宗南身边的特工时，曾经这样感叹到，“原来只知道蒋先生打仗不如、周恩来，现在才知道，蒋先生搞特务工作也不如、周恩来，焉能不败!”
相比较起来，的情报工作就相形见绌了。《风筝》中塑造了一个“影子”，被一些人津津乐道为是戴笠的“杰作”，揣摩是以军统特工沈之岳为背景，号称曾经打入到中共高层，任的机要秘书，与张爱萍交往甚密。“一事二主，两边无伤”。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纯属胡说八道。这是某些人为了挽回特工完败的面子，树立的一个假典型。我曾经就此传闻问过某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说，沈之岳有其人，而无其事。的机要秘书有限，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个叫沈之岳的。延安时期，边区保卫部门政审非常严格，他根本不可能接近我党中央高层。后来经过查实，军统确实有一个叫沈之岳的，他进入延安以后，潜伏在基层，摄于边区保卫部的政审和肃反，溜了回去。至于沈之岳与张爱萍将军的交往，更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张爱萍将军的子女希望我把张爱萍将军的夫人李幼兰的一份声明公诸于众，以正视听。
载于《作家文摘》1292期(2009年12月4日星期五发行)第四版文史专栏的《“第二代谍王”沈之岳》一文(摘转自《凤凰周刊》2009年第32期，由曹佐才落款)，其中多次提到了张爱萍与沈之岳的交往，如张称沈为模范党员，个性如周恩来，张安排沈来大陆治病，等等，纯属子虚乌有。文中还引用了台北《中央日报》的文章，借张的口评价沈，说他是“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等，以讹传讹。
事实是：爱萍同志退休闲居后，90年代前期一天，国台办负责同志(隐其名)带沈之岳前来驻地拜访。爱萍和我并不认识沈，见面后，沈连称是特地来感激张将军救命之恩的。此事源于1955年我军发起的解放大陈列岛战役，也就是现在广为知晓的一江山岛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张爱萍是我军大陈战役总指挥，沈之岳当时随政战部主任蒋经国也恰在大陈驻防。大陈战役初战收复一江山岛后，美国务卿杜勒斯即出面求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从中斡旋，请求我军暂停攻击，由美方派出舰队转接大陈守军撤离，大陈列岛所辖16个岛屿一并交还我方。为避免伤及大陈万余百姓，中央同意了这个方案。这次沈来京求医，得知给自己看病的中医师也在给张爱萍治疗，于是便有了这次会见。沈见到张后，第一句话就是感激张给驻岛守军放了一条生路，以致才有他自己的今天。记得爱萍当时大笑，诙谐地说：“那你要感谢、周恩来，要是我，就不会放过你。”
闲谈中得知，沈还是张的学生。此事源于1937年初，张在抗大任军事教官，沈恰是抗大学员。会见时，沈说：“你还是我的先生。”爱萍同志说：“那时学员很多，没有印象了。”
张和沈的会面，气氛是融洽的，但他们的交往，也仅止于此。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国共两党的恩怨已成历史，前人已经作古，但历史就是历史，不能编造。
由此可见，根本就拿不出一个像样的特工与中共媲美，于是采取这种卑鄙的伎俩，往自己脸上贴金。
中共情报人员为什么能完胜特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党的情报工作者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关于“信仰”问题是《风筝》的“胜笔”，也是他的“败笔”。所以说是“胜笔”，是因为在《风筝》中把一个有情有感、有勇有谋的中共情报人员郑耀先描写得有血有肉，其对信仰的追求与执着，感动了许多人。所以说是“败笔”，是因为在《风筝》中，把的特工也描写成可以为了信仰、为了兄弟舍生取义的义士。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信仰也许每个人都有，但信仰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凡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信仰是正义的信仰，否则都是非正义或者的信仰，封建迷信，异端也是信仰，值得提倡吗?同样的道理，当时已经背叛孙中山的“”，挑起内战，把国家搞得民不聊生，积弱积贫，甚至内部都勾心斗角、众叛亲离，这样的信仰还值得坚守吗?渲染特工人员的这种顽固不冥，就是是非不分，就是对我党情报人员忠贞不二精神的亵渎。这是《风筝》的第一大败笔。
《风筝》的第二大败笔是，把我情报保卫系统的领导机关写得一塌糊涂，谍战屡屡失手，敌特屡屡得逞，甚至连一些小儿科的伎俩都把我情报保卫人员蒙得团团转。这让稍微知道一些国共谍战史的人看得窝火。责问，就凭着这么一个低能、低效、充满内耗的领导机构怎么能打败?那不是天方夜谭吗?
《风筝》的第三大败笔是，把我情报战线描写得无情无义。断了线的“风筝”无人接头、保护，没有备用方案，我情工人员的亲属子女无人照顾;“风筝”接上了头，又不信任。用得上，人前;用不上，人后。这么做，多么寒情工人员的心啊!其实，这与事实严重不符，我们很多情工人员作为“闲棋冷子”，长期布局于敌后，如韩练成、沈安娜、熊向晖、张克侠、何基沣等都曾经与上级组织中断过联系，但组织一刻也没忘记他们，他们也千方百计寻找组织，一旦与组织接上头，经过短暂审查，仍然委以重任。对情工人员的亲属，组织上更是关怀备至，我认识的许多小伙伴就集中在“少年之家”，得到了家庭的温暖。哪里会像乔儿那样流落街头，无人问津?真的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风筝》第四大败笔，就是以“人性论”代替“阶级论”。不可否认，我党的情工人员也有七情六欲，也食人间烟火，但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个的情工人员不可能抛弃组织纪律和党性原则去和一位自己的怀疑对象去谈情说爱，甚至给特务提供畏罪自杀的机会，如此善待敌人，那对自己以前的同志恋人和牺牲在自己眼前的烈士们又情何以堪。
当然，不可否认《风筝》也反映了一些事实，值得我们深思。比如，对隐蔽战线的同志在制定必要的纪律加以约束外，还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规矩加以保护，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再不能发生类似潘汉年那样的冤案。
总之，国共两党的谍战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最终以完胜，完败而告结束。这就是历史，是谁人也撼动不了的历史。